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政治家给我们的启示
“大寨”这个名词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然而，与大寨紧密相连的一个人名——陈永贵却仍然热议于云间媒体，原因就在于他的特殊身份——一个曾经位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农民。如果严肃地评议他的一生的功过，当然可以各有各的见解，但其中有一种声音，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那种不屑，认为把农民捧上副总理的位置是天大的笑话，更有人认为是伟人心血来潮 “钦定”的产物。这就不能不认真地议论一下了。
陈永贵1980年走下政治舞台，1986年逝世。在他逝世后没多久却兴起了一阵关于他和大寨的评论热潮，各种刊物文章不断，褒贬不一，争论激烈，持续了十多年，有关的大篇专著就有六七部。这些正反面的大量资料为后来人认识有关陈永贵的历史真相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这些评论文章，不管是褒是贬，都不否认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批评者除了纠缠于陈永贵解放前在他还是一个不识字又不觉悟的青年时曾经参加过敌伪组织的历史问题，主要批评学大寨运动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负面影响。但有一条却是始终无人可否认的，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大寨是干出来的，陈永贵是干上去的”。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全国人代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作了如下表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并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千斤。”这段话，不是随随便便写出来的，先是有昔阳县委、晋中地委、山西省委层层不断的向上反映情况，然后又有在毛主席的关注和周总理的亲自指示下由农业部长廖鲁言带队在大寨蹲点二十天核实了情况，才写入报告的。即使在“彻底否定”的氛围下大寨遭受了最严格的审视，周总理的这段评论也始终经受住了检验，为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稳稳地奠定了其应有的地位。
周总理的话是高度的概括，当我们深入去了解一下这些话背后的真实故事和具体细节，就会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
大寨位于太行山脉中一座叫虎头山的山岭之下，整个地形地貌是山高、沟深、坡陡。所有的土地都横七竖八地镶嵌在七条沟、八道梁和一面山坡上，零零碎碎有4700多块，宽不盈丈，长短参差，土层贫瘠，又全是缺水浇灌的旱地，其中80%是缺边少堰、里高外低，极易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解放初期，全村平均亩产粮食不足80斤，村民生活极为贫困。
面对这样恶劣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要提高亩产，发展生产，改变贫穷面貌，有什么办法？带头组织合作社的陈永贵，转遍了山头天天琢磨，与支部的人合计很久，最后决定了一个大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胆规划——十年造地，就是要将贫瘠的石头坡地改造成保水、保土、保肥的良田。
在村里老人疑惑的眼光下，1953年大雪飘飞的寒冬腊月，全社男劳力齐上阵，耗时48天，将五百多米长，十几米宽，怪石嶙峋，荆棘密布的“白驼沟”，通过修筑24道阶梯形的土台子，得到了5亩平地。紧接着，大寨人又在后底沟、小背峪改造出33亩好地。1956年，大寨迎来了开荒造地后的第一个丰收年。粮食亩产达到349斤，远远高于造地前的坡地。
要知道，当时是在没有炸药和机械的情况下，仅仅靠人力和撅头、铁锹、钢钎、大锤等简单工具硬是把穷山恶水改造成高产的水平梯田，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这样的壮举，用“改天换地”来形容绝非过誉之词，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评价也不为过。
大寨成为全昔阳县的先进典型，陈永贵也因此当了劳模。但大寨人并没有因此止步，他们要啃最大的一块硬骨头，向“狼窝掌”宣战。在这场战斗中，大寨人经受了严峻的磨难与失败的考验，而陈永贵则在这场考验中表现出了他超乎常人的气魄和品格。
狼窝掌占地面积大，但地势最为险恶，1500多米长，13多米宽，落差达到200多米，乱石遍地，洪灾不断，是历史上给大寨带来最多灾难的一条沟。大寨人于1956年冬天开始开拓狼窝掌。经过一个冬天的奋战，填了几万立方米的土石，筑起了38道坝，得到好地20余亩。他们正期盼着狼窝掌改造后的第一次丰收，1957年盛夏的一场暴雨却把狼窝掌的梯田冲得荡然无存。大寨人二战狼窝掌，这次把石坝地基挖到1.5米，把第一层的坝身垒高，用三个月时间把38道倒下的坝重新立起来。可是1958年夏天一场暴雨导致翻江倒海而来的山洪，又把垒起的38道堤坝冲垮。面对二次失败，彷徨了一阵的陈永贵，最终掷地有声地下达了“狼窝掌还要来第三次!”的指令，重新被陈永贵鼓起勇气的大寨人再次进驻狼窝掌。这次，他们总结经验，运用拱形建筑的原理，将石坝垒成拱形，大石块间的缝隙用石子填充，用灰浆灌注。20天后，最高垒到9米的32条大坝完工。狼窝掌，这条凶暴的山沟最终被制服了！此后经受住了多年几十次洪水的考验。
