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如何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
近代中国，社会调查兴盛，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注，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传统的形成，同李大钊关系至大。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李大钊凭着对社会改造的关怀及学者的训练，已经对社会调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社会调查的结果又导致他更加坚定自己的社会改造立场，加速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社会学的修习经历，对李大钊有着深刻的影响
纵观李大钊的求学历程，可以发现，他和19世纪末兴起的社会学有不解之缘。1913年，李大钊赴日，次年进入早稻田大学修习政治经济学。在早稻田大学的第二学年，李大钊有16门必修课、6门选修课，必修课包括财政学、货币与信用论、工业政策、农业政策、社会政策、经济史、文明史、统计学、格廷库斯社会学基础等，选修课包括都市问题、保险政策等，这些都和社会学有着相当的关联。当时，社会学刚刚兴起，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根据当年日本大学的惯例，把社会学放在哲学课内，规定第二学年修习。李大钊必修课里的社会学，就是基于这一学术背景。
社会学的修习经历，对李大钊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后来，李大钊一直对社会学有浓厚的兴趣，其写于1919年的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社会学的角度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20世纪20年代中叶，他对维柯、孟德斯鸠、孔多塞、圣西门的讨论，既是历史哲学的讨论，也是社会学的讨论，如其所言：“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
社会学的修习和改造社会的愿望相互作用，让李大钊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保持密切关注，并使他和社会调查结下了缘分。从日本回国后不久，他和一班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的学生一起成立中国财政经济学会，宣称：“本会以研究经济学理及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为宗旨。”该会会员分甲乙两种，其中甲种为承担学会义务和经费的基本会员，1916年有甲种会员11人。李大钊作为发起者之一，是当然的甲种会员。该会确定的主要职责，就是开展研究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