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入侵的不断加深，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日渐高涨，形势对国共两党合作的要求也更为紧迫。宋庆龄以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定的人民立场，率先打通国共两党的接触与联系，主张并着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她高举孙中山革命旗帜，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

　　一、打通国共高层接触，推动两党再度联合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全部沦于日军铁蹄之下。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华北事变，亡国危机空前加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进一步变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使得原来互相敌对的社会集团开始着重考虑如何联合全部社会力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抗日救国。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而国民党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和全国此起彼伏的抗日民主运动浪潮，内部也开始出现亲日和反日的分歧。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转向强硬。蒋介石公开表示对日本不会无限度的妥协让步，同时着手采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他一方面调集大军继续“剿共”，一方面派出几路人马尝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渠道，就是通过宋子文请宋庆龄设法同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

　　1934年宋庆龄摄于上海。同年4月20日，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发表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革命理想与政策的继承者与捍卫者，一直奋斗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一线。早在1934年，她就领衔公布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并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得到十万人的签名支持，引发了国统区的群众性运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以鲜明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宋庆龄作为执行委员，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奔走呼号。“八一宣言”发表后，宋庆龄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等十多人率先签名响应。她同样大力赞同瓦窑堡会议决定，表示“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全国立刻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早日实现。

　　“八一宣言”

　　宋子文受蒋介石的指示找到宋庆龄，请她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将国民党愿意同中共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消息传递给中共中央。彼时宋庆龄虽早已宣布断绝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但她认为蒋介石走出这一步是顺应历史需求的，与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一致，如若功成，对国家和民族将极为有利。因此，她欣然同意出面斡旋并允诺全力以赴。通过商议，宋庆龄决定请当时在上海以牧师身份从事中共秘密工作、并和宋子文是大学校友的董健吾前往陕北。1936年1月，宋庆龄当面交给董健吾一封信件和一大包白药，要他送到陕北瓦窑堡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为了董健吾的旅途便利与安全，宋庆龄还给了他一张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署的“西北经济专员”委任状，她反复叮嘱董健吾要对密封的“要件”妥善保存，强调此行成功将“益国匪浅”。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董健吾与北方局的张子华一起奔赴陕北。因是受宋庆龄之托，他们在西安得到张学良的帮助，顺利到达瓦窑堡。中共中央对宋庆龄送来的信息十分重视，经认真研究后，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共同签署了给国民党的复信，表明中共“十分欢迎南京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针对国民党提出的合作五项条件，明确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五项具体条件。董健吾拿到复信后，即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同时还转上中共中央赠给她的三枚苏区铸造的刻有镰刀和斧头的银币和一套布币。张学良其时恰也在上海寻找中共关系，宋庆龄认为在她处避难的共产党员刘鼎是位非常合适的人选，即将他介绍给刚从瓦窑堡回来的董健吾，由董健吾从中牵线安排刘鼎去张学良处工作。刘鼎到西安后，与张学良交谈广泛，深受张学良的信任，促进了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的成熟与转变。

　　董健吾

　　通过宋庆龄主持的董健吾陕北之行，不仅把国民党愿意与中共谈判的信息传递到瓦窑堡，同时也让国民党了解了中共明确的统战态度，在国共两党的中枢之间搭起了一座桥，使中断了近十年的两党关系重新接通。毛泽东在1936年9月亲笔致信宋庆龄道：“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希望宋庆龄能以国民党中委的资格作具体实际的活动，“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多次研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帮助潘汉年广泛接触国民党各派代表人士，使其成为国共秘密接触的重要牵线人。这大大地便利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展开。虽然蒋介石此时的谈判是以“收编”红军为目的，双方无法取得共识与实质性进展，但国共高层进一步的广泛接触了解，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了开端酝酿与准备。

　　二、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开启国共合作大门

　　在国共问题停滞不前的时候，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再赴西安，督促时任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率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一道全力“剿共”，“毕其功于一役”。蒋介石厉色威胁已与红军达成停战协议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如果反对其“剿共”命令就要严加处置。张学良在反复苦谏蒋介石停战抗日甚至“哭谏”无果后，与杨虎城一起毅然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及随行大员十余名，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政府、停止内战、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救国主张。西安事变的爆发一时震惊了海内外。

