晨焱：清明节，回望父亲母亲，新中国的新知识分子
年轻时的父亲母亲
转眼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快四年了，母亲也离开我们近一年了。
这两年，因为疫情，很多亲人朋友大多不能见面，视频联系成了习惯之后，距离变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似远又近，似近又远，让人常常分不清楚到底是一直保持联系还是好久未见了。
这种感觉在父母离开之后，尤为强烈。我常常会忘记他们已经永远离开，看着微信通讯录里的头像，似乎点开的下一秒他们就会出现在视频中……
清明期间，读到很多怀念父母的文字，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伤，亲人离别的无奈，屏幕这头的我即便素不相识，也禁不住泪眼婆娑。
想到父亲母亲，似乎他们对待死亡、离别要达观许多，或者因为他们更唯物，又或许他们的一生更丰富、更有意义，才会觉得碌碌无为比死亡更令人绝望和悲伤吧！
父亲和母亲都是新中国早期培养的大学生，五六十年代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一路与新中国同行，风雨兼程，最好的年华和新中国艰难创业的时代重叠，但是在他们晚年的回忆讲述中，很少听到苦、累、委屈等等伤痕文学式的抱怨，更多的是能够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群众建设祖国的欣慰和自豪。
年轻时的父亲
父亲是煤田地质工程师，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西南勘探煤矿。常年的野外生活，令父亲患上了严重的关节、脾胃疾病，这些疾病在他晚年的时候，频繁光顾，令他饱受痛苦，但父亲毫无怨言，每每回忆那个时候，父亲更多说的是怎样克服困难进行地质勘探，以及找到了煤田之后的喜悦，还有参与国家能源建设的骄傲。
母亲是医生。和父亲结婚后，放弃了城市大医院，离开内地来到位于边陲的地质队做随队医生。好儿女志在四方，这是那时的风气，同时，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了他们的爱情。
边陲和内地的生活条件天差地别，回内地探一次亲，路途就需要三天。但是母亲毫不介意，而是安心在边陲工作、生活，与父亲琴瑟和谐，对地质队员和边民救死扶伤。她既是一位优秀的医生，也是优秀的母亲。
父亲母亲非常热爱生活，工作之余也留下了不少照片。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父母教育我们最多的是“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常常告诫我们在工作中“吃亏是福”，因为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金子就总会发光。”
这些教诲，我们一直铭记在心，即便后来社会变迁，价值观、人生观统统和他们那个年代不一样了，我们依旧未改。
曾经和朋友谈起过父母这些教诲，朋友以为这是我父母被洗脑的结果，只是盲从了时代，盲从了伟人，有愧“知识分子”称谓。
这个清明，缅怀父母的同时，我又一次思考这个一直伴随我的教诲，突然醒悟：我的父母才是无愧“知识分子”称谓，只是这个称谓的全称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今天的什么知识精英、专家、学者等等。
我的父亲，参加工作没几年，就获得了“省劳动模范”的荣誉，当年父亲和他的同事在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方面做了详细的勘察，并提交了详细的报告，也正是因为有父亲他们这些地质工作者的卓越贡献，才有今天的很多矿山，从而为西南边陲地区民用煤和与煤炭资源相关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资源保证作用。
那个时期的父亲，可以说一心扑在工作上，淡泊名利待遇，母亲说当她从内地去到地质队的时候，看到的父亲宛若“野人”，头发杂乱，人非常的消瘦，因为常常去野外勘探，衣服也是破破烂烂。
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小地主”，当时自己又是技术负责人，所以也会有个别大字报批评他，不过也多是指出父亲的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其他，也没有受到其他超过文字批评的形式，哪怕”地主婆“的奶奶跟着父亲在地质队生活，也没有受到冲击。
母亲的家庭出身和父亲一样，但是依然是地质队里受人尊敬的“苏医生”。不管什么人求医也不管是什么时间，母亲都是随叫随到，用她和煦的态度和精湛的医术为人们解除病痛。
父亲（后排中间）和他的地质队队友
母亲说过一个小故事，当年地质队里一位右派受到批斗，医疗室共有三位医生，一位根正苗红的医生，一位同样地主出身的男医生，另一位就是母亲。这位右派需要看病，根正苗红的医生不屑去，出身不好的男医生不敢去，而母亲认为有病人医生就有义务去诊治，于是母亲就出诊了。出诊就出诊，母亲之后并没有遇到什么批评和指责。
