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县史志办前主任田自保同志谈“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改变了从此地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的原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为了改变进军方向，在这之前，在通道境召开过一次有中央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临时紧急会议，通过激烈争论，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获得了与会同志的赞同，这就是后党史界所说的“通道会议”。

　　关于通道会议会址问题，由于会议是在长征路上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一次小范围、时间不长的临时紧急会议，李德称“飞行会议”。据考证出席会议的只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李德等7人，这些人现都已先后去世，而他们在世时，又没有谁就通道会议问题采访过他们；又由于会议的核心资料至今仍没有重大发现和重大突破，比如会议的原始记录有没有，目前还没有发现；又比如当事人有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回忆和谈话，目前也发现不多。这样一来就给调研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通道会议会址也就成了一个迷。

　　因而就会址的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流行的说法有二：一说在县溪（通道老县城），二说在芙蓉。笔者根据自已多年的调查，就会址的两种说法谈一点看法，作一些考证，以求教于革命老前辈和党史界的同行。

　　一、关于会址在不在县溪的问题县溪，是通道的老县城，位于县境的最北面，紧靠通道、靖州两县边界。笔者通过多年的调查考证，认为会址在县溪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主要理由是中央领导人所在的中央一、二纵没有进通道城。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两个情况：

　　一是中央领导人进入通道后的行军位置；

　　二是中央红军进入通道的行军序列和中央一、二纵队在通道行军路线及宿营地。搞清了这些情况，也就是中央一、二纵队没有进通道城的理由所在。

　　1、关于中央领导人进入通道后的行军位置问题：据长征前担任中央组织局长并负责和参加红军长征编队工作的李维汉回忆说：“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还有其负责同志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及电台、干部团也在这个纵队。”“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约一万多人。行军时，中央两个纵队在队伍中间，一纵队在前，二纵队在后。”①但在行军途中，由于情况的变化中央领导人的行军位置也是经常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