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铁”与中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动员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民革命占据重要地位。就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早期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工农运动，以及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国际的作用和影响、国民革命的意义和失败原因等方面。以此为基础，学界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对国民革命概念、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等议题进行了考察。探讨国民革命的“发生学”，中共的宣传动员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对国民革命的宣传动员中，中共组织的“寸铁”专栏占据独特地位。它主要由发表于《前锋》《向导》《布尔塞维克》等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机关刊物“寸铁”栏目上的一系列时事评论构成，数量达692篇之巨。“寸铁”对国民革命的即时报道，不同于一般性史料，也不同于口述史或回忆录。其篇幅大多在300字左右，有的甚至不足百字。它少有逻辑论证，也几乎没有故事情节。但当这些散乱分立的评论指涉同一对象——国民革命时，就可以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文本，形成相对完整的历史场景。本文试图通过“寸铁”这份学界尚未充分关注的文本，钩沉关于国民革命的历史记忆，分析中共为推动国民革命开展的理论阐释和宣传动员工作，以期深化中共早期历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寸铁”的文体溯源及其话语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寸铁”作为刊物专栏名，最初出现于1923年7月1日创刊、瞿秋白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其创刊号明确提出要为国民运动“当前锋”、“打头阵”，所开设的“寸铁”专栏包含8则短文，作者分别为瞿秋白（署名巨缘）、陈独秀（署名独秀）和张太雷（署名春木）。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2期出版，共发表12篇“寸铁”短文。国民党一大正式确定国共合作后，1924年2月1日出版第3期，“寸铁”刊载9则短文。此后该杂志“因人力不足”停刊。
《前锋》虽然停刊，但“寸铁”栏目并未因此消失。1924年2月20日，《向导》第55期开辟“寸铁”专栏，刊出11篇短文，作者署名皆为独秀。此后，“寸铁”成为一个常设（偶有间断）版块，是《向导》周报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间，陈独秀作为主要撰稿者，发表了大量短文。另外，从1925年11月第101期开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也开设了“寸铁”栏目；中共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亦从1927年10月24日第1期专辟“寸铁”一栏，持续刊载短文。
从《前锋》到《向导》，再到《中国青年》《布尔塞维克》，在这些中共主办的刊物中，“寸铁”以专栏形式呈现，在文体内容上既前后延续，又各具特色。它们短小精悍、修辞丰富，或批评驳斥，或反讽论辩；短文针砭时弊，用语简洁、情感强烈、言辞犀利、态度决绝，富于政治性与战斗力，呈现出独有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中共舆论宣传动员中，“寸铁”专栏俨然成为一处作用独特、不可或缺的阵地。而这一时期正值中共与国民党由合作走向破裂，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对于中共而言，“寸铁”专栏有着特殊的类型意义，其文本已构成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分析对象——“寸铁”话语。
就目前材料所及，“寸铁”出自“寸铁杀人”一语。宋代大慧宗杲禅师论禅云：“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杀人。”其意指，所言一针见血，发片语即使人顿悟。《朱子语类》亦言：“寸铁可杀人。无杀人手段，则载一车枪刀，逐件弄过，毕竟无益。”朱熹意在以此训示门人，要言自性悟理而使“一言两语断得分明”，不浑沦。由此观之，“寸铁”一词的原本内涵和意蕴，与专栏所登载的文体可谓若合符节。
如自《前锋》向前回溯，还可寻见开设于《国民公报》的另一“寸铁”栏目。《国民公报》创刊于1910年，起初为立宪派发声，以倡君主立宪为宗旨。民国初年，属于进步党“研究系”的机关报。《国民公报》几经停刊与复刊，最终于1919年10月被安福系查封。从1918年开始，该报积极宣传文学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介绍革新思想，促进政治进步，与众多新文化运动人物同调，并经常转载《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的文章，其中就包括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孙伏园在好友鲁迅、钱玄同的帮助下，于《国民公报》第5版专辟“寸铁”一栏，撰文反击封建复古派；其间鲁迅也曾发表4则短文。
虽不能由此说明《前锋》与《国民公报》有先后承继关系，但从篇章文体看，两者的“寸铁”栏目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皆篇幅短小，行文泼辣。这种联系指示着某种内在的延续和流脉，或可成为解释“寸铁”产生的一个切入点。对于这种文体风格，孙伏园在回忆他主编的《国民公报》“寸铁”专栏时提道：“那时我们初发起杂感体，特别开一栏曰‘寸铁’，大家兴致好，几乎每天都是塞的满满的。”也就是说，《国民公报》“寸铁”专栏所载文章，在当时即已有特定的文体称谓——“杂感体”。