按照现在的伤痕文艺营造的刻板印象，父母又是地主出身，又是技术负责，那一定是被整被批斗被迫害的对象，但为什么父亲母亲这样兢兢业业工作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受到这些待遇？
这其实正是体现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父亲母亲从来都是把自己看作劳动人民的一员，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专业知识而看不起劳动群众，也从来没想过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谋取名利待遇，他们认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都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并不是自己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的资本。这些群众自然也看在眼里。
在西南边陲工作了近二十年后，父亲母亲工作调动到中部省份的矿区工作。
父亲仍然做着煤田地质的工作，后来时代变了，风气也变了。因为父亲只专心业务，技术级别被降，科研成果被官员窃取署名，对所有这些，父亲都淡然处之——他认为，只要这些技术成果，国家用了就行，是谁的功劳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小煤窑盛行，不管怎样的金钱待遇诱惑，父亲都拒绝了——他认为，这些毫无章法的小煤窑，既是对矿工的压榨也是对国家资源的窃取。
父亲这些“古板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现实生活越来越格格不入，于是逐渐被靠边被边缘，直至退休。
晚年的父亲，虽然物质生活丰盈，但是我想他一直是有点忧郁的，毕竟现实社会所盛行的，和他这一辈子所坚守的，越来越远，也越来越背道而驰。
母亲（中间站立）在为护士讲课。
母亲到了煤矿，因为专业的原因，又因为母亲的医术和医德，备受煤矿和周边农民的爱戴，但母亲也因此变得极为繁忙。
在我们的整个成长期，对母亲最多的记忆，就是似乎她总是在医院值班，好容易下班回来或者休假，不管白天黑夜，又总是有很多人来家里找，有的是病人直接找来看病，有的是医院来喊母亲去会诊、去抢救病人，还有就是附近的邻居找母亲去给家里的老人看病。
但母亲总是随叫随到，从无丝毫厌烦。
经常的会有治愈的病人带着礼物来感谢母亲，母亲总是让他们拿回去，遇到周围村子里的村民大老远拿来的土特产，实在推脱不了，母亲就会坚决地让他们收下钱才能放下东西。
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视病人如亲人，最起码也要视病人如熟人。”
母亲在治疗病人的时候，选择的治疗方案，除了考虑病情，也一定会考虑病人的经济条件，母亲说，给老百姓看病一定要既有效又经济。
而对于自己的生活待遇，母亲从不在意，调不调工资，能赚多少钱，这些全不在她考虑之类，而这些周遭的人们都看在眼里，母亲在当地的威望是极高的。
我想，这不就是“吃亏是福”、“是金子总会发光”吗？
2019年母亲瞻仰毛主席遗容后，在毛主席纪念堂南门留影。
我的父母，在初生的新中国完成了大学教育，他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负责任，对待同事、对待病人非常热忱，兢兢业业工作，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提高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精益求精，不求名利。我觉得这就是毛主席说的白求恩精神，我的父母做到了。
在《为人民服务》中，毛主席把人生的意义定义为“为人民服务”， 由于人生的意义得到了解决，所以死就不再意味着绝对的虚无。
我的父亲母亲是我们的榜样，他们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我的父母，他们那一代人很多都是如此，而随着那一代人的逝去，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也离我们渐行渐远，但他们会在我们的记忆中获得永生。
死亡、离别，这个困扰世人千年的命题，还将永远困扰着我们，我们怀念、我们哀伤，但我们又继续前行……一如我们的先辈，以及我们的后代。
因为——“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每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也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羞耻。”
谨以此文遥祭我的父母，和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
2022年清明于深圳
附：
1、聂焱 | 我的父亲是改造好的知识分子
2、晨 焱 | 我们的母亲是人民医生
晚年的父亲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