从1953年到1962年，从初战白驼沟到三战狼窝掌，大寨人开山辟地十年造地的计划得以实现。粮食平均亩产从52年的200多斤提高到700多斤。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个艰辛的奋斗过程，陈永贵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1958年大跃进时，虚报浮夸成风，亩产万斤的“卫星”满天飞，可陈永贵不为所动，他如实报了亩产540斤，不管上级怎么“启发”都不改口。当上头有人说产量上不去就不能继续当劳模，不能去北京上天安门观礼时，陈永贵回答得很干脆：“宁可不上天安门，产量一斤也不多报。”据时任山西晋中地委办公室干部雷震一回忆：“陈永贵是晋中地区惟一没有说假话的劳动模范。”正是在这种务实的作风下，在全国遭受天灾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大寨的粮食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存粮宽余，没人挨饿，还完成了上交余粮的任务。
这些事情，也许现在看起来也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业绩，可当时能做到这些却是非常的不容易。把 “高瞻远瞩”，“坚忍不拔”等词用在陈永贵身上也许是溢美之词，但是，就他看透问题、看清发展前景的眼光，看准方向下定决心的魄力，带领群众齐心协力奋斗的凝聚力，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等等，都远远突破了普通农民的狭隘性，甚至可以说比当时许多身处高位的干部更高明。把他称为卓越的农民领袖是名副其实的。
陈永贵进入最高领袖的视野则是在大寨经受了又一次特大考验之后。1963年8月，七天七夜暴雨的袭击，使大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房屋塌了，梯田冲了，庄稼倒了，整个村子几乎变成一片废墟，幸好人没冲走。面对着几近绝望而哭泣的群众，陈永贵却说：“没有冲走一个人，就是大喜事，还哭什么? 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夜以继日，齐心协力，扶起倒下的庄稼，培土施肥；修整被冲垮的梯田；还烧砖烧瓦，为村民修整房子。面对上级拨下来的救灾款和救灾物资，陈永贵做出了让许多人吃惊的决定：“让救灾款和救灾物资支援别的灾区去吧。”大寨“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还要做到“三不少”：“社员口粮不减少，集体储备粮不减少，国家征购粮不减少” 。到了秋天，大寨人兑现了自己的誓言，社员口粮400斤，上交国家24万斤，基本与前一年持平。别的地方那年每个工分红仅5分钱，大寨分红仍有1元；还建起了一批新瓦房和新石窑。大灾之后，他们想的是，根据洪水为害的规律，制定第二个10年造地规划，要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这年11月，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到大寨实地考察，被眼前的事实所震撼，激动地声称从陈永贵身上看到了一般农民所没有的，独特的魅力。
这个让许多人起初不信、后在事实面前心服口服的事迹就像插上了翅膀，传遍全国各地。一直传到了毛泽东耳里，立刻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像发现了宝藏一样，高兴地称赞道：“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为什么大寨的奋斗史能引起毛泽东如此重视呢？就因为大寨奋斗史所体现的精神与领袖的思想高度契合。
首先，大寨的奋斗史证明了农村合作化的优势。大寨所取得的奇迹般的成绩如果不是依靠集体化的力量，没有把农民组织起来齐心协力地干，在当时那样恶劣的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的。
同时，大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有一个好的领头人。陈永贵坚持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事事带头，处理问题总以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重，赢得了农民群众衷心的拥戴。这对于防止干部蜕化变质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还有，陈永贵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所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当时内有经济困难外有苏联逼债的中国所最需要的。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经过周总理核查确实后，就不断宣传大寨的事迹。他说：“我看大寨就是一面旗帜”，“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可见，后来毛泽东把陈永贵提拔到中央工作绝不是偶然和随意之举。