“杂感体”为理解中共刊物中的“寸铁”提供了条件。但纵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报章，“杂感体”并非《国民公报》“寸铁”专栏独创，而是另有来源。因此，就需再关注中共刊物中“寸铁”的最主要撰稿人陈独秀，因为“杂感体”是由《新青年》杂志中“随感录”文体发展而来。
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开辟“随感录”一栏，登载的7篇文章中有3篇来自陈独秀，它们长短不一，但皆以强烈的个人情感谈论时事，重在揭露、批判与讽刺，影响深远。此后，《每周评论》《国民公报》《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刊物都先后开设此类专栏，《国民公报》的“寸铁”正是其中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大量随感，1921年8月25日鲁迅在致其弟周作人的信中说道：“《新》九の二已出，今附上，无甚可观，惟独秀随感究竟爽快耳。”可见鲁迅对陈独秀之“随感”肯定有加。
新文化运动中，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自觉耕耘和积极推动下，“随感录”演化出一些非成文但具共识性的文体形态及创作观念，此即前述孙伏园提到的“杂感体”。它快速兴起，蔚然成风，开启了一场文体革命。吴芳吉曾在《学衡》上将“随感录”视作无韵新诗，谓：“新诗者……自其无韵者言之，短篇小说，及新派杂志之随感录而已。”陈平原认为，“随感录”是一种“兼及政治与文学、痛快淋漓、寸铁杀人的文体”，“凸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贯追求——政治表述的文学化”。更有论者将“随感录”的源流上溯至梁启超在清末《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撰文形成的“报章体”。
在此之后，由“随感录”发展而来的“杂感体”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向。正如由《语丝》及其编撰群体创生的“语丝体”，其卓荦者当言鲁迅，他将“随感录”发展成极具个人标签化风格的杂文。郁达夫在描绘鲁迅文体所具有的“寸铁”风格时说，“鲁迅的文体简炼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同期，随着“主义革命”的到来及中共建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知识群体，开始将“随感录”式文体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的革命任务结合起来，作为舆论宣传和群众动员的武器，“寸铁”栏目便日渐成为中共开展宣传动员的阵地。
由于对“寸铁”栏目的持续经营及其话语模式的不断运用，“寸铁”逐步被打上中共的标识。1926年，《南流潮月刊》刊登了一篇署名为“了一”（王力）的“寸铁”短文，其中写道：“寸铁这个标题，是新青年杂志里用的，我们若还用这两字，怕有共产党的嫌疑。”但是，王力仍然坚持使用“寸铁”一词及其话语方式，且讽刺“早蒙某党人赐给我一个共产党的徽号”，以此来彰显他的态度。而在中共党内，“寸铁”话语的表达，则关联着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
事实上，围绕“随感录”聚集起来的是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与维新时期从传统士大夫阶层脱胎而出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更具激进的反传统意识。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些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文化启蒙的使命，推动中国知识界走向理性，教育和培养着更新一代的知识青年，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而与“寸铁”有关联的知识群体，除陈独秀外，余者皆为新文化运动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陈为人、刘仁静、罗章龙、陆定一、刘昌群、卓恺泽等。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这群新生代知识青年的统帅，于是“寸铁”自然继承了新文化运动“随感录”的流脉。
然而就内容而言，“寸铁”以宣传国民革命为要旨，其话语表达要比“随感录”更趋政治化，这点是中共知识群体与上一代知识精英的重要差异。陈独秀本人写作风格和内容的变化，既体现了不同代际知识分子因际遇不同而在创作意图上的差异，也反映出此时的中共对建立“寸铁”这一发声渠道，以阐述其革命立场、观点，生产国民革命的知识，推动革命实践的强烈需求。
“寸铁”的话语实践，具有多重任务，因而需要将其作为持续的历史事件进行考察。正如保罗·利科所揭示的，“将某一作品理解为一个事件就是去领悟重新结构化过程中的场景（situation）与筹划（project）之间的关系”。“寸铁”的话语是对某种即时的、非连贯的对象展开评论，透露出特定意识下的无意识，以此形成评价和批判同人的（非先验和非叙事的）时间性经验的统一。这种即时的经验性特征，使得“寸铁”表达的内容和对象具有未抽象的原始状态。也就是说，通过“寸铁”的话语，可接近未加修饰的鲜活历史，可近距离观察中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动员。
二、“寸铁”对国民革命的阐释
在中共看来，实行社会革命必须依靠民众力量，但当时中国民众“大半都是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的人”，因此革命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唤醒民众、启蒙民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尤其在国民革命期间，急需通过政治宣传和思想动员，将革命的观念转化为民众的运动。为此，“寸铁”一出世便被赋予重要使命。
