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锤炼出了个彭士禄：从“烈士遗孤”到大国栋梁
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曾说：“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眼里往往看得平淡无奇。”现实难道真是这样吗？
2012年3月23日，我们《军工记忆/水下长征》摄制组在深圳对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进行专题采访。已是87岁高龄的彭士禄依然精神矍铄地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彭士禄一生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从根本上否定了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也是彭士禄百年诞辰纪念日，谨以崇拜敬仰之心，特撰文，以寄缅怀之情。
从“烈士遗孤”到东江纵队游击战士
彭士禄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烈士的后人。他的童年是常人都未曾经历过的特别苦难艰辛。1928年，彭士禄3岁时，母亲蔡素屏（广东省海丰县一区妇女解放协会主任）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1929年，他的父亲，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并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彭湃，也因叛徒白鑫出卖被捕，在上海龙华壮烈牺牲。残酷的反动派要斩草除根，地下党组织把彭士禄送到乡亲家东掩西藏。6岁时，彭士禄被转移到了潮安，送到革命群众家里寄养，准备寻找机会转送中央苏区瑞金。在潮安，彭士禄两三个星期就换一个家住，先后被20多户人家收养过。最后，他被送到红军队长陈永俊（后牺牲）家，由其母亲潘舜贞抚养。在这里，彭士禄管潘舜贞为“姑妈”，在这儿住了一年多，也是他留驻时间最长的一个革命者家庭，直到1933年7月被叛徒出卖，彭士禄和潘姑妈一起被捕为止。
彭士禄清楚地记得那是1933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当时中共潮安县委书记陈醒光叛变。还不满8岁的彭士禄和潘舜贞都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被押送到潮安监狱。潘姑妈被押进女狱，彭士禄本来该被关进男狱的，可因为年龄太小，也一起被关进了女监狱里。在狱中，潘舜贞始终不承认这个孩子是彭湃的儿子。反动派就对她施以鞭打、灌辣椒水等酷刑，但坚强的潘舜贞，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为了保护彭湃烈士的根苗，她宁愿把牢底坐穿，也绝不供出彭士禄是农运领袖彭湃的儿子。
“在女牢里，我又见到曾经抚养过我的‘山顶阿妈’，她是先被捕的。真有幸，竟有两位妈妈护着我坐牢，生怕我受饥寒。姑妈是那么善良，忍受着残酷审讯的痛苦，也不供认我是彭湃的儿子。多么伟大的母性啊！男女牢房几百位难友见我衣衫破烂，共同凑钱给我做了一套新衣裳，我穿上了百家衣。几个月后，我哭别了两位母亲，被单独押至汕头石炮台监狱，后又转押到广州感化院监狱受‘感化’一年。这下可真苦了我，差点病死在狱中。”彭士禄回忆说，“县委书记陈醒光叛变，8岁的我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列为‘小政治犯’，送至潮安县监狱，接着被押送到汕头石炮台监狱。大概半年后又与一批红军家属被转送到广州感化院。1935年夏天，他从那里被释放出来，沿途当乞丐回到潮安，后又住到革命群众家里，并帮助干些农活、打柴、放鹅等以谋生。1936年夏天又被捕，押送到潮安监狱。”
岁月峥嵘，骨肉情深。对童年磨难，彭士禄记忆犹新：“潘姑妈家里很穷，她是以绣花为生计。只有过年时，才有点鹅肉吃。姑妈叫我吃肉，却叫她7岁的亲生女儿啃骨头。”小小年纪的彭士禄也很懂事，有了好吃的，一定要和小姐姐分着吃。“潘姑妈为我坐了近4年牢，到了1937年得益于国共因日寇侵华而第二次合作才把她释放。”祖母周凤得知孙儿被抓进监狱的消息，已经到了1936年底，她费尽周折才打听到彭士禄的下落。考虑到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变化，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祖母通过爱国民主人士陈卓凡（1898－1976，曾与邓演达创立中华革命党，即农工民主党前身）将彭士禄认领出狱。祖母先将彭士禄带到澳门，住在柯麟（中共党员，公开身份为医师）家。七婶杨华当时正住在柯麟家，公开身份是做佣人，同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祖母又将彭士禄带回香港，生活费由地下党组织供应一些，并让彭士禄去圣约瑟英文院读了两年小学。1939年夏，祖母在重回广东海丰前，将彭士禄送到香江彭泽民（爱国民主人士、著名老中医、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组织领导者）家里。这时，彭士禄一面读书，一面当报童挣点钱。很快他就从卖报和大人谈话中听说平山那里有游击队。大概是受父辈的影响，14岁的彭士禄便拿定主意，逃离香港，回内地去寻找革命队伍。