即便如此，在有些人看来，就算承认陈永贵是一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但与“政治家”之间仍然横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然而，长期在昔阳县领导机关工作的作家孔令贤，曾经亲眼目睹陈永贵在那个风云突变的特殊时期的所作所为，在2000年前后发表了《走近陈永贵》等一系列全面反映陈永贵一生业绩的报道，受到广泛关注。其中陈永贵登上政治舞台后所表现出来的驾驭政治风云的能力给人印象深刻，被山西文史专家温晋生称为“农民政治家”。这里仅摘录两个实例。
1967年，全国兴起夺权风暴，陈永贵也响应领袖的号召参与组织了昔阳县的夺权。但与其他造反派不同，他夺权的口号是“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他在昔阳县的夺权大会上明确宣布：要抓革命，促生产，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在3至5年内将昔阳建成大寨县。针对当时农村乱批斗干部，使生产陷于瘫痪的混乱局面，陈永贵写信向毛泽东陈述了5条意见，要求制止农村愈演愈烈的揪斗风。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提出这些建议需要勇气和胆略，后来人们议论说，也只有陈永贵敢写。此信被中央肯定并予以转发（查《毛泽东年谱》，1967年11月7日毛泽东在陈永贵的信上批示“转发到农村”），从而迅速扭转了昔阳农村的混乱局面。陈永贵此举被广大农村干部视为挺身而出，仗义直言的壮举，一些基层干部感动得失声痛哭。由此，陈永贵赢得了广大昔阳农村干部的拥护，为实现将昔阳建成大寨县的宏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件事也产生了轰动效应，那就是免除农民的历年欠粮。1968年春陈永贵在全县四级干部会上宣布：今年好好干，等秋后大丰收了，社员们欠集体的粮食一律免掉! 当时全县社员共欠粮2000万斤，这不是个小数字，免除个人欠粮有损害集体利益之嫌，谁敢担这个责任？可陈永贵说：“这不是社员欠集体的，而是我们干部欠群众的。年年说大丰收，年年不够吃，那怎么行？”“出了问题找我就是。” 这一来群情激奋干劲猛增，秋后全县粮食增产2000万斤，并因此赢得了全县人民空前的信任和拥护。这当中还有个小插曲，有些干部唯恐担责任，就以贯彻阶级路线为名，只对贫下中农免，不对地主富农免。陈永贵却态度强硬，回答斩钉截铁：“阶级路线不能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呢！你们开大会宣布，统统免！”陈永贵此举如他自己所说，是免掉了一堆空数目字，却换来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实打实的增产。这样彰显政治家智慧与胸怀的语言和决策，又哪是一般官员能够企及的呢？
就这样，陈永贵既牢牢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又紧紧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在全国各地动乱不已的情况下，开创了全昔阳大搞生产的局面。那几年，昔阳全县搞了8000多项工程，修筑了1000多公里大坝，造出6万多亩土地，成为昔阳百姓至今仍受益不尽的财富。
凭着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在山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陈永贵被毛泽东亲自提名为省领导人之一，随后迈开了他一步一步登上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步伐。
如今，陈永贵已安息于虎头山（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大寨大地上，最后一部分骨灰葬于虎头山顶，他要看着整个大寨），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功盖虎头，绩锚大地”8个大字。这可以看作是历史和群众对他的盖棺定论吧！人无完人，但评价应该公道。陈永贵和他的大寨的奋斗史毫无疑问将以辉煌的一页载入新中国的建国史；更重要的是，这是打翻几千年鄙视劳动人民的旧传统观念的活生生的教材，是对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最好的注释。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反抗封建暴政的起义农民就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在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战争中又有多少“泥腿子”成长为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陈永贵是又一个光辉的典范！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