事实上，“寸铁”也的确不辱使命。作为一个独特的宣传阵地，“寸铁”以其对革命极具特色的阐释，对民众实施广泛动员，从而使国民革命成为一种实际运动。
在《前锋》1923年第1期“寸铁”栏目的《国民运动》一文中，陈独秀曾以问答方式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做国民运动”，因为“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这“二重压迫逼得我们不得不做国民运动以自救”。中共认为，“受制在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之下，不能不要求经济发展而行向国民革命，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在此之前，中共已开始积极宣传国民革命，如1922年9月13日蔡和森在其主编的《向导》创刊号上，发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就明确使用过这一概念。文中关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的军阀”的论述以及由此组合而生成的语义，昭示着“国民革命”的存在，对于“寸铁”的革命阐释具有元知识的意义。
然而，蔡和森提出的“国民革命”尚未成为全党共识。中共正式提出这一主张是在1923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决议案中，中共首次明确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不过这是一个党内决议，外界无从知晓。10天以后，广大民众从“寸铁”栏目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中共的新政策。与此同时，在中共推动下，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也采用“国民革命”的口号，并将其写入政纲。自此之后，“国民革命”不仅被中共树立为革命旗帜，而且也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目标。次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8月，国民政府治下军队统一编组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可以说，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就是在“国民革命”的方针下展开的。
国民革命期间，中共的任务是与国民党一道，发动民众参加“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运动。不过，在中共看来，国民党尚未完全摆脱联合军阀来反军阀的革命方式，更缺乏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观念。中共三大对资产阶级的判断是，“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出卖平民”。因此，中共中央提醒党内，要注意“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前锋》第1期“寸铁”批评“妄想假借友邦势力或利用一部分军阀势力来做国民运动”的重要原因，亦即在此。中共认为，国民革命必须断然排除国外势力和国内军阀力量，只有依赖中国国民自己的力量，才算是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
《前锋》这一组“寸铁”文章只是对革命内容作总体阐述，对革命实践进行理想化说明，其文体特征并不典型，也未能完全体现“寸铁”话语中革命阐释的独特性。国民党一大以后，革命进入更广泛和具体的实践阶段，“寸铁”阐释的个性化愈益彰显。当此之时，中共虽然也在《向导》《中国青年》上发表大量长篇政论文章，阐释国民革命的方针，但比较而言，“寸铁”以其短小精悍、材料鲜活，且富有战斗性和感染力的特点，更易于一般民众阅读和传布。而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刘仁静、罗章龙、陆定一等一大批中共党人参与其中，更进一步增强了“寸铁”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寸铁”的目标是推动政治进步，明确界定军阀、外国与国民党（改组后有中共党员加入）之间的敌我关系，重申革命应有彻底性和不妥协性，拒绝游移性，凸显国民革命的中心议题。这在岑春煊事件和排日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1924年第55期《向导》的“寸铁”栏目中，中共借清末重臣、政学会首领岑春煊与直系军阀齐燮元的接触之事发表评论，强调“要中国政治进步，第一步便须北洋派和国民党分成显明的两条战线”，对岑春煊和一切“投附北洋的人都不必反对”，应反对的是“不南不北态度暧昧的人们”。文中还提出，对北洋派军阀与投附者“绝没有反对之必要”，而应反对章炳麟、褚辅丞之类的暧昧者。这是一种打破形式逻辑却合乎情感逻辑的表达方式，从而营造出“反对—赞同”的鲜明立场，使受众通过思维反转，调动起更强的理性判断力。这一用语策略，暗合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流派的“陌生化”理论，即将原本熟悉的对象陌生化，使人因理解难度的增加和体验时间的拉长，而产生认知情感上的震动和刺激，以此获得表述内容的深刻性和穿透力。
“陌生化”这一表现手法同样见诸《向导》的《为美国排日》一文。1924年4月，奉天教育会因通电倡议向日本收回教育权，曾引发一系列排日运动。文章对此评论时，首言“我们对之都非常表同情”；然后反转其语意，指出“但此神圣的国民运动中”，却夹杂着“美国侵略中国的走狗在内”；文章最后再对排日作出等次划分，提出“最好是为中国排日，其次是为奉天排日，最下流是为美国排日”。在此，奉天收回教育权这一社会现象被纳入国民革命的实践领域，实现了对反帝国主义的情景化演绎。不过，文章并不只是按常理发表批评，而意在表达国民革命反帝的关键意图，强调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反对列强才是一种彻底的革命行为。该文本由个案达至普遍，且蕴藉丰富，就此构成“陌生化”的表达效果。