　　西安事变前夕，上海救国会因多次发表呼吁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惹恼了日本方面与国民党当局，国民政府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位负责人（即张学良所言“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激起了全国人民和国内外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许多报纸将这一案件称为“爱国有罪”案。西安事变发生时，宋庆龄正忙于营救“七君子”，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她不禁为张、杨的爱国行动拍手称快，与友人一起为“扣蒋”干杯，表示“不管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次日，时任南京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草拟了一份谴责张学良、杨虎城的声明，请宋庆龄在声明上签名，宋庆龄断然拒绝并明确表示：“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的，只是会做得更甚于此！”宋庆龄密切注视着西安事变的进程，作为一个在政治风浪中历经搏击的政治家，她很快清醒地意识到，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救亡图存是全民族的第一大事，此前她与蒋介石的纷争虽然也是大是大非之争，但大敌当前，应以民族大义为重，撇开个人和家族的恩怨，搁置政见和党派的争议。在一封未来得及公开发表的声明中，宋庆龄表达了对西安事变的深思，她认为西安事变有将国家引入内战的危险，从而给日本的入侵提供便利，处理不好将会导致更深重的民族灾难。因此她强烈呼吁放弃个人不同政见，求同存异，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庆龄在政治上长期与人民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使得她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基本方针不谋而合。

　　1937年6月，为争取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及被捕的爱国者，宋庆龄等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上图为被救出狱的“七君子”与救国会领导人马相伯及杜重远合影。右起：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远。

　　12月15日，宋庆龄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各方势力在抗敌救亡的大前提下，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为全国抗战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希望“政府当局能迅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采取真正抗日的步骤”，“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希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面恢复蒋先生等的自由，一面率领东北和陕中健儿，驰赴绥远，报助我晋绥将士，用事实来表示收复失地的主张”，并“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12月16日，宋庆龄与何香凝、马相伯以全国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发表《为救国会七领导人被捕事件宣言》，抗议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爱国领袖，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无条件恢复被捕七位先生的自由，释放一切因爱国行动被捕的同胞”。“七君子事件”是西安事变爆发的一个动因，宋庆龄组织营救“七君子”，与张学良的爱国主张合拍且相互支持，共同推动着事变朝着良好的一面发展。

　　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如何对待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分裂为“主战”与“主和”两派，“主战派”主张武力讨伐张、杨，并已派出飞机不断轰炸西安周边，内战一触即发。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主和”派力主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西安事变，但由于不知道张、杨的态度，尤其不了解中共对此的立场而踌躇不前。宋美龄请宋子文去见宋庆龄，希望可以探听中共方面的立场与动向，并请求宋庆龄出面斡旋。宋庆龄立即与驻上海的潘汉年联系，将宋美龄的要求转告他。潘汉年告知宋庆龄，中共中央和西安方面已决定欢迎南京派代表到西安面商解决。因宋庆龄的关系，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子文公馆，把收到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交给宋子文，请他向国民党中央转达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明确态度，并建议宋子文与端纳一同前往西安与张学良面谈。就这样，通过宋庆龄的从中斡旋，南京沟通了与西安方面的消息。12月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由顾问端纳陪同飞往西安。张学良在见到宋子文时坦率地告诉他，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与杨虎城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周恩来也明确转告宋子文，中共并未参与此事，且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他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宋美龄在确定西安方面的和平信息后亲赴西安谈判，通过三方会谈，蒋介石作出了撤兵、联红抗日、改组政府等承诺，而其中“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一条特意指明要“与孙夫人商量办法”，可见宋庆龄在保障民权、促成团结合作共同抗日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和举足轻重的地位。12月25日，蒋介石离陕返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期间，宋庆龄虽然不在现场，但以她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精彩一笔。宋美龄在她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当余心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长与余诸姊弟皆愿伴余同往，尤足感人。然主张讨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文中对宋庆龄的深明大义和不计荣辱恩怨充满感佩之情。而宋庆龄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张和行动，不但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加速了国共两党和谈的进程。

