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家小传｜钢铁领袖·斯大林：民族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斯大林第一次基于唯物史观系统地论述了民族问题：为“民族”做出明确定义，指出无产阶级应当成为民族压迫政策的坚定反对者，应始终举起自己的旗帜——国际主义，提出并论证了“民族自决权”的主张，批判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表现了作者极高的理论水平和对民族问题深刻的洞察。完成这部著作回国后，斯大林再次被捕，被困在了寒冷的西伯利亚。

　　本文为《俄国革命家小传｜钢铁领袖·斯大林》连载之十三

　　中篇·中央委员斯大林（1912-1924） 2 民族问题

　　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斯大林写作民族问题文章的用时并不长。从1912年12月底克拉科夫会议后留在国外开始写作起，至1913年2月初完稿，实际只有一个月。在这中间，他还忙里偷闲写了一份题为《告俄国全体男女工人书》[1]的传单，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赶在1月9日前传回国内广泛印发，纪念“流血星期日”八周年。

　　1913年2月，文章完稿。3月，《启蒙》杂志开始分期连载此文，标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反响热烈，好评如潮。次年，该文的单行本在彼得堡出版，正式定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2]。

　　在该文前言部分，斯大林总结了民族问题在当时成为重要问题的三个原因：

　　其一，革命低潮时期民族主义倾向抬头。“俄国的反革命时期不仅带来了‘雷鸣电闪’，而且带来了对运动的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的怀疑顾虑。从前人们相信‘光明的未来’，所以大家不分民族地共同进行斗争：共同的问题高于一切！后来人们心中发生了疑问，于是大家开始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让各人只靠自己吧！‘民族问题’高于一切！”

　　其二，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俄国境内各民族的形成并加深了各民族民族主义。“1905年不是白白过去的：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又受到了一次打击……工业高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中的分化和城市的增长，商业和交通的发展，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情形不能不加速俄国各民族内部经济团结的过程。”“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宪制’也起了唤醒各民族的作用。报纸和一般书刊的增多，出版事业和文化机关的某些自由，人民剧院的发展等等，无疑地都加强了‘民族意识’。”

　　其三，中心民族的民族压迫“作用力”不断激起边缘民族反抗压迫的“反作用力”，强化了俄国各民族民族主义。“种种高压手段，在下层激起了民族主义的逆流，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变成粗暴的沙文主义。犹太人中锡安主义的加强，波兰的沙文主义的增长，鞑靼人中大伊斯兰主义的盛行，阿尔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中民族主义的加强，一般庸人的反犹太主义的共同倾向——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