这一主张，反映出此时中共党内对革命形势的新判断。192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局报告指出：“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显然，中共是希望在反帝的初兴阶段，“在一般社会做反帝国主义之广遍的宣传”，于是才有“寸铁”强调反帝的彻底性。通过这种方式，“寸铁”将反帝具象化，并在等级次序的比较中传播推动国民革命反抗帝国主义的认知。
上述对岑春煊事件以及排日活动的评论，极好地诠释了“寸铁”文体表达的独特性。它区别于复杂、抽象、学理性的理论阐述，也不是直接、具体、说明性的政策表述，而是通过表述对经验现象（人、事、对象）的看法和感想，强化民众对已有革命知识的理解和认同。这种“情景化”的言说和“陌生化”的表达，使革命知识在文本的阐释中实现再生产。当这种经过再生产的知识同“寸铁”诉诸情感激荡的话语策略结合后，必然使人趋向更深刻的理性思考，并在宣传动员中产生强大战斗力，呈现出“寸铁”的锋利。
“寸铁”话语的经验化特征，与国民革命的推进步调保持一致。在经验的不断传播中，“寸铁”对革命的个性化阐释展开了新的情景化言说。1924年，“寸铁”对“商团事变”和“弹劾共产党案”的评论，便是两个显明的例证。
1924年6月11日，《向导》“寸铁”专栏刊发题为《国民革命与反革命的财阀》的文章，文中将“香港广州的商人”和“京沪间的银行家”直斥为“反革命的财阀，不能算是资产阶级”，“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及军阀的附属品，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就在商团事件持续发酵的同时，6月18日，国民党内推出“弹劾共产党案”。对此，中共在7月16日借“寸铁”予以回击，直言“国民革命和民族革命”意义相类，并重申“反抗国外帝国主义之压迫是国民革命运动之中心工作”。
上述两个事件在当时均被解释为反“常识”的情景意义，其所指皆是“反革命”这一实践类型。由于“反革命”与“革命”在逻辑上互逆共生，如果前者被阐释说明，那么后者同样随思维的“自流”而被反向定位。事实上，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财阀”和不反对帝国主义者，确实同帝国主义和军阀一道，走向广州革命政府的对立面。
由此可见，从《国民运动》对依赖国外和军阀势力的批评，到对岑春煊反讽式“肯定”，再到对财阀和国民党内反对派发出“反革命”的声明，这些经验的情景化再现所带来的分析和解释，无不导向对错误革命倾向的批判。这种格调的运用，使得与此情景意义相反的革命意义得到反向性说明，从而具有先抑后扬、先破后立的特征。它所呈现的内容，不论是用语言直接描述，还是通过思维间接“自流”，都延长了民众对革命意义的感受时间，使得文本保持新鲜效果。“寸铁”话语对革命的阐释特征，由此可见一斑。
五卅运动后，国民革命展现出新的面貌，中共主张“武装工人阶级”“设立军事委员会”，于是暴力行动成为宣传的重点和革命阐释的新方向。1925年11月，《中国青年》“寸铁”栏目发表《徐志摩的疑问》一文，对徐志摩所谓的“中国人革命，为何不用自己的法子，偏要去学俄国人”的疑问，以及反对俄国革命方式的言论予以批驳，反讽其应行“汤武革命”与“开明专制”。12月《向导》“寸铁”栏目刊载《工贼替安福派说话》，通过“否定”历史上的革命暴动来回应和驳斥“工贼张德惠”所说的“民众表示首宜遵守纪律，否则有意破坏群众运动之真精神”。这充分表明了“寸铁”判断革命形势、宣传中共政策的即时性和精准性。
随着北伐的顺利开展，军事行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国民革命似乎正走向胜利，统一之业“已非理想而近于事实了”。1927年3月12日，《向导》第191期“寸铁”发表《津汉情形的确不同》一文，通过对比北京谈判收回天津租界被拒和国民政府收归汉口租界的区别，认为“外交手腕和平的友谊的合法的谈判，不用暴力”，乃是一种“片面的革命行动”。在和平谈判收回租界未果的情景下，暴力革命显现出强烈的正当性。而恰在此时，“南北妥协”、“南北合作”、“驱除赤化分子”、“压迫共产派”、“驱逐左派”等言论在国内四起，尤其是日本示意奉系张作霖参与南方和谈，更加剧了革命阵营的分化。此时，蒋介石的态度无疑成为中共的最大关切。
为此，“寸铁”集中发表了诸如《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奉天居然想勾结蒋介石》《蒋介石能和张作霖政见相同吗？》等一系列文章，批评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南北妥协未可知”的言论，指明“站在革命的民主的意义上统一全中国，而不是和军阀妥协来谋统一。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名为一致对外，实是一致降外”，便是“葬送革命”。显然，“寸铁”是以批评妥协来重申革命意义，强调绝不与北方军阀妥协的立场。
综上可见，“寸铁”是中共在这一时期有关革命阐释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不能借此还原国民革命的全景，但至少可以以此为标本展开个案分析，可以探寻蕴藏其中的中共理论生成和实践发展的深层因素。作为中共舆论宣传的阵地，“寸铁”话语的独特之处在于，运用特定的表达方式再现革命经验、传递革命知识，这不仅有利于中共对革命的宣传动员，而且通过“即时报道”，为彼时民众理解革命提供了丰富且鲜活的素材。
三、“寸铁”与“他者”的对抗竞争
“寸铁”的文体具有延续性特征，所以其个性化阐释方式始终存在。但中共对民众成功进行宣传动员的要点，不仅在于话语的构建，更重要的是受众的接受和认同。因此，国民革命期间“寸铁”的工作重心，是依据革命任务，结合群众需要，确定宣传动员方案，并通过宣传动员，“集合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国民军，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这同时也是国民革命的中心议题。
