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陈永贵同志（1915-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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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3月26日晚上，新华社发布消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晚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告别室里，聚集了200多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

　　下午2点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

　　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

　　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

　　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

　　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

　　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上了车。

　　2

　　时间回溯到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

　　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推荐了一位农民：“我们山西省有一个大寨，那里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经验好。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

　　毛泽东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告诉毛泽东，陈永贵文化不高，但讲话却有条理，充满了辩证法。他讲话时，没有引用任何经典，但引用的例子都是人们生活特别是农民生产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很能说服人。

　　毛泽东明显表示出对陈永贵的好感来。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用自己的工资，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

　　临近中午时分，陈永贵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进了中南海。

　　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先带着他拜访了刘少奇。

　　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

　　“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毛主席向在座的人介绍陈永贵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我们的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就很蠢，就没有陈永贵这样的水平。

　　陈永贵绝不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可是当他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着，两只手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

　　毛主席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

　　陈永贵听不懂毛主席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

　　周总理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

　　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

　　主席说，大寨搞得好嘛。

毛主席接见陈永贵

　　第二天，首都各大报纸都以显著版面登载了毛泽东和陈永贵亲切握手的照片。

　　回大寨的路上，沉浸在无比幸福和激动中的陈永贵一路翻山越岭，触景生情，吟出这样几句：看山容易上山难，上得山来景更宽。莫说此山无人到，更有高峰在前边。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陈永贵的人生就要发生重大转折。

　　3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开始警惕苏联变修的问题。

　　他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苏联变修，是因为人民没有真正的管理国家的权力。中国要防止蹈苏联的覆辙，很重要一条就是干部要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而工人、农民要参加国家的管理。

　　当时，一个特殊的计划在毛泽东头脑中形成：把一批优秀的工人、农民提拔起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干部不脱离生产或者半脱产，能够参加国家各领域的管理，以此给全国树立一个样子，在全国形成一个选拔工农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参加国家管理的风气，最后形成一种制度，将此作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

　　1967年，陈永贵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他一直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不脱离生产，不拿工资，也不要任何补助，不坐小汽车，在省里的招待所吃简单的饭菜，只是去省里的路费由省里报销。

　　他仍然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他的家仍然在大寨，除了去省里开会外，他每天都要和社员一样劳动，顶一个整劳动力，和社员一样记工分，在当地群众中威信仍然很高。

　　在他带领下，大寨的建设每年都有新成绩，农田基本建设一年比一年好，上交国家的粮食每年都有增加，农民的收入每年都有新改善，还建起了比较好的医院、幼儿园、学校。

　　毛泽东不断地了解陈永贵的情况，了解大寨的情况。得知陈永贵仍然住在大寨，不脱离劳动，毛泽东很满意。

　　1969年初，在酝酿九大中央委员人选时，毛泽东亲自提名，陈永贵当选九大中央委员。

　　1972年，召开党的十大时，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谦虚道：

　　“我文化低，连个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不称职。”

　　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

　　“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敢直言批评，没那些虚辞客套，我们感到受益不浅。”

　　之后，毛泽东亲自提名，大家一致同意，陈永贵又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3年9月12日下午，回到昔阳的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做报告，介绍十大情况，说起自己进了政治局，陈永贵道：“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1973年9月22日，陈永贵在大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进政治局之后的心情和今后的打算。

　　他说：

　　“十大胜利闭幕之后，我回昔阳住了20天。……听贫下中农、农村党员、基层干部讲了些挨心挨肺的话，想中央对我的信任，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活了58岁，在旧社会过了将近一半，共产党来了，我才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跟上党干起来。40多岁才扫盲。30年来，虽然做了一点工作，是因为上有党中央和主席的教育和领导，下有大寨和昔阳县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党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我的心是很不安的。现在党又让我进了政治局，我更不安了，常常整夜睡不着。最使我不安的是，我应该为党的事业豁出去大干，但我没有文化，马列主义水平有限，又担心挑不起中央交给我的担子来。”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大寨参加劳动

