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电影《英雄儿女》
硝烟弥漫中的身影
1952年1月7日，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丁玲，给在上海的中国作协华东分会主席巴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自整风以来就想着怎样抽出一批能创作的同志去进行生活与创作。这种思想也同乔木同志所给我们的指示是一样的。现在准备调集一批人去朝鲜、工厂。曹禺也尽力把他拖出行政的岗位，艾芜也是这样。同时我也希望你能摆脱一些事务工作而专致力于创作。我以为你如果能获得些新生活，对群众的感情有些新体会，那是可以写出新鲜的作品来的，这是我们今天人民和国家所需要的。因此我极希望你能抽出一段时间来，如果不能去朝鲜，则去工厂也可。”
巴金原名李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曾接受“五四”民主与科学思想影响，进行反封建宣传活动。1927 年赴法国留学，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出版工作。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深刻揭示一代青年人挣扎与觉醒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里程碑。全国解放后，巴金渴望用自己写惯旧中国的笔反映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而当时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召唤着他，所以当丁玲遵照中央指示组织全国文联赴朝创作组时，便与巴金的愿望一拍即合。于是他欣然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决定立即奔赴朝鲜前线。巴金1952年2月初来到北京，与同去朝鲜的魏巍等18名文艺工作者参加了入朝前的学习，并签订公约，以普通身份前往，保证不要求生活上的特殊照顾。为安全起见，每个人都不叫原名，巴金化名为“李林”。这是建国后首次组织的对朝鲜战场的规模采访。
作家巴金（右）在志愿军前沿阵地进行采访
1952年3月7日，以巴金为团长的“中国文联朝鲜战地访问团”创作组一行离京启程。他们换上了志愿军军装，伴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嘹亮歌声，踏上了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开始了从未经历过的军旅生活。3月22日会见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彭老总一见这群穿着军装的文人，笑了起来，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之后与作家们座谈，介绍朝鲜战场形势。4月1日巴金与其他文艺家联名发表《控诉书》，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帝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4月4日又去平壤参加了金日成主席的接见，随后去了19兵团开城前线。为便于采访，政治部派了文工团员戴雪霞担任创作组的向导，首长特意嘱咐她“照顾好巴金，千万不能 出事”。巴金在与这个16岁小女兵的交谈中了解到，她的父亲客死内蒙，母亲改嫁，她自己当了童养媳，跑出来参军入伍已经3年了，弟弟也参军来到朝鲜。她在文工团里专门表演舞蹈，有时防空洞里无法站立就改唱快板，情况紧急时还救护伤员。她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许多战斗故事，巴金一一记在了本子上。在西线巴金又遇见了文工团员王纾，她会写诗，会唱京韵大鼓，巴金经常跟她学唱。这些活泼坚强的女战士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巴金同创作组成员黄谷柳、白朗、逯斐、魏巍等被许多英雄事迹感动着，他们的身影穿梭在弥漫的硝烟中。身在异国他乡的巴金每次看到听到有打胜仗的消息，都要写信告诉妻子萧珊，让她分享自己的喜悦：“离开连队的那天，前面打了一个小胜仗，敌人两百人左右攻一个山头，被我军一个班打退了。敌人伤亡几十，我们伤亡三人，后来敌人报复，大炸我们前三天去看过的一个较高山上的阵地，被打落两架飞机 ……”
