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与五四运动 ——“导火索”的偶然之外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点燃了中国民众的怒火；5月4日，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于天安门前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揭开了一场伟大爱国运动的序幕；随着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6月3日近十万上海工人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罢工将运动推向了高潮。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仅仅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偶然”引爆的吗？恩格斯曾论述道：“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1]通过对五四运动历史细节的不断丰富的了解，回顾整个事件可以发现，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系不只是“偶然”的导火索，从运动的前奏到高潮的发展，“必然性”的联系早已存在。

　　●前奏：五四运动前的“预演”与学生组织●

　　在近代，各种激进思潮的影响和国外社会运动经验的获得，在思想活跃的学生群众当中掀起了阵阵波澜，又时常表现为留学生由外向内的发动。[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了在东亚扩张势力，于1914年对德宣战，借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18年3月在协约国决定出兵西伯利亚之时，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中日共同防敌”办法，企图借机将中国纳入“共同出兵”的轨道，以此派军队进入东北，控制中东铁路，从而独占整个东北和东部蒙古。[3] 4月间留日学生获知消息后集会抗议秘密外交，决议组织救国团。遭到日本警察镇压后，留日学生开始集体回国。通过回国留学生的联络和国内报刊的揭露，5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法政专门、工业专门等校学生举行向总统府请愿游行，要求公布协定内容并加以废除。天津、上海、福州等城市也有类似活动，并联络组织了学生救国会。[4]这些活动使学生们“受到了锻炼，取得了经验”[5]，也成了五四运动的“预演”。

　　同时，归国留日学生与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长、人数最多的社团——少年中国会的成立密切相关。自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篡夺以后，北洋军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同时各派系势力为夺权混战不休，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这种情形在稍有觉悟的青年看来，当然是不能耐的，于是鼓起他们的热血，想对社会谋改革了。”[6]在此背景下，众多传播新思想的青年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少年中国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曾琦、张尚龄为首数千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带回的思潮与经验，大大推进了相关社团的工作，二者也参与了少年中国会的创立。值得注意的是，社团中王光祈提出的工读互助主义得到了各地青年的积极响应和毛泽东、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支持，以李大钊、邓中夏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社团内工作。[7]种种这些将青年组织起来、传播思想的行动，都与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体的率先登场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