　　1974年，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四届人大上产生副总理人选时，毛泽东考虑要让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当副总理。他又想到了陈永贵。经他提议，并和周恩来一起商量，把陈永贵作为副总理的人选。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任命周恩来为总理，同时任命副总理12人，陈永贵副总理中排名第7，列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之前。

陈永贵给毛主席的亲笔信

　　4

　　陈永贵进京，住在京西宾馆。

　　每天很早起床，自己叠被、扫地、泡茶、洗衣，警卫员抢着帮他做，他不喜欢地说“我又不是没长手！”

　　宾馆走廊电灯亮到天明，他觉得很浪费，就去关掉。

　　服务员又打开，他又去关掉。

　　搬进中南海，给他配了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都围着他转，他十分不自在。

　　后来他搬进交道口胡同小院，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一块过吧。就我一个人，要那么多人照顾我哩？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

　　据知情人回忆，陈永贵在家里脾气不好，有时候还砸东西摔碗，但他不打孩子，在家里也不摆大男人的架子，家务事能做的便做。

　　陈永贵在社员大会上连笑带骂地训大寨的男人：

　　“妇女早上给你做了饭，叠了被，刷了碗，你就端了碗吃了下地？人家也下地嘛，你他妈的就什么也不管？老婆做饭你就不会剥棵葱？你男人就一点家务不做？做饭、洗衣裳，都是妇女的事？男女不平等哩！”

　　陈永贵下令道：“男人以后都帮妇女做饭！”

　　经陈永贵这一通笑骂，大寨的男人居然就干开了家务，而且风气至今尚存，在当地独树一帜。

陈永贵在农民家中

　　陈永贵出访和视察，很注重廉洁自律。他赴墨西哥访问，不带服务员，不带管理员，一切由警卫员统管。驻墨大使姚广也是昔阳人，得知出访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很便宜。

　　他知道了厉声说：“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

　　他视察云南、贵州，返回时发现随行人员带的有云烟和茅台，发了一通火让人家务必把钱寄过去。

　　到拉萨视察，他不去布达拉宫参观。他说：“庄稼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

　　他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劣质烟。

　　晚年，他患了肺癌，大约与抽劣质烟有关系。

　　这就是陈永贵——国务院里的穷人。

陈永贵和华国锋

　　5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陈永贵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同意了他的申请。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他得知自己得的是肺癌，便不再吃药。因为他觉得，那是在给国家浪费钱，反正自己也没救了。医生们一直鼓励他说，能够治好。陈永贵却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能治好还能不治？”

　　陈永贵开始料理自己的后事。当了二十几年大领导的陈永贵，共有存款8023元。本来他想都交党费，但家属反对，因为他的小儿子还有几个月就要上大学，家里没有钱交学费，他才留了一部分孩子的学费。

　　陈永贵的事迹让我感慨万千，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会有这样的领导？为什么永贵同志愿意俯下身子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让我想起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们讲的话：“同志们，你们对文革怎么看？”

　　下边鸦雀无声，没人答复。毛泽东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四十多年过去，毛泽东的这番政论很有应验的趋势。几乎与文革共始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显得只是数千年农业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小试验。而陈永贵就是这个插曲的一颗闪耀的明星。

　　陈永贵同志去世了，不过，大寨的大坝还在，昔阳造出来的那六万多亩地还在，全中国学大寨学出来的那1.8亿亩水浇地也基本还在。

　　这些东西是会长久留下来的，就象2500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使300万亩农田得灌溉之利的都江堰一样。

陈永贵和郭凤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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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贵同志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当上副总理。

　　但是历史的机缘往往是这样：有时候，你众里寻它千百度，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有时候，你不经意间，无意识中，却会阴错阳差鬼使神差般撞到你的面前。

　　陈永贵没有后悔，他说：“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陈永贵组织村民学习《毛泽东选集》

　　陈永贵即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无论哪个时代，哪种制度，哪个民族，总要解决吃饭问题，总要解决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问题。

　　陈永贵无非是按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用革命精神的力量和舆论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

　　且不论成功与否，仅凭这种独特的尝试，记性极好的中国历史就不会忘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