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失败，中国走到了“1921”

　　【编者按：本文是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写的，最近《觉醒年代》火了，把这个重发一遍，供大家参考。】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共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和中共建党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至深至巨。在这两件大事之间，相差十年，也就是1911年到1921年。这十年的时间差里，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试验了各种政治形式，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最终导向了中共建立，从而将中国带入一个新时代。

　　4月到5月，CCTV在黄金时间播出了电视剧《中国1921》，以为纪念。而这个电视剧选取的时间背景恰好是1918年一战结束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间跨度为三年。而这三年也恰好是北洋政府政治上最终破产，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则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的政治力量。一个夕阳西下，一个如日东升，两条线索交织、纠缠在一起。

　　北洋政治何以破产

　　武昌起义的枪声结束了帝制，中国进入共和时代。但是这共和并不是人民共和，也不是社会各阶层联合的共和，而是北洋军人的共和。

　　国民党虽然倡议革命十多年，但要想在1911年接盘，显然还差得太远。无论是政治、外交、行政、军事、社会改革等诸多治国理政的方面，国民党除了简单的口号式主张，还没有成熟的想法。甚至连如何在清帝逊位之后仍将蒙古、新疆、西藏保留在“中国”之内，他们在理论上都无法解决。

　　从这个角度说，在辛亥革命之后，政权落入北洋军队为骨干的旧官僚、旧军队之手有一定的必然性。至少他们的行政经验要比国名当更丰富，更懂得如何与列强打交道，而这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的能力。

　　实际上，不仅中国如此，多数前殖民地国家都有类似经验。在国家、民族陷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后，统治者改革往往先从军队开始，所以军队往往是这些地区和国家中最先接触到新思想进而产生民族自强和政治改革意识的群体。土耳其、埃及均是如此，甚至我国西藏地区也曾有过藏军军官为主体政治改革势力。土耳其政治转化较为成功，凯末尔革命之后再未出现较大幅度的政治动荡，而埃及则长期处于军政府状态之中，从纳赛尔革命到萨达特再到已经倒台的穆巴拉克，都是以军队为其整治后盾。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经常有人提到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同情戊戌变法、推动晚清新政之类的事情，其实不足为怪。因为他们与外国打交道多，所以对新事物、新思想接触较多，从而在旧式官僚中较早产生政治改革和军事自强意识。而且，他们本身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也有能力推动这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