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大寨精神」永放光芒

　　四十二年前的今天，1980年7月18日(农历1980年6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刊登《山西日报》发表的总结推广大寨经验“严重教训”的长文，盘述“农业学大寨”的所谓“历史弊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乱树典型、神化典型”以及用政治挂帅的办法推广典型经验的所谓“左”的做法，正式提出批评。

　　什么是“农业学大寨”？其依据的是毛主席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次年夏天，毛主席又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

　　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诞生了如红旗渠这样的新中国标志性农业成就，使得大寨曾一度成为中国农业版图上的重要政治坐标。

　　那么，一个诞生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制度和毛泽东农村思想的运动，为什么会在四十二年前的今天被最高官媒批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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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先从大寨说起。

　　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同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机械化）农业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新中国成立后，在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农业任务极重，既要完成其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为工业发展提供粮食、原料、甚至资金），又要大力发展自身的存储，同时这一切都要在自食其力的条件下，务必要摆脱对国际粮食的依赖。

　　在这种境遇下，依靠党的领导、集体的力量而使在战乱中绵延了上百年的穷山沟改变面貌，堪称时代性任务。

　　由此，大寨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国农业革命战线上的榜样。

　　大寨大队地处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海拔千余米的山区，属太行山脉，全大队八百多亩坡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分割成4700多块，土地十分贫瘠、水土流失严重。

　　在新中国之前，全村有一半多的人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赶牛放马，出外讨吃讨穿。

　　建国后，这里经过土改实现了集体化，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同志的领导下，大寨人凭着镢头和箩筐等简陋工具，把全村的七条大沟和几十条小沟都闸坝垒淤成良田，阻止了水土流失，把全村的坡地修成了水平梯田，通过桔杆还田、大施农家肥、深耕土地等，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

　　至上世纪60年代初，大寨发生了较大变化，零碎贫瘠的土地经过改造变成肥沃的良田，粮食亩产更是连年增加，1952年118公斤，1958年直接超过200公斤，彻底摆脱了民国时期歉收挨饿的状态。

　　大寨的成功，充分反映了毛主席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