依据这一议题，“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就成为革命的首要目标，成为“一切政策之骨干”。除此之外，为了更广泛地动员工农群众，尽可能地消除革命障碍和阻力，中共还对一切非革命的理论提出鲜明的反对意见，诸如“以农立国说”、“制宪说”、“国家主义”、“武力统一说”等。但在此过程中，中共始终没有放弃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努力。在中共看来，“联合战线必须是群众的，必须努力获得各派（反动派也在内）的群众”，所以“笼统地指整个的他派群众都是反动派都是反革命而不与之讲联合战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根据这一革命政策，中共赋予“寸铁”为塑造民众认同而与“他者”展开对抗竞争的使命。
首先，针对军阀与列强，“寸铁”的策略是通过持续言说营造一种话语秩序。这类话语秩序是对现实运行状态作出共识性认知的表达，或者可以称之为社会常识的语言标记，具有规范化的作用。“寸铁”正是凭借这一共识性话语秩序，发挥了“批判—建构”的实践特点，描绘出军阀和列强的非正义形象，以此反向强化民众对国民革命的认同基础。
皖系军阀马联甲是北洋政府所授的陆军上将，他成为“寸铁”揭露的第一个军阀对象。1924年2月20日，《向导》第55期“寸铁”发表短文，叙述马联甲“铲烟苗”一事。马联甲因对所征罂粟税瓜分不均而极度愤怒，销毁烟苗后所囤烟土价格上涨反而获利不少，此事件甚至为他博得了“禁烟的美名”。这里通过“铲烟苗”、“怒分赃”、“牟暴利”的叙事，分析了整个事件的内在逻辑，重建了马联甲“铲烟苗”行为的情境，并对这一行为进行了评价。在“得美名”的冲突下，营造出“善—恶”的对立与转换，马联甲之“恶”和“伪”因此而凸显无遗。这一揭露同样采用了“陌生化”手法，使人的情感因反转而被调动，进而获得更加深刻的印象。
与刻画马联甲的“军阀”形象接近，同期“寸铁”中的《兵吗还是匪？》也以类似手法呈现“匪—兵”的转换及“正—邪”的对立。陕西临潼知事率巡缉队追击劫匪，却遭受镇嵩军打击，此事禀至督军处也不了了之。文章反讽道：“好个糊涂的临潼县知事，督军就是土匪头，你还剿什么匪！”虽然故事极为简短，但内涵深刻。“劫匪”意味着非“正义”，追击与包庇劫匪形成“正—邪”对立，而劫匪与巡哨本属对立的身份发生转换后，“土匪”与“督军”的行为便产生关联，于是构成隐喻。在强烈的情节反转和情感渲染下，“督军”之恶尽显。“督军”是“军阀”这一类型话语模式的基本典型，它与“土匪”相映射，并通过概念隐喻，形成“土匪式军阀”这一形象描述。
从语言再现到认同塑造，其过程体现了“寸铁”话语表达的具象化、概念隐喻、叙事化等丰富的策略。这正是“寸铁”话语的阐释特征。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作为压迫者和“军阀”的操纵者，自然会成为“寸铁”话语下“批判—建构”的又一重点。
1924年4月30日，《向导》“寸铁”栏载《中国土匪军阀之来源》，引用吴佩孚对英人的谈话表示，“中国土匪之来源，全由外国人及传教者养成”，并反讽道：“其实吴佩孚并未说错，土匪下若再加军阀二字，那更是快语！”文章以简单的互文实施了“矛盾相攻”，从而引出对帝国主义同军阀关系更深入的思考。5月28日《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又一证据》一文，则以现实经验演绎了“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非正义性及二者间所存在的操纵与被操纵关系。文本在“五七”和“五九”国耻纪念语境下展开，“国耻”在文中发挥了强烈的暗示作用，按照这一线索引导，叙事逻辑自然指向帝国主义操纵政府压迫中国的主题。而客观现实是，北京政府接受日本公使照会严禁纪念国耻，湖北军阀禁止发放排日传单。在“国耻”的统摄下，历史与现实出现重叠，且相互印证，促使受众在“帝国主义操纵政府压迫中国”的认知模式下，统一地理解过去、分析现在、思考未来。上述“寸铁”短文所示“反压迫”的话语模式，是向“民族”话语模式的“反压迫”进行意义和价值上的扩展，二者互相增益，进一步延拓了国民革命的认同基础。
其次，针对其他社会思潮或政治派别，“寸铁”的策略是凭借已有话语秩序或社会常识实施批评，揭示矛盾，说明批评对象的言说和实践具有反秩序、反常识特征。在此过程中，“寸铁”同样是以叙事再现经验，构建一种闭合的排他性语境，通过运用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确立新的话语秩序，借以凸显国民革命的正当性，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同。
“以农立国”是同国民革命相竞争的救国思潮，其代表人物为章士钊。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2期“寸铁”专栏发表《农村立国主义原来如此！》一文，批评章士钊联络皖系军阀卢永祥，以及章恭维卢改造农国有功。之后，陈独秀在《前锋》第3期“寸铁”栏目申明，他反对“农村立国”在社会建设上“开倒车”，“使吾族的生活与文化更退一步，更和生番野人接近一步”，这不是“农业和农村运动”。该文将“以农立国”放入新文化运动追求进步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打破了“以农立国”的言说及其实践合理性。不过，国民革命同“以农立国”的冲突并不激烈，对照当时有政治改良实践的立宪派，无疑后者与国民革命的抵牾更为突出。
针对立宪派以“治平中国的力量”自居，制订和修改宪法，进而提出改造中国政治的主张，瞿秋白在《前锋》“寸铁”栏目中明确指出：“曹锟被选和儿戏宪法都不过是小小的罪恶”，“大罪在于军阀实际上的柄政”，“而这种成就军阀柄政的罪恶，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看来，你们立宪派（研究系等）也得分负不少责任”。此文虽然简短，但巧妙地将相应的社会常识——自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窃取后，长期以来的所谓制宪并未给中国带来治平——嵌入文本之中，以“进步”和“制宪”的社会常识作为语境，揭示被批评对象与话语秩序的矛盾，证明其言说和实践不具合理性。