敌机的轰炸和地面部队的进攻， 常常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有一次去采访，由于敌机轰炸，汽车只能关着灯晚上出发，在盘山公路会车时，避让不及，巴金他们的车翻入路旁的沟里，所幸没伤着，车却摔坏了，满身泥水的巴金等人只得冒雨跋涉前行。他和魏巍赶到连队，连长拿出刚缴获的“吉士”香烟招待他们，又生上火盆为他们烤衣服。那次战士李奎陪巴金到前沿采访，过一条冰冷的沙河，李奎二话没说就把巴金背过河，尽管他拒绝，返程时又背了回来。巴金体会到远离亲人的战斗情谊，战场上的英雄事迹时刻激励着他。他与许多年轻的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断地积累着创作素材，为日后能写出战争题材的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巴金一行在朝鲜与战士们摸爬滚打了8个月，于1952年10月回国。1953年8月，当听到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签字时，为进一步补充素材，巴金再一次主动要求入朝，搭乘军邮车赶到志愿军西线部队，单独在那里生活采访了5个多月。这次出行，他准备创作中、长篇小说的设想逐渐在心中形成。巴金在信中告诉萧珊：“要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我还想在上海仔细地读两本苏联战争小说，看别人怎样写战争，好好学习一下。我从事创作是因为我心中有许多感情，我非写出一部像样的东西来才不白活，否则死也不会瞑目……”还说，“要写较好的作品，还需要二三年时间，像样的作品还有待于将来。”（《巴金书信选》）。他这次入朝又发表了一批散文随笔。
巴金两次入朝，其中印象最深的就在志愿军某团六连所在部队就生活了两个多月，体验了钻防空洞的险境和“一口炒面一口雪”的艰苦生活。战士们讲述的战斗经历让他们难忘。这个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曾担任攻打“红山包”的主攻任务，副指导员赵先友在副连长、指导员牺牲后，挺身而出指挥全连坚守阵地。美军在重型坦克掩护下冲上了六连阵地，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只剩下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人了。他们一边射击，一边用报话机向团长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请求炮兵直接向六连阵地轰击。最后赵先友大声喊道：“敌人已经上来了，还有 20 米，10 米，向我开炮！向我开炮！”最后，阵地被夺回来了，但他们俩却壮烈牺牲了。当团长回忆这段惨烈的战斗经过时，巴金的眼前始终闪现着两个英雄的身影。
从小说到电影的激情历程
1953年12月，巴金离开朝鲜回国。先是写了《明珠和玉姬》、《李大海》等报告文学。1961 年6月，巴金到杭州花港招待所休养并写作访日散文。其间应《上海文学》杂志社约稿，他决定以小说的形式反映经过了七、八年沉淀的朝鲜战事，一连串活灵活现的人物、可歌可泣的故事激荡着他的心扉，涌向笔端的何止是文字！7月20日，一部3万字的中篇小说《团圆》创作完成了，巴金仿佛了却了一桩心愿。这部作品写的是王成、王芳兄妹英勇战斗及与父亲王复标在朝鲜战场团圆的故事，巴金也随着他笔下人物欢笑和流泪。可以说，这是继“激流”、“爱情”三部曲之后又一次心灵的闪光，也是建国后巴金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里程碑。这篇作品很快在1961年第8期《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小说发表后引起茅盾、夏衍等文艺界领导的关注，认为小说故事性强， 很感人，对志愿军的战斗精神及中朝友谊都有很好的表现，能激励人们爱国爱军的热情。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指示电影局，将巴金的《团圆》列入1963年的拍摄计划，中央电影局很快把拍摄任务落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厂接到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决定将小说改编的任务交给有着3年朝鲜战场生活体验的著名导演武兆堤（曾导演过《平原游击队》等）。他被小说中充满亲情、友情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感到这是一个好本子，但要把这部三万多字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便约请其抗大同学、曾参加抗美援朝、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将军秘书的毛烽合作。他们专程去上海拜访了巴金，听取他对战场见闻的介绍， 就改编电影的有关问题达成共识。于是在北戴河开始了对小说《团圆》的改编工作。
他们决定将人物感情戏作为整个剧本的灵魂，对王成这个人物进行再创造，增加情节和对话。毛烽和武兆堤重新访问了当年入朝作战的老将军，并以爆破英雄杨根思、副指导员赵先友、步话机员于树昌等烈士为原型进行艺术加工，王成的英雄形象就在他们笔下站起来了。原小说对王芳的描写还是比较细腻的，他们又搜集了当年的文工团员王纾、戴雪霞等的事迹材料，以她们为原型的“王芳”形象也呼之欲出。后来担任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的编剧毛烽在接受采访时说：“影片中王成的艺术形象确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王芳歌唱炊事员的情景也是真人真事，行军打快板也是朝鲜战场宣传鼓动的生动再现。”