　　三、高举孙中山革命旗帜，敦促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巩固业已成就的和平局面，在“联蒋抗日”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展开谈判，积极争取国共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主动对国民党作出四项重大让步，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同时提出国民党方面保证在和平统一团结御辱方针下，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共同抗日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五项要求”是对国民党抗日积极而合理的要求，“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出的重大原则让步，得到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一致赞同，也推动了国民党内部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继续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奔走，她在探视来沪养伤的蒋介石时，向其面交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请他斟酌考虑。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商讨对日政策以及对中共的方针，宋庆龄为配合中共积极的让步政策，一改大革命失败以来对国民党中央的抵制态度，第一次以中央委员资格参会。会议开幕当天，她联合何香凝等13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她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指出：“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我坚决相信如果政府能忠实地尊奉孙中山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且能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她与汪精卫亲日派反共叫嚣作了坚决斗争，“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由于会上国民党亲日派和顽固分子的阻挠，宋庆龄等人的提案未被通过。然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汪精卫提出的“剿共”方针遭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反对。大会最终决定将“武装剿共”改为“和平统一”方针，以四项“最低限度之办法”回应了中共的“四项保证”，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要求。会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蒋介石、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多次进行了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谈判中，中国共产党非常尊重宋庆龄，向她及时通报谈判的情况和征询她的意见。

　　1938年，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合影。右起：廖承志、法朗斯、克拉克、宋庆龄、廖梦醒、邓文钊、爱泼斯坦。

　　卢沟桥事变后，形势对两党合作的要求更为迫切。周恩来7月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前特地拜访了宋庆龄，向她详细介绍了有关当前时局及中共的政治主张、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同时还把此次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予宋庆龄，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看了非常高兴，表示完全赞同和坚决支持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她特地发表文章指出，“虽然内战已经停止，但是关于与共产党和解的事却尚未得到任何官方消息”，批评国民党对国共和解设置障碍，让中国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宣传和取消阶级斗争等是缺乏合作诚意的无理要求，表示“共产党希望与政府合作抗日的诚意，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很清楚的证明。他们曾尽一切努力来维持中央政府与东北军之间的和平。释放蒋介石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张的。他们已尽了最大力量来保持中国的团结”，“他们所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携手共赴国难”。宋庆龄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勇做抗日先锋的态度，强调国共两党是否合作，关键在于国民党方面，同时重申孙中山“共产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好朋友”的思想，强烈呼吁国民党“遵循孙中山联合工农的政策，决不应拒绝共产党在救国工作中所给予的帮助。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推动国民党加快前进的步伐，大力促进国共再次合作的正式建立。

　　抗战时期，为了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宋庆龄摒弃前嫌，回到姐妹们中间，站到了妹夫蒋介石的身旁。

　　在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宋庆龄等爱国人士的共同支持下，9月22日，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于次日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宋庆龄欢欣鼓舞，无比激动，“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她连续写出《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两个“十月”》等文章，表达自己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由衷的高兴和愿望，“回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兄弟党，在最近十年以来，互相对立，互相杀戮……到最后，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从新携着手，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两党的联手抗日，让她对中国的未来满怀勇气，“充满了希望的白昼正在代替令人失望的漫长黑夜……我们翘望自由，我们的心随着鼓舞起来。今天在我们领土上的每个角落里我们听到了炮火的怒吼，这是庆祝我们全国统一的礼炮”。她诚挚呼吁国共两党真诚坦白合作，吸取两党分裂的历史教训，继承孙中山遗志，维护工农大众利益，和人民打成一片，“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诚信地友爱地团结成一体”。“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都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使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第二次国共合作从发轫之始，到西安事变爆发出现历史的转折，直至庐山谈话后真正实现，能够成功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宋庆龄卓然有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邓颖超曾在文章中对她深情写道：“你比荷花更高洁，比青松更坚贞，周恩来同志曾称你为‘国之瑰宝’，你是当之无愧的。”宋庆龄以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与中国共产党相互支持，密切协作，大力推动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主张，竭力推动国共合作，团结救国，以包容的心态和大无畏的胆识为中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