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灯不熄——悼宇太先生

　　2026年7月29日，宇太先生因心梗离世。消息传开，在这个本该炎热的夏天，许多人感到一种沉沉的凉意。

　　（宇太微信头像）

　　我与宇太先生仅有一面之缘，彼时他喜欢戴墨镜，有点摇滚式的不羁形象，言谈间毫无学者常有的那种矜持，十分洒脱。他的文章在当时的左翼网站流传甚广，后来因批判改良主义和“保救”而一战成名。拥护他的和批判他的都很激烈——这一现象本身，就能体现出他的独特之处。

　　宇太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未生于冀东山区滦河岸边。少年时期发表文学作品，青年时期发表学术论文，中年之后著书立说，涉猎写作理论、文艺理论、社会理论、宗教与人生哲学等多个领域。1982年从北京教育学院毕业后，他曾辗转多所大学任教。1999年，他辞去教职，选择做一名独立谋生的自由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愿做“嫁给单位”的人。此后二十余年，他始终保持着独立学者的姿态，不依附任何机构，不领取固定薪水，靠写作和讲学为生。晚年更是深居简出，远离热闹场，隐居于他自己相中的一处僻静所在，他戏称那里是他的“桃花源”。

　　回望宇太先生的一生，有两根精神主线始终清晰可辨：一是对鲁迅的持续解读，二是对毛主席的深入研究。这两条线索相互缠绕，构成了他整个思想世界的骨架。

　　他对鲁迅的解读，不走学院派的路子，不纠缠于版本考证和学术话语，而是直取鲁迅精神的核心。在他看来，鲁迅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从无奴颜媚骨”，“只为自己的心写文章”。这十一个字，被他反复引用，视为鲁迅写作伦理的最高准则。他仔细梳理过鲁迅弃医从文的动因——鲁迅真正痛切的，不是国民身体的病弱，而是精神的麻木与人格的扭曲。那种不见血迹的“吃人”方式，在无声无息中消磨着一个民族的精气神，这才是鲁迅最无法容忍的。宇太先生特别看重阿Q这个形象，认为一个底层农民的性格弱点，居然能映照出一个民族的整体性精神困境，这是极高的艺术概括力。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咀嚼这个形象，认为阿Q像是为现当代中国人塑造的一个“虚幻中的祖宗”，很多人身上都带着他的影子，想彻底摆脱，极其困难。

　　在解释鲁迅与人民的关系时，宇太先生有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他认为鲁迅的文字表面上冷峻、尖锐、不留情面，似乎始终与大众保持着距离甚至对立，但骨子里是一种深沉的疼惜。这种关系像一个严厉的父亲对待不成器的儿子，打得越狠，心里越疼。这种“以恨的方式表达爱”的方式，正是鲁迅最让人动容的地方，也是理解鲁迅精神的一把钥匙。他还反复强调，鲁迅之所以无法被替代，是因为他的独立。郭沫若可以随着时代潮流不断调整姿态，但鲁迅不行，不是他不愿意，而是他的性格和思想方式决定了他只能站在风口浪尖上，不低头，不转弯。这种独立的姿态，被宇太先生视为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

　　他对毛主席的研究，投入的精力更多，情感也更深。他曾坦言，研究毛主席不是为了当专家、摆架子，而是要把毛主席的人格和思想融入自己的生命，成为“活着的核心精神营养”。他称毛主席为“人类第一人”，为此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曾在我一个朋友的家里看到过。在道德层面，他认为毛主席对普通人的关怀贯穿了一生——少年时受母亲影响乐善好施，年轻时主动做农民调查了解底层疾苦，战争年代与士兵同甘共苦，建国后仍保持着极其朴素的生活方式。他反复提及毛主席的秋衣秋裤破了也舍不得扔、困难时期主动戒掉红烧肉这些细节，认为这些不是表演，而是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在智慧层面，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毛主席的大脑是一个“最大的点子公司”——这个比喻通俗，但含义不浅。毛主席的点子不是小聪明，而是建立在深厚学养和丰富实践基础上的大智慧。他精通历史又熟读典籍，长期扎根基层又善于理论总结，尊重规律又敢于打破常规，尤其善于把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在宇太先生看来，这才是毛主席真正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地方。

