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13篇论文，多是研究毛主席、评述毛主席的上乘之作
编者按：乌云遮不住太阳，尽管有人想要极力歪曲他、淡化他，但是却总也绕不开他。针对毛主席的评述和研究，也因而从来没有停止过。
为纪念毛主席百年诞辰，中央的党、政、军多个单位于1993年12月26日至30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全部113篇论文，编成了本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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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13篇论文，多有丰富的论据和严密的逻辑、还有不少珍贵文献资料的罗列证明，是研究毛主席、评述毛主席的上乘之作。
以下内容，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的论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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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都知道，50年代初期，在国际共运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两个“凡是”:凡是斯大林讲的，就不容怀疑;凡是苏联经验，就得全盘照搬。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一切都听，全盘照搬。
后来我们党还明确向苏共领导人说明:“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这鲜明地显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独立自主精神和独创精神。如果从建国开始，就全盘照搬苏联的那一套，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关于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方面的独创，我想了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些:
一、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这同苏联先搞国家工业化，后搞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是不同的。
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选择的是一条从低级到高级、社会震动比较小的改造道路，这跟苏联没收资本家的工厂和全盘集体化都是一次完成的道路是不同的。
三、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我们采取和平赎买政策，对资本家本人，不是把他们赶走，而是把他们看成财富，使之接受教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跟苏联的做法完全不同。
四、在经济建设上，我们一开始，就把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作为根本方针，在处理同农民的经济关系方面(包括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的，这同苏联长期采用“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向农民索取高额积累的办法是迥然不同的。
五、建国初期，我们虽然也采取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并没有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那时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不要重重轻轻，因此，在重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轻工业和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这同苏联和东欧某些国家长期“一条腿走路”也是不同的。
六、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跟苏联实行的只有一个共产党的体制是不同的。
七、“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①建国40多年来，我国的民族团结不断加强，同这个制度很有关系。
八、我国政府与印度政府首倡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普遍的认同。
以上几条说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解决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其中有些独创虽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策原则提出来的，但在社会主义阶段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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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 薄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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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说:中国思想史的第一个转折是由孔子为代表的学者群实现的。这样，孔子就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家。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个转折是，同私有制社会形态向公有制社会形态的转变相适应，产生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亦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体系，是新时代的思想旗帜。它的出现是一次更加伟大的跃进。在建立这一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家，李大钊、鲁迅、李达，均是杰出的人物，但是集其大成的，构造了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的，为后代奠定了牢固思想基础的，是毛泽东。由此可以说，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个最重大的转折是由毛泽东为代表的学者群开辟的。
毛泽东是中国思想史上又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家。我国现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未来的路还长。我们的思想还将有伟大的发展，我们还会有更新的、站在时代潮流之前列的思想家出现，但是为新时代的新思想奠基的，仍然首推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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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和毛泽东很可能是中华民族史册上两个地位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其著作生命力顽强，其后学接力式绵延。所不同的是孔子代表了整个的旧时代，而毛泽东则开辟了结束中国剥削制度、奔向未来大同世界的新时代。
孔学支撑着旧时代的民族魂，而“毛学”将对中华民族新魂的最终形成发生最为深刻的影响。让历史来检验和证明这个判断吧!
摘自：《毛泽东---中国划时代的思想家》 陆剑杰
林biao、陈bo达搞的《语录》，完全不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生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和一生坚持的对唯心主义认识论、天才论的批评，硬把他们渲染为“称天才”的始作俑者，硬把他们归到天才论者的行列，这是不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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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写下了名义上批评陈bo达，实际是批评林biao的《我的一点意见》。
这篇“专批天才论”的简短檄文，以高屋建瓴之势，义正词严地揭穿了林彪、陈伯达断章取义地摘取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词句为天才论张目的诡计，明确指出:在才能问题上，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决不能陷入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决不能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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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针对林彪的天才论所强调的上述两个基本观点，为正确认识个人才能与社会实践、个人才能与集体智慧这两个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向导，从而为分清两种才能观和历史观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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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章 竟
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就是一个生动的明证。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毛泽东给新疆各族人民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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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在新疆基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新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和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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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泽东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
和田地区维吾尔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泽东。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它充分表达了新疆各族人民对毛泽东的无比热爱和无限深情。
摘自：《毛泽东与新疆》朱培民
西藏问题是中国民族问题中较为突出而复杂的问题之一。西藏和平解放后的40年，是毛泽东民族思想在西藏实践的40年。总结这一伟大实践，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好西藏问题，对于国内其他民族地区乃至国际民族问题的解决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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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我们进行全面、详细的统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支援西藏，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精神的鼓舞下，尽管底子薄，西藏在经济、交通、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也是40年来，西藏之所以稳定发展的基础。
西藏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使广大的西藏人民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对增强民族团结，反对西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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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毛泽东是从整个国家的最高利益思考这一问题的，这也是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理论的核心。从东欧剧变和原苏联的解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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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毛泽东民族思想在西藏的实践》丹珠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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