在各类社会思潮或政治派别中，国家主义派（即醒狮派或中国青年党）是与国民革命主流思想冲突最为严重的政治集团。尽管它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但是在具体革命认识上却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不同。国家主义派否认阶级存在，提出全民政治和全民革命，反对包括苏联在内的一切外国势力。因此，对于阻碍国民革命的国家主义派，中共认为“尤其要指摘国家主义者卖国家骗民众的具体事实，在民众中宣传。在组织上有时应联合国民党右派打倒国家主义派”。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中国青年》和《向导》先后发表《国家主义的原型》《国家主义者的工作》《大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一个不行动的党》《国家主义者为什么反对苏俄？》《国家主义者那里去了？》《国家主义者曾琦与万县惨案》《靳云鹏、国家主义、棒喝团！》《国家主义者陷害杜锡珪》《国家主义快要实现了》《国家主义派宣传小贩反对工会》等系列“寸铁”短文，集中揭示国家主义派只有空谈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本质（如不反对段祺瑞和列强），强调他们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关系密切，直白指出国家主义派具有“伪”的特征，通过事实解构了其自称“革命者”的形象。
除此之外，国民革命期间，还存在另一类声音，与国民革命的思想主流存在明显矛盾，在民众中又有一定的市场。中共认为，必须与之展开思想交锋，以澄清认识。对此，“寸铁”采取的策略是，不直接对其加以否定，而是诉诸更具普遍性和共识性的话语，以此获取社会认同。1924年3月19日，中共直接回应当时极具号召力的“统一”问题，就是一个例证。彼时直系吴佩孚正处于权力的顶峰，而且还有所谓“好军阀”的名声。吴佩孚希望通过“武力统一”的方式结束割据局面；而与“武力统一”相对的则是“联省自治”，他们希望通过制定“省宪”和“自治”的方式停止征伐，实现整个国家的和平统一。对此，“寸铁”以《统一》一文予以批驳：“土匪式的军阀各霸一方之中国，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需要统一，所以我们并不反对统一，无论是和平统一或是武力统一”，但“统一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排斥外国的侵略及国内的军阀以救同胞于水火”。
在中国文化中，“统一”算作一种社会常识，中共自然也持不容置疑的态度。不过，在同“联省自治”的“和平统一”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展开竞争的过程中，“和平”与“武力”都是无法回避的。前者是身处动乱社会的民众迫切需要的，它占据正义和道德的制高点，而后者与国民革命指向的具体实践相类，也是无法否定的。中共对此采取的办法是，将上述两者置于近代中国频遭列强侵略的历史语境下，认为“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处于“手段”层面，服务于“排斥外国的侵略及国内军阀以救同胞于水火”的更大目的。如此一来，“和平”的价值观念与“武力”的实践方式均被恰当地规约融合在国民革命的话语模式之下，成为其所包容的概念内涵和价值取向。
如果说上述批评是“寸铁”对“他者”的“主动进攻”，那么对诸如“赤色”、“赤化”这类来自敌方阵营的攻击展开回应，便是“寸铁”的被动反击。当时一般人并不十分清楚“反帝”与“排外”之间的差异，于是把苏联一并作为“排外”的对象。由于国民革命受到苏联援助，所以“反赤”便成为不同政治集团攻击国共两党的政治口号。这些口号盛行于北方，是北方军阀讨伐南方的“出师之名”。对此，“寸铁”中多有对这些论调的批判。
例如，1925年，《中国青年》第101期“寸铁”栏目载有《原来这就是“赤色帝国主义”》一文，作者萧楚女针对《时事新报》的一则消息评论道，“原来苏俄之为赤色帝国主义，就是因为它单只抗议奉军调用三千白俄作内战，而不把广州政府视为北京政府之属部”。1926年，在《向导》第145期“寸铁”文《赤化共产真时髦》中，瞿秋白由章太炎“护法倒段题目虽大，而以打倒赤化相较，则后者尤易引人注意”一语，说明“赤化实在时髦”。而《向导》的另一篇“寸铁”文章《字林西报目中之“赤化”原来如此》，更是通过顾维钧因要求废除《中比通商条约》而被指责“赤化”一事，直言“敢碰动在华外国人之特权一毛者，便是赤化：这便是字林西报的赤化观，也就是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之赤化观”。在此，“寸铁”借由复述及转述“他者”的相关言说，通过情景式的再现，传递出“赤色”、“赤化”的不同意义。而在众多情景意义再现的基础上，来自“他者”的攻击话语被纳入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的意义类型，即重建了“他者”关于“赤色”、“赤化”的话语模式，这种话语所指向的往往是有利于民族利益的，这无疑与中共所追求的革命目标是统一的。结果，在北方军阀组织的“反赤”言论中，“赤化”因为符合正当和正义，反而被视为不正当、非正义的言说。
综上，在与“他者”的对抗与竞争中，“寸铁”依据对社会常识的再阐释，并通过对革命话语的维护，批判“他者”的“不革命”或“反革命”言行，彰显出国民革命的正当优势。正如诺曼·费尔克拉夫所揭示，“话语实践利用了那些孕育了特殊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习俗，而这些习俗本身，及它们之得到表达的方式是斗争的焦点”。这种“习俗”便是社会常识，而话语秩序则是其语言表现，或者可称其为“话语习俗”。从“寸铁”的话语运用来看，它们越是自然而然，“话语习俗”的共识性越广泛，那么它对实践的指导性也就越强固。
四、“寸铁”对同盟者的双向规训
中共关于国民革命的话语表达，其受众不仅包括普通民众、革命对象和竞争对手，而且还涉及革命阵营内的同盟者——国民党。作为有着不同阶级属性的两大政党，国共之间以党内合作为主体形式的关系状态，使得阵营内的权力关系存在复杂性特征。在这种复杂关系中，中共的基本策略是，“减轻右派的反动力量”，“竭力赞助左派对右派的斗争，竭力扩大左派的组织”。我们借由“寸铁”的话语，可以清晰看出由中共方面传递的、对联合战线内国民党这一同盟者的规训。
正因处于同一阵营，中共不便直接批评国民党，所以改用一种预设身份和结果的言说方式进行曲线表达。“我们”便是其话语表达的一种预设身份，它由言说者自觉扮演，指向的是统一的国民革命者，其言说对象囊括整个国民党。但是，“我们”所表现的身份与权力关系无疑是理想化的，实际状态则是国民党内部并未“统一”。例如，张国焘在1923年11月16日致维经斯基、穆辛的信中就曾表示，“前一阶段，我们的同志过多地期待国民运动的统一。可是国民党不但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政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因此现在谈论国民运动的统一还为时过早”。与国民党形成对比的是，中共一方面通过政治改组达到组织统一，另一方面通过思想改造达到观念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寸铁”发挥了独特优势，通过阵营内的革命宣传和思想斗争，不断实现纠偏，推动同盟者行进在国民革命的正确轨道内。