　　他对毛主席早年写于湖南一师时期的《心之力》推崇备至。这篇文章里，二十出头的毛主席已经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号，提出了“立此大心，聚爱成行”的志向。宇太先生不止一次说，读这篇文章仍然感到热血沸腾，因为它让人看到一个年轻人如何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精神方向，并用一生去践行，从未偏离。他也认真思考过毛主席与鲁迅的异同。他认为两个人的心是相通的——都深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但方式不同。鲁迅更像一个冷峻的医生，拿着手术刀一点一点剖析病灶，让病人看到自己的溃烂之处；毛主席则除了发现问题，还试图从制度层面为老百姓找到根本的出路，把压在人身上的东西整个掀翻。一个重在“疗”，一个重在“破”与“立”。这种对比，贯穿了他多篇文章，也体现了他对“爱”的不同层次的理解。

　　对于围绕毛主席的各种争议，宇太先生的态度从来不含糊。他不回避，也不绕弯子，直截了当地说批评者应该先问问自己的动机和立场。他坚持认为，评价一个人，首先要看他为谁做事、为谁吃苦、为谁牺牲，在这些问题上，毛主席的立场一生未变。

　　对于“个人崇拜”的争议，宇太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对于本该崇拜值得崇拜的人崇拜，不叫搞个人崇拜。对于不该崇拜不值得崇拜的人，却想方设法强行往脸上贴金，竭尽全力勾引人们去崇拜，才叫搞个人崇拜。”他直截了当地说：“崇拜毛泽东，那叫搞个人崇拜？根本不叫。那叫理所当然，回归本道。”

　　除了鲁迅和毛主席这两个核心主题，宇太先生的写作还广泛涉及社会批评、文化观察和道德思考。他批评当下的文艺界充斥着“纵欲式、作秀式、功利化”的表达，认为这些东西离真正的艺术越来越远。他提出过一个判断标准：“炉火纯青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精满自溢才是美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一切刻意的、功利的、讨好式的表演，都与美无关。在道德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凡不合‘道’之德，非德也，伪德也”，呼吁把道德还归本位。他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同样不绕弯子，针砭时弊，一针见血。

　　宇太先生的文字有一种鲜明的个人印记。他不追求华丽的辞藻，追求的是准确和力度。他喜欢用短促有力的句式做判断——评价鲁迅，他说“鲁迅是一种精神，是一个楷模，是一种希望，是一座丰碑”，四个“是”层层递进，干脆利落；评价毛主席，他说“他是人，但也是神；活着是人，死了是神；活着是超级的人，死了是超级的神”，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达，恰恰传递了他对毛主席超越常人的认知。他下笔不留余地，不喜欢“一方面……另一方面……”式的平衡语态，更倾向于直接亮出立场，把话说到最透。这种风格让他的文章读起来痛快，但也容易引发争议。有人觉得他太绝对，有人觉得他不够“学术规范”。但换个角度看，这恰恰是他的本色——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追求四平八稳的学院派学者，而是一个有立场、有态度、有火气的写作者。

　　回看宇太先生的一生，他始终在做一件不太讨好的事情——在一个越来越讲究圆融和妥协的时代里，坚持说一些不圆融、不妥协的话。他本可以走一条更安稳的路：有大学任教的资历，有发表文章的能力，完全可以在体制内过上体面的生活。但他辞去了教职，选择了独立。他明知道某些话题会引来麻烦，仍然照写不误。这种“不讨好”的气质，贯穿了他的整个写作生涯——他对鲁迅的推崇，是因为鲁迅同样不讨好任何人；他对毛主席的敬仰，是因为毛主席同样不讨好任何利益集团。他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认同的东西：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定力，一种不趋炎附势的骨气。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局限。他的文章有时过于情绪化，论证的严谨性偶尔会被激愤冲淡；他的一些判断过于绝对，留给读者回旋思考的余地不多。但换个角度看，这些“缺陷”也恰恰是他风格的一部分——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追求客观中立的叙述者，他是有立场的，他从不掩饰这一点，他写作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舒服。

　　这世上，说漂亮话的人很多，写漂亮文章的人也很多，但像他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写“不漂亮”的真话、硬话、得罪人的话的人，并不多见。

　　宇太先生留下的，不是一座精心修饰的纪念碑，而是一盏不怎么亮、但一直没有灭的灯。那些曾经被这盏灯照过的人，或许会在各自的路上，继续往前走一段。一个人生前有没有真正活过，不看他拥有多少，而看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了一种宁可孤独也不愿违心的姿态，一种宁可被误解也不肯说假话的固执。这些东西，比文章本身活得更久。

　　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