他与堂弟彭科商量好，偷偷地离开彭泽民家，一起到惠州平山参加了东江纵队，成为一名抗日小游击战士，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东江纵队领导发给彭士禄一杆和他身高差不多的枪。得了枪，他欢喜至极，在老班长的指导下迅速地熟悉了枪械各部件的组成。无论是站岗、放哨，还是操练、保养，一刻也不肯放下，就连晚上睡觉也把枪抱在怀里。正当彭士禄在东江抗日游击队里心满意足、快乐无比的时候，由于水土不服，加上在广州感化院监狱时得的一场大病严重地损伤了他的身体，平时活蹦乱跳的彭士禄病倒了。一会儿身上像着火似的发烧，一会儿又像掉在冰窖里，冷得发抖。党组织立刻派人把他从东江接回香港调养身体。彭士禄被安排住在地下党负责人连贯家里。但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抗日小战士，怎么会不渴望回到打击日寇的最前线呢？
从奔赴延安到中央医院的“模范护士”
彭士禄那些躁动不安的小心思，早已被地下党负责人连贯看在眼里。1940年8月，恰好有几位从新加坡回国的华侨青年途经香港，要取道桂林、重庆，去延安参加抗日斗争。组织上便安排彭士禄跟他们同车先到了桂林。
1940年秋，周恩来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派副官龙飞虎专程前往桂林，在当地一所小学里寻找到了插班读书的彭士禄。龙飞虎和贺怡（贺子珍之妹）带领彭士禄和几个烈士子弟离开桂林，辗转多地抵达重庆。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孩子，我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我从欧洲留学回国时，在广州码头来迎接我的就是你父亲和阮啸仙。那时我就住在你们家。”一见到彭士禄，周恩来便激动地说，“孩子，你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听党的话，服从分配，要为你爸爸争光呀！”周恩来与彭湃真可谓情深义重。自彭湃壮烈牺牲后，他便派人将彭湃母亲周凤从澳门接到上海。之后，他又急迫地四处寻找烈士的其他亲属。然而，那时周恩来身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而南海之滨的海丰小城，被阻隔在硝烟弥漫的千里之外，一时难以寻觅到在汹涌浪涛之中颠簸的生命之舟。此时，彭湃的儿子——年少的彭士禄终于站在了他的面前，他的喜悦之情难以抑制。
彭士禄在倾听了父亲挚友周恩来这番话后，内心里充满了感动。他默默地、深深地记下这位伟人的教诲，暗下决心，要倾尽一生来实践它。
为安全起见，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贺怡、彭士禄和其他烈士遗孤由龙飞虎全程护送，经西安送达延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彭士禄先是被安排进延安中学读书。彭士禄晚年说，人的一生中有多少往事都是稍纵即逝。然而，对于延安岁月的回忆，他却总是感到那么真切，那么清晰，那么强烈，总是感慨万千！在延安，即便彭士禄自己不说，“但人人都知道我是彭湃的儿子。”“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真的是个‘为了主义而壮烈牺牲的大人物’。”“正是由于父亲的名望，我又觉得自己绝对不能给为革命壮烈牺牲的父母亲丢脸。”
也许是因为经历过太多苦难，初到延安的彭士禄，各方面都显得老成持重。和他先后到达延安的一批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虽然也都穿上了灰军装，成为一名小战士，却时时流露出孩子的天真和稚气。他们无拘无束，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大都会成为中央首长家中的座上宾、小食客。这中间却很少见到彭士禄的身影。因为那时的他会常常独自一人留在学校里发奋读书或打扫环境、修理桌椅。周恩来、叶剑英、蔡畅、帅孟奇等许多革命前辈都很关心他，经常叫他去家里玩玩，但他却很少去。因为他不愿意给父亲的战友们增添麻烦，更不肯去分食他们仅有的一点营养品。经历过苦难折磨的他学习刻苦，劳动积极，很快就被学校评选为模范生。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困苦的年代。从前线送回延安的重伤员挤满了中央医院。傅连暲向中央请求，急迫地从延安各学校抽调一批人去医院当护士，需要他们去干简单而又脏累差的活儿。这个工作似乎不像上前线那么“荣光”，本来，学校没有考虑派彭士禄去，可他早就按捺不住心中那团始终燃烧着的革命烈火。“组织需要，就是对我的召唤。”彭士禄一心想工作，想革命！他立志要做一名好护士，然后做一名好医生，为战士服务，为革命服务。彭士禄毫不犹豫、自告奋勇地率先报了名。还动员一位叫王立明的男同学与他同去。彭士禄他们在中央医院里的任务，就是每天给伤病员们端屎端尿，擦洗下身，喂饭洗衣，扶持伤员恢复锻炼；除此之外，还要清洗脓血污染的纱布绷带……这份又脏又累的工作，在彭士禄心中，“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认为“侍候为打鬼子负伤的英雄，太值了！”
彭士禄晚年回忆：“看见病床上与伤病创痛作斗争的英雄们，我从内心里深深地敬佩他们。总是想多做一点事儿来帮助他们。于是，我就经常给他们念《解放日报》，讲新闻、讲笑话。有时因讲笑话笑得伤员的伤口痛，还被护士长批评了。”正是由于彭士禄这种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不怕脏、不怕累，还能兼顾延安中学的学业（指读报识字）不荒废，他很快就获得了中央医院评选的“模范护士”光荣称号。1940年出版的《西行漫记》中，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摄“红军模范医院护士”。