经过20多天的奋战，由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剧本《英雄儿女》终于杀青了。武兆堤回到长春，将剧本交给了长影领导，他们看完后连声叫好。很快，剧本又转到文化部，夏衍指示电影局长陈荒煤：“重点拍好这部电影，胶片要用从英国进口的！”几乎同时，剧本也送到了上海，请巴金审阅，巴金看后非常满意，认为剧本加强了许多小说中不曾出现的情节和人物，特别是对王成形象的塑造更加鲜明和突出了。这个电影剧本发表在1963年第2期《电影文学》上。
紧接着便是物色演员。导演首先瞄准了长影厂的演员刘世龙，他1941年就参加了新四军九旅“奋斗剧团”，后来担任独立团文化干事、戏剧队队长。建国后入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戏剧系学习，进入北影、长影当演员，已拍摄过《黎明的河边》、《刘三姐》等多部电影。但在整风反右时刘世龙被打入“另册”，长期被“控制使用”。导演武兆堤看准了他的形象和潜力，顶着压力争取到让他饰演王成一角。
在寻找“王芳”时四处奔波，好长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这时，也是来北京找演员的导演谢晋告诉武兆堤、毛烽一个喜信：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碰到一个姑娘，觉得她很像他们要找的“王芳”，但只是照了一下面，并不知道她的姓名。于是，他们二话不说就跟着谢晋往电影学院跑去，挨各屋找“王芳”。当他们走进一间女生宿舍时，毛烽和武兆堤猛地眼前一亮，谢晋也看清了这就是他见到的那位姑娘。经询问， 姑娘名叫刘尚娴，江苏徐州人，今年22 岁，刚从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三人说明来意后，刘也欣喜不已。正巧，刘尚娴正在曹禺的《北京人》中演一个小媳妇，毛烽和武兆堤连续四天来看她的演出，发现刘尚娴的表演技能和她的气质、外形都与剧本中的王芳很相似，于是决定让她担纲主演王芳这一角色。
这样，主要演员们包括田方、郭振清、浦克及扮演王复标的周文彬等“大腕”都被调进了《英雄儿女》摄制组。经过多方奔走斡旋，由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公木作词、著名作曲家刘炽作曲、空政歌舞团女歌唱家张映哲演唱的电影插曲《英雄赞歌》也创作完成。
在开拍前两天，这首歌曲录音送到了剧组，“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刘尚娴听了一遍又一遍，心灵受到了巨大震撼。开拍时，扩音器将这首歌的录音放得很大，参加拍摄的空军飞行员和部队战士们激情专注，这更加使刘尚娴感受到主题歌的气魄。她说：“张映哲演唱的这首歌很深情，底气很足，也很有感召力，对自己是个很大激励。”尽管她只是在现场对口形，但还是跟着录音一遍又一遍地放声高歌，“英雄猛跳出战壕，一道电光裂长空”荡气回肠的歌声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刘世龙后来回忆说：“在我50多年的从影经历中，最辛苦、劳动强度最大的是《英雄儿女》，印象深刻的也是这部电影。拍摄‘向我开炮’这段戏是在1964年8月，虽然这一段戏只有七八分钟，但是我们在40多度的高温下拍摄了半个月的时间。我从火里钻入钻出的镜头拍摄了四五回，胳膊烧得通红起泡，但在拍摄‘向我开炮’这一段却是一次就过了，我也没有特别地排练，就是心中把握了感情，找到了战争的感觉。”所有演职员都以英雄的气概塑造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在拍片的日子里他们也似乎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
1964年底，电影《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亿万观众被王成的英雄气概和王芳与王文清、王复标两位老人的父女深情而打动，“风烟滚滚唱英雄”的歌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由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成功了！主演刘世龙、刘尚娴也一举成名。刘尚娴顺利地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1965年1月，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巴金接到萧珊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巴金：“《英雄儿女》已经上演，王辛笛（著名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笔者注） 看过了，据说很感动，不知你看了没有？文艺会堂九日上演这个电影，如果你回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了”北京的会议结束，巴金回到上海，他与萧珊一起到文艺会堂看了这部引起轰动的电影，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看了长影故事片《英雄儿女》，改得不错。关于王成的一部分加得好。王芳的形象也很美…… ”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观看了《英雄儿女》，他给中国作协副主席、总政文化部部长刘白羽打电话说：“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斗争中去。