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政治家给我们的启示

　　“大寨”这个名词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然而，与大寨紧密相连的一个人名——陈永贵却仍然热议于云间媒体，原因就在于他的特殊身份——一个曾经位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农民。如果严肃地评议他的一生的功过，当然可以各有各的见解，但其中有一种声音，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那种不屑，认为把农民捧上副总理的位置是天大的笑话，更有人认为是伟人心血来潮 “钦定”的产物。这就不能不认真地议论一下了。

　　陈永贵1980年走下政治舞台，1986年逝世。在他逝世后没多久却兴起了一阵关于他和大寨的评论热潮，各种刊物文章不断，褒贬不一，争论激烈，持续了十多年，有关的大篇专著就有六七部。这些正反面的大量资料为后来人认识有关陈永贵的历史真相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这些评论文章，不管是褒是贬，都不否认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批评者除了纠缠于陈永贵解放前在他还是一个不识字又不觉悟的青年时曾经参加过敌伪组织的历史问题，主要批评学大寨运动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负面影响。但有一条却是始终无人可否认的，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大寨是干出来的，陈永贵是干上去的”。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全国人代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作了如下表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并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千斤。”这段话，不是随随便便写出来的，先是有昔阳县委、晋中地委、山西省委层层不断的向上反映情况，然后又有在毛主席的关注和周总理的亲自指示下由农业部长廖鲁言带队在大寨蹲点二十天核实了情况，才写入报告的。即使在“彻底否定”的氛围下大寨遭受了最严格的审视，周总理的这段评论也始终经受住了检验，为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稳稳地奠定了其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