也正是由于彭士禄表现突出，1945年8月1日，他实现了心中最重要的愿望，经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员要有预备期，因彭士禄的优异表现，他被破例免去预备期，入党即为正式党员，不久后便担任党支部书记。而早在1944年，彭士禄就已进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工系学习，其间边学习边生产，支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他继续在该校深造，为后续投身国家建设积累知识基础。
从延安自然科学院学员到炼焦厂技术员
彭士禄晚年回忆：“我是年满15岁那年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的。”在延安，彭士禄度过了黄金般的学生时代。在延河边，在桥儿沟，从杨家岭到清凉山，从延安中学的露天教室和窑洞到大砭沟的自然科学院，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们和活泼可爱的同学们，无时无刻不令革命圣地延安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1944年，在兼顾中央医院护士队工作的同时，彭士禄与延安中学部的同学转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彭士禄被分配到化工系。“这在当时是最热门的专业。它可以制造前线最急需的火炸药。”彭士禄他们在系主任的带领下，在化工系一边学习一边去紫芳沟化学厂实习。那里火热的生产场景，特别是直接支持根据地军工生产的建设成就，也激励着这些学子。
在延安，彭士禄和战友们同学习，同劳动，同工作。日子是艰苦的，一切都得自力更生：开荒、种地、纺线、做鞋袜、缝衣服、做被褥……但生活是愉快的，无忧无虑；学习是勤奋的，必须争分夺秒。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基础知识是非常欠缺的。彭士禄以超乎寻常的懂事与努力，勤奋加勤奋……他所付出的一切，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同学们的认可。1944年7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他的事迹。这篇报道说，彭士禄曾先后被评为模范护士、模范学生。报道不仅刻画了彭士禄不屈不挠的攀登精神，还写出了他善良、坚韧、内秀的性格特征，展现了彭士禄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尚的品德情操。延安圣地培育了彭士禄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直率坦诚、团结协作的精神。此篇报道成为那个时期重要的精神食粮，并在延安各学校形成了一个学习彭士禄的热潮。
在荣誉面前，彭士禄变得更加成熟了。喜好读书的“小老广”深知“学知识同扛枪杆是一样重要的工作”。特别是他得知自然科学院化学系即将前往东北发展的消息后，彭士禄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化工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东北。1945年底，由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恽子强带队，部分专业如化学系从延安出发，本打算经张家口向东北挺进，去化学工业基础比较扎实的大连地区发展。但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将自然科学院化学系留在张家口，成立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院，彭士禄留在该校继续学习。1946年8月，解放战争开始，彭士禄等同学被派到李苏领导的宣化炼焦厂工作，不久又奉命把宣化炼焦厂的设备迁到阜平，并在那里建立了炼焦厂。这个时期的晋察冀根据地物资非常匮乏，尤其是用于制造火炸药的军需物资。彭士禄和从延安自然科学院过来的同学们一边学习化工知识，一边从事火炸药等生产工作。彭士禄曾在延安紫芳沟化学厂实习过的工作经历，使他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随着石家庄的解放，李苏又带着彭士禄他们赶去接收石家庄炼焦厂。这时的彭士禄算是毕业分配，正式担任石家庄炼焦厂技术员。
从留学苏联到担纲中国核潜艇首任总师
由于彭士禄在石家庄炼焦厂工作中的表现突出，1949年，彭士禄被保送到大连工学院学习。1951年，彭士禄来到北京，参加公派留学苏联考试。他以在大连工学院打下的扎实基础通过留学考试。临行前，他和29位留苏学生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彭士禄晚年仍清晰地记得：当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30名即将赴苏的留学生起立热烈鼓掌。周恩来打手势说：“大家坐，大家坐。”周总理目光炯炯有神，十分专注地打量着人群。但当他看见我的时候，突然，周总理的表情凝重了起来。“同学们，我们老一辈打下了江山，现在要靠你们年轻一代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厦了，你们一定要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学好本领，回国后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啊……”周总理的谆谆话语中，更是饱含了对我和同学们的殷切期望。
