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为什么要写下《狱中自述》？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纪念日前夕，重读李大钊的《狱中自述》，不仅是对李大钊的深切缅怀，而且也是对建党百年辉煌历史的深情凝望。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李大钊的《狱中自述》虽然不像《李秀成自述》、瞿秋白《多余的话》那样曾经聚讼纷纭，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还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大做文章，借以污蔑李大钊同志为“叛徒”。

　　如今，污蔑李大钊为“叛徒”的流毒，早已肃清，但是为了防止历史虚无主义者故意混淆视听，笔者以为有必要借此机会谈谈《狱中自述》的文体、李大钊撰写《狱中自述》的用意和目的，以及如何认识和理解李大钊以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撰写《狱中自述》等问题。

　　李大钊狱中亲笔自述（定稿）在“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展出（微信公众号“国家博物馆”）

　　在危急关头，李大钊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善意劝告，一再拒绝南下避难，坚持留下来领导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

　　因为领导五四运动，特别是因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共产党等，五四运动后不久，李大钊就已经被北洋政府当局派出的密探跟踪监视，并多次被公开或秘密通缉。

　　在同事和各界朋友的帮助下，李大钊通过外出避难等多种方式，每每能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又遭到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罪名的通缉。

　　为了安全和防止发生意外，坚持领导北方的革命工作，李大钊等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俄国旧兵营内办公。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占领北京后疯狂“讨赤”、“反赤”，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告示，一时间北京城内充满了恐怖气氛。随后，《京报》主笔、共产党员邵飘萍和《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等，相继遭到残杀。

　　在危急关头，李大钊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善意劝告，一再拒绝南下避难，坚持留下来领导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吴佩孚、孙传芳部先后被消灭。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妄想在北方进行垂死挣扎，1927年4月6日，在帝国主义国家驻北京公使团的默许和支持下，不顾国际惯例和社会影响，悍然出动大批警察、宪兵、特务，包围并搜查旧兵营等处，逮捕一直在致力于发动冯玉祥国民军策应北伐的李大钊等数十人。

　　在“无确供”的情况，奉系军阀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悍然组织所谓特别法庭于4月28日进行秘密宣判，以“宣传赤化”、“赤俄的工具”、“颠覆政府”等为罪名，判处李大钊等所谓“苏联阴谋案”20人死刑，立即处以绞刑。李大钊等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满腔热血和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