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李大钊同志五四时期的一系列雄文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李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后曾发表过多篇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弘扬十月革命，同时批评当时思想领域里的错误思潮、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比较长的文章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还有《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等。
在这里，我们介绍李大钊同志当时写的几篇较短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篇幅不长，但思想性强、感染力强，而且语言生动，今天读来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篡夺了国家政权，表面上实行共和制，实际上实行专制统治。而且，北洋军阀还在文化上推行封建主义腐朽文化，企图以此麻痹人民、维护其专制统治。他们甚至在宪法中塞进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
1917年1月，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了《孔子与宪法》一文，明确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李大钊还指出：“须知一部之失效宪法，全体之尊严随之，此宪法之自杀也，此宪法自取消其效力之告白也。”就是说，宪法失效了，全体国民的尊严也就失去了；将孔子之道写入宪法，无异于宪法的自杀，无异于告诉天下人，宪法自己取消了自己的效力！
1919年1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短文《乡愿与大盗》，指出：“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所谓“乡愿”，就是嘴上仁义道德、实际上丧失原则的伪君子，就是四面讨好、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御用文人。而所谓“大盗”则是指历朝历代使用武力取得统治权的皇帝。
李大钊在该文中还指出：“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哪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在这里，“跋扈的武人”即指北洋军阀，“无聊的政客”就是当时混迹于政府和议会中的文官。
1919年1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过激乎？过惰乎？》的短文。该文批评了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惰性，并且指出：“有了进步的举动，人就说是过激，因为他是在惰性空气包围的中间。……不说是自己过惰，却说人家过激，这是人类的劣根性。”
李大钊认为，要改造中国，需要作两方面的努力，一个是物质的改造，一个是精神的改造。他在1919年9月撰写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指出，所谓物质的改造，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李大钊指出，这种物质方面的改造是首要的，“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的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它永远不能实现”。可见，李大钊秉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生产关系的革命看作第一性的。
但是，李大钊同时又认为精神的改造不是自然成功的，必须对它加以重视、必须从现在就着手做起。为什么呢？他指出：“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划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它的害，保持不住。”就是说，即使在新社会里，即使经过生产关系的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有观念及各种旧思想、旧传统仍然会影响人们，以至将新建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腐蚀掉。我们看看，李大钊说的，不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吗？！
在李大钊眼里，既然中国社会需要改造，那么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呢？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在当时，乃至于当今，有些人认为中国既然已经在近代落后于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么中国理应补资本主义的课、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李大钊却不这么看。他在1921年3月发表于《评论之评论》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这一短文，就很能说明问题。
文章指出：“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由此可见，在李大钊同志眼里，中国是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尽管在当时、在李大钊的视野中，中国革命具体的道路、步骤、方针、政策，还未提上讨论日程，但中国将来应该沿着怎样一个大方向进行改造，则是非常明确的。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争夺世界市场、争夺全球霸权的战争。李大钊同志于1918年7月和11月先后发表《大……主义之失败与民主主义之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世界霸权，却是打着“大日耳曼主义”、“大日本主义”、“大英吉利主义”、“大斯拉夫主义”等等民族主义旗号来发动战争的。李大钊指出：“凡此者，其范围之广狭、区分之性质，虽各有不同，而其本专制之精神，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扩张一己之势力于固有之范围以外，则一。故‘大……主义’者，乃专制之隐语也。”
李大钊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有些人在搞一种宣传，说什么德国一方代表专制、英法俄一方则代表自由。其实，德国国内也有专制和自由之争，德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代表着自由，反对德皇的专制统治；而英、法国内照样有专制与自由的斗争，英国所属各殖民地的人民，就在不断地进行着斗争，而英国本土的工人群众，也在不断地开展斗争；俄国沙皇实行极端的专制，导致俄国劳动人民起来进行激烈的革命，现已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
李大钊指出，之所以出现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
然而，“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了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而其他国家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创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胜利”。李大钊热情地称赞这种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
当然，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虽然推翻了德皇的专制统治，但因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右派篡夺了革命果实，进而镇压继续革命的工人群众，致使德国革命失败，而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维埃俄国，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处于暂时被包围、被封锁、被孤立的地位。也正如李大钊同志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
李大钊在这里，点破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本质，而且从资本主义互相争夺的矛盾斗争中，引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这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洞见，这一洞见与列宁当时的政治主张是完全吻合的。
五四运动，虽然属于爱国运动，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李大钊同志却不是民族利己主义者，而是一位站得很高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他看来，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李大钊1924年9月在莫斯科撰写的《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中，就具体描写道，英国、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合电孙中山先生，反对英美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声援中国革命运动；全俄职工联合会则建议英国职工会声援中国革命；在数千人的集会上，英、法、美、日等多国共产党的代表均发言，声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政府；英国共产党代表在发言中还说，当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时，曼彻斯特曾爆发过群众游行活动，庆祝辛亥革命成功。
1923年5月4日，李大钊在《晨报》发表《纪念五月四日》一文，以纪念五四运动四周年。他在文中指出，五四纪念日，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他接着指出，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他回顾辛亥革命十几年来的风风雨雨，指出：“民国十有余年，革命事业还未成功，这些继续革命事业的人，就是我们。”
此文中，李大钊为尔后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他指出：“现在学生应该做的事有二种：（一）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因为我们光组织民众是不行的，他们是可以破坏我们组织民众的事业。望学生对于以上二事努力去做，则将来自有极大之效果。”
在此之前的1919年12月，李大钊还曾在《新生活》上发表了短文《大联合》，指出：“‘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李大钊强调：“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
1923年12月，李大钊在《新国民》杂志发表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指出：“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不能够感觉到的。……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的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