早在“弹劾共产党案”中，“寸铁”已有出色表现。1924年7月9日，《向导》第73期“寸铁”栏目刊发《假革命党》一文，将孙中山所说的“升官发财，畏难苟安，这是假革命党”嵌入文本，强调“凡属中国国民党员，每日至少要自问一次是不是中山先生所指摘的假革命党”这是中共在“弹劾共产党案”发生后，对国民党右派的直接回应。7月16日《向导》又针对“假革命党”问题发表“寸铁”短文，以是否反抗帝国主义来界定“假革命党”和“反革命党”，提出“不肯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便不算是国民主义的革命党，便是假革命党；阻止别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更是反革命党”。由孙中山所说“假革命党”，到具有反帝意义的“假革命党”和“反革命党”的表述，体现了“寸铁”为规范革命秩序所进行的努力。
实际上，中共当时已看到国民党内部愈发明显的派系分化，并对这种派系分化对国民革命的不良影响产生警觉。1924年8月27日，《向导》第80期“寸铁”栏目发表《革命党怎好希望敌人优容！》一文，要陈：“越受敌人的优容，越是革命党的耻辱；这本是国民党和进步党根本不同的地方。想减轻敌人（列强与军阀）的疾视与压迫而排除急进分子，这是革命党领袖们应该注意的危机！”在同期刊载的另一篇《国民党与中国革命》“寸铁”文中，中共再次提示国民党应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民众若不认识国民党和国民党若不认识自己，都是中国革命之最大障碍”。
同年8月30日闭幕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进一步加重了中共的担忧。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指出，这次会上，“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但是，中共不愿放弃业已形成的革命基础，所以选择集中批判背离孙中山理念的国民党右派。此时，“寸铁”再次担负起政治宣传和思想动员的重任。
第一，“寸铁”对同盟者展开反向规训。在中共看来，国民党右派是破坏合作、阻碍革命的一股反动力量，“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要将其列为思想斗争的主要对象。在1926年6月30日《国民党右派与赵恒惕》这一“寸铁”文中，作者引述上海《新闻报》称“覃振随赵恒惕回湘，右派国民党部亦重整旗鼓”，直言“国民党中真有右派这一个事实，已是社会所公认的了”，“右派国民党竟和吴佩孚的爪牙赵恒惕合作了”。文章揭示了国民党右派同军阀的密切联系，使得国民党右派对国民革命的负面影响不言自明。
戴季陶主义被视为国民党右派的典型表现。戴季陶对于“孙文主义”的阐释，客观上加剧了同一阵营内部的分化，因而成为“新右派”的代表。在1926年1月4日《介绍“正统派”与戴季陶看看》的“寸铁”短文中，萧楚女已将他和杨希闵、刘振寰等军阀一并列入革命政府下反共的所谓“正统派”。与此相似，“稳健派”也是国民党右派的一个代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出现了与北洋政府妥协的倾向，中共在《向导》中称其为“稳健派”并予以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于1927年的“寸铁”文章中。当此之时，北伐结果几定，而“南北妥协”之声四起。《喜欢“温和”“稳健”的听者！》《众望所归的“稳健派”》《稳健之孙文主义！》《好高明的稳健派！》《稳健分子悔祸投诚的机会到了！》《稳健派原来如此！》等文，通过揭露“稳健派”妥协退让投降的本质，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国民党右派的意涵。
国民党右派的另一代表是西山会议派。“寸铁”对于西山会议派的集中批判亦在1927年，陆续刊发了《西山会议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西山会议派连安福派还不如！》《溥泉溥泉，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毕庶澄和西山会议派就这样纪念孙中山！》《西山会议派和英帝国主义同样的纪念孙中山！》《我们冤枉了西山会议派！》等文章，揭露西山会议派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民众的事实。
由此可见，“寸铁”通过批判国民党右派阻碍国民革命的种种行为，不断强化宣传效果。正因如此，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严令禁止使用“左派”、“右派”之类称谓，他说：“年来共产党分化我党政策，无所不用其极，造作‘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这足以证明中共运用话语规训的作用之大。
第二，“寸铁”也对同盟者展开正面规训。与反向规训同盟者相呼应，中共还注重运用“寸铁”从正面影响同盟者。国民革命期间，“孙中山”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话语符号，其言说对同一阵营内所有成员都具有普遍约束力。于是，在“寸铁”文中，“孙中山”成为中共规训国民党推进国民革命的重要话语来源。这在孙中山逝世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向导》刊发的“寸铁”文中，强调要承袭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继续国民革命运动者，将为全体之忠实的革命的国民党员”。中共的宣传方针，是以中山遗言的反帝及废约主张为要义，借此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与右派形成竞争并迫使中派合作。