你们不都是到了火热斗争中才写出新的作品吗？这事，你给总政商量一下。请巴金带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当然，不可勉强，要征求他同意，还要保护他的安全。”可是没过多久，一场“文革”风暴席卷中华大地，巴金这位中国文联和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杂志主编被关进了“牛棚”，夫人萧珊也被迫害致死。1973年在纪念抗美援朝胜利20周年时，周恩来指示让《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奇袭》等影片重新在全国上映。已去湖北咸宁干校监督劳动的巴金，看到露天广场放映的《英雄儿女》，银幕上原有的“根据巴金《团圆》改编”字样已被删除时，他只有内心暗自发出抗议。
深深的“英雄情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尽沧桑的巴金才重新出现在文坛上。人们又开始追逐他的作品，尤其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已家喻户晓的电影《英雄儿女》。尽管作品中的英雄是根据许多人物的事迹凝炼而成，但人们一直在寻找生活中的原型，这是他们的“英雄情结”。每当有人问起巴金谁是原型时，他总会笑着说：“没有什么生活原型。我这是小说，人物和情节都是创作的。我在朝鲜共生活了一年多，访问过许多战斗英雄，也访问过许多文工团员。没有听说过兄妹在朝鲜战场相见的事，更没有访问过兄妹俩。”显然，王成、王芳是无数英雄的集合体，并非特指某个具体人，是经过高度概括和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
然而，热爱英雄的人们不管那些。1991年夏天，赵先友烈士所在的北京军区某团，想为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副指导员赵先友立一座塑像，他们想起《英雄儿女》中“向我开炮”的情节，于是想请巴老在碑上题个词。时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的张振川和总后勤部副政委李真将军分别给巴金写了一封信，派人到上海请巴金题词，巴金很高兴，在医院用颤抖的手题写了“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
其实，在巴金老人的心中何尝没有这样的“英雄情结”呢？对于在朝鲜战场上采访过的或已经长眠在三千里江山的指战员，那血与火的战斗场面，已化作深深的思绪挥之不去，使他经常“想起那些朋友”。朋友们也没有忘记他。……
永远的“英雄赞歌”
战场的硝烟熔铸了文学大师的艺术情怀，战友的温暖牵动了那只蘸满激情的笔。出生入死的军人怀念巴金为他们礼赞，扮演英雄的战士感激巴金使他们成长。
1994年岁末，上海市作家协会邀请了影片《英雄儿女》中扮演“王成”、 “王芳”的刘世龙和刘尚娴“兄妹”，到上海为巴金小说《团圆》作朗诵表演。他俩自三十多年前在拍摄《英雄儿女》时合作过后就各奔东西了，这次“兄 妹”能再次相会已是一件难得的喜事； 同时又得知华东医院已同意他们去探望敬仰已久而从未谋面的巴金老人，这更是喜上加喜。
12月24日上午，刘世龙和刘尚娴手捧着巴老最喜爱的玫瑰花和新年贺卡来到了华东医院。当他们进入病房的时候，90岁高龄的巴老戴上已搁置多时的眼镜仔细端详着从银幕上走下来 的这对“英雄儿女”，显得有些激动，双手不停地向他俩招呼示意。刘世龙、刘尚娴握住那双写出无数优秀作品的手， 热泪夺眶而出。他们贴近巴老的耳边深情地说：“我是王成”、“我是王芳”，刘世龙还学着电影中的动作：“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巴金连连点头，说： “你们的表演我看过多次。我在朝鲜看到志愿军英勇作战，很感动，但没有把作品写好，《英雄儿女》改得好，你们演得好！”当刘世龙把特意从长白山带来的4支人参送给巴老时，他连声说谢谢，并说等身体好了，一定给你们送书。刘尚娴说上海作协已经把您的《随想录》送给我们了，我们一定好好读， 巴金高兴地笑了。而最使他俩动情的是 今天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用笔催生“王成”、“王芳”这两个生动艺术形象的“爸爸”巴金，并使他们一举成名。大家见“兄妹”俩兴高采烈的样子，都一致称道：这真是英雄儿女见“爸爸”，巴老今日庆“团圆”！
告别巴金后，刘世龙、刘尚娴动情地说：“巴老的小说和电影《英雄儿女》几乎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据医护人员说，2004年巴金百岁生日那一天，他又在病房里看了一遍《英雄儿女》录像，湿润的眼睛里洋溢着久违的火花。2005年10月17日，曾被国际笔会推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 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走完他101年的风雨征程，一座人生的帷幕徐徐降下了。然而那张充满艺术青春的银幕依然高挂，英雄的赞歌继续唱响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