回忆起当年留学苏联的经历，彭士禄深有感触地说：“我是1951年作为调干生去的苏联，先在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5年转入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1956年即将毕业回国前，恰逢时任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访苏，他还兼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首任院长。他召集我们即将毕业的八九名留学生，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即让一批中国留学生改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陈赓大将跟我有份特殊的感情。因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彭湃被国民党抓住了，周总理领导的中央特科指示陈赓尽快想办法营救我父亲。但蒋介石突然下令把我父亲杀害了，没营救上。所以，周总理、陈赓大将对我有份特殊的感情。这次在莫斯科见到我，就关心地询问我，在苏联学什么专业？我回答说学习化工机械。他说你再改改行吧。到苏联学化工机械太常规了，你要搞就搞核武器、原子能方面的学习。国家现在急需这样的人！所以我赶紧改学核动力。从1956年后我就改成攻读核动力专业了。这时，加上从国内新来的30多人，共有40人左右，被派往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装置专业进修深造。”
“1956年至1958年，我在苏联学习核动力期间，正值中苏两国关系处于‘黄金时代’，学院派出最好的教师给我们讲课，主要是讲反应堆理论。我国付给苏联教授每堂课的讲课费用是80卢布，这在那时是非常高的了。所以我们非常珍惜点滴时间，以高度的使命感争分夺秒地发奋学习。应该讲，我们得到了正规的、系统的、深入的培训。很快就掌握了反应堆物理、热工、水力、控制、屏蔽等理论知识。在学习期间，我们还有机会参观了苏联的，也是世界第一座核电站——奥布灵斯克石墨轻水堆核电站，这已经很不错了。虽然当时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但给我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因为学习核动力知识和见到核动力装置，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彭士禄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2年，为报效祖国的核事业奠定坚实基础。1958年4月，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被分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留学时，我从未在午夜12点前就寝过，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彭士禄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彭士禄动情地用潮汕话说：“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仔上洋学堂呃，我们能不努力吗？”
2012年的采访中，谈起这些往事，尤其是说起周恩来总理，彭士禄不禁哽咽，泪光闪闪。“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有幸参加了我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并出任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为了实现毛泽东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雄伟决心，在国外核潜艇资料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这一群体硬着头皮，用一股犟劲，用六年时间硬是把它搞了出来，真是奇迹！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决心和领导的支持外，靠的是共产主义的爱国之心、群体的智慧和合力、一股倔强精神。我深深感到‘老九’们的可爱，群体的可爱。在这一宏伟工程中，我和他们一样，尽职尽责，做了添砖加瓦的工作。”
2015年他在《彭士禄自述》中写道：现如今，老朽虽已木讷，但仍有三个心愿：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圆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
（作者系原国防科工委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本文原载《中国军转民》）
来源：《中国军转民》
作者：袁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