不过，对于孙中山遗嘱中有关“联合苏联，共同奋斗”的阐述，国民党内部颇有异议。比如，中共在一份通告中特别提到“马素邓家彦周颂西到处宣传苏俄是红色帝国主义”。对此，“寸铁”以“中山先生致苏联之遗书”，反驳：“不知素以‘赤色帝国主义’毁谤苏俄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邓家彦等，读了中山先生这个遗言作何感想！”待到戴季陶提出“真正三民主义”之后，“寸铁”立即作出回应，反讽这“大概是指的一种理论，可以反对孙中山先生容纳共产党分子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的罢？大概是指的一种理论，可以反对孙中山先生承认共产党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与国民党只问共产主义分子是不是服从纪律不问其他的意见的罢”。很明显，“寸铁”是以孙中山所行之事实作为根据，力图阐明“联俄”、“联共”本为新三民主义的应有之义。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决定强化对新三民主义的宣传阐释。1925年11月25日第65号中央通告要求，“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并强调，“解释三民主义时，不可多涉理论，最重要的是用如何方法，如何力量，才能使三民主义实现”。这表明中共希望通过加强新三民主义的阐释，借此形成舆论热潮，以继续推进国民革命运动。
中共的这种思想规训，关系到同盟者是否继续坚持革命理念，或是否继续付诸革命实践。当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将国共合作的意义置于可舍弃的位置，那么中共对同盟者的规训便失去了实施的可能性。尽管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运用强力破坏国民革命的成果，但在某种程度上，暴力并未彻底消解革命带来的社会文化变革及其形成的话语秩序。为此，蒋介石在“清党”之后，一面被迫继续打着“革命”的旗号动员“各阶级被压迫的民众”，强调“扫除军阀及帝国主义”；一面以“钢锥”、“寸钢”之类的话语表达，试图瓦解“寸铁”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及其孕育的社会关系。而对中共来说，它努力推动的国民革命虽然未获成功，但“寸铁”所发挥的宣传动员作用，及其为此后的革命实践所提供的宝贵思想资源，却是客观存在的。
五、结语：“寸铁”的思想遗产
“寸铁”以特殊的文体形式和叙述内容，集中展示了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的理想追求，其影响不仅及于话语层面，而且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在当时的革命条件下，“在国民党正在国内战争中之南方与国民党当取得同情以备响应南方解放运动之北方，亦不能有同样重要的分量——宣传更重要于组织”。因此在这一时期，且不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大口号已在中共的宣传动员下深入民心，就连“国民革命”这个名词也经由中共的宣讲和阐述，而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正如毛泽东1926年1月在《宣传报告》中指出，“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因为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一结果虽说是历史合力所致，但“寸铁”无疑是其中发挥独特作用的一股力量。
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看，作为宣传动员的一种类型，“寸铁”不仅指向社会，具备实践导向，同时也兼有文学性意涵。前者彰显文本的特定意图，是一种理性表达；后者则伫兴而就，多为感性表达。所以，“寸铁”的话语处于理性与感性的张力之中，这使得它能够借助情感的共鸣，传递中共有关国民革命的实践意图和行动筹划，进而使宣传动员具有强大感染力，产生极深刻的社会影响。这种状态是中共党内的编撰者对自身主张的自信坚守，融入了其真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历史使命。相比之下，国民党为对抗“寸铁”所创办的“寸钢”和“钢锥”等专栏，由于缺乏这些精神，自然不具备“寸铁”那般的锋利和穿透力。就连西山会议派也不得不慨叹：“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
“寸铁”的最大价值，在于宣传了中共关于国民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了中共的革命形象，扩大了革命的话语影响，成为中共开展国民革命动员的关键一环。在“寸铁”的话语中，广大中国民众与列强以及军阀是根本对立的，前者是革命的、正义的；后两者是反革命的、非正义的。这种“革命”与“反革命”、“正义”与“非正义”的设定，构成了“寸铁”宣传模式的基本内核。这一宣传模式，为民众提供了价值评判的标准与行为选择的依据，也是中共传播革命知识的重要方式。虽然在这一时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革命的”、“非正义的”力量最终破坏了革命，但是它却未能完全毁掉中共依托“寸铁”所建立的话语秩序。而这无疑是“寸铁”为中国革命留下的一份重要遗产。
此外，若将“寸铁”话语的内在特质置于中共宣传动员的历史中考察，还可以发现它留下的另一份遗产。“寸铁”的话语有着新文化运动时期“随感录”甚至清末“报章体”的流脉，短小精悍、导向深刻、语言鲜明而富有战斗力，这些特征都为当时及后来的共产党人所继承。无论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中共都高度重视宣传动员工作，强调舆论宣传的通俗化、大众化和生动性。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各类报刊的栏目中，如《解放日报》的“社评”、《人民日报》的“社论”，都能找到“寸铁”话语风格的影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由此可见，人的认识与实践总是要依托“前见”来实现，具有穿透力的历史思想总能通过观念的力量实现赓续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