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女儿讲述博古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毛泽东与博古在延安合影
我和小妹吉玛从未见过父亲，我们是在各种史料中逐步了解父亲的。父亲1907年生，出身名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父亲当时在苏州第二工业专科学校（简称“二工”）学习，是苏州学联负责人。从二工毕业后，父亲考入上海大学。后被推荐赴苏联学习。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一生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大事。虽然犯过错误，早年教条地执行过共产国际的指示，但知过即改，最后以身殉职，应该说他对党忠心耿耿。但在一段时间里，报刊上竟不敢登载写他的正面文章，他甚至被误解、扭曲为罪人。
父亲曾有3年半时间担任党的总负责，遵义会议不久交出大权后，仍是政治局常委。西安事变爆发后，父亲随周恩来赴西安同国民党谈判。抗战全面爆发后，父亲又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4月8日，父亲与叶挺、王若飞等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派博古参与重要谈判
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博古一向尊重毛泽东，毛泽东对博古也十分信任。遵义会议后不久，博古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交出大权，这时他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已不是第一把手，一切听从中共中央安排。在延安整风前，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博古是信任的，重要的工作都交给他，如长征到达陕北后，毛、周东征，就任命博古为西北办事处主席。西北地区是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加上国民党长期盘剥，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红军到来突增几万人的吃穿，如何安定民心、保障人民的生活和部队供应是个大问题。父亲过去有组织、宣传工作的经验，但对经济工作涉及不多。接受工作后，他与林伯渠想尽各种办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稳定发展了西北经济，解决了当地百姓生活和军队的供给，并参与了为刘志丹等人平反的工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关系重大。中共中央决策后，派得力干部去协调落实。中央安排父亲与叶剑英一起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参与西安事变善后事宜。父亲的分工是负责党的工作。当时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和西安城中各派，对捉蒋、放蒋各执己见，如何统一认识，发动党员做好工作十分重要，父亲深入群众之中做了许多工作。西安事变后，发往中央的两份重要电报：与宋美龄、宋子文谈判结果的电报及《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是由周恩来与博古共同签发的。1937年2月11日，父亲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