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历史公案

　　舍得老友：

　　感谢您编发了拙作《浅析夜雨狂歌答沈二》。这首诗表达的是陈独秀先生当时的慷慨激昂的豪迈气概，与先贤谭词同《狱中题壁》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是一致的

　　可电视剧《走向共和》却有一个情节，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的话当场遭到王照的反驳，王照指出，密诏是假的，谭嗣同这一首诗，是经梁启超修改过的。诗的原稿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王照还说，谭嗣同原诗暴露了他们擅自决定包围颐和园这一“公罪”。

　　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前，网络上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谭嗣同《狱中题壁》的原诗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后来经过梁启超的“篡改”成了“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中“我自横刀向天笑”出自苗沛霖的《秋霄独坐》。其原诗是这样的“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苗沛霖何许人也？且将其事迹资料附录于后供参阅。本文只讨论《狱中题壁》是否为梁启超篡改。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最早见于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后来又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中提到，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同时，梁启超还专门为诗添加了按语说：谭浏阳(谭嗣同)狱中绝笔诗，各报多登之。日本人至谱为乐歌，海宇传诵，不待述矣。对于“两昆仑”所指，梁启超未能明确。

　　最先对《狱中题壁》提出置疑的是台湾历史学家黄彰健。他在《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中认为这一首诗不是谭嗣同的原作，而是梁启超伪造的。黄彰健称，他找到的证据是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叫《绣像康梁演义》。这本书出版于1908年，跟谭嗣同牺牲整整十年。这本《演义》描写到六君子受刑时，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口吟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它与传下来的狱中诗颇为相近，据此，黄彰健便认为这是谭嗣同的原诗。

　　黄彰健的说法并没有在学界达成共识。1994年，有研究者发现了戊戌年的刑部主事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中记录有谭嗣同的狱中诗“二十五日，晴，入署……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里记录的谭嗣诗狱中诗除了少数几个错字外，与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引用的诗是一致的。梁启超为什么能得到谭嗣同的原诗，根据《留庵日钞》可知，谭诗确实是写于狱壁之上，所以往来狱卒相互传送，一时间该诗就不胫而走，其中难免讹误。据此推测，梁启超的记录也是从他人口中得知的。而唐烜则说他所录的诗是刑部传抄本，直接来自刑部署内，所以梁启超篡改说应予推翻。黄彰健在《留庵日钞》发现的第二年，即1995年，也发表了《论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一文，承认：“由唐烜《留庵日钞》所记，可以证明‘去留肝胆两昆仑’确系谭诗原文，未经梁启超改易，可以修正拙说。”只是他认为那首“手掷殴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也是出自谭嗣同之手，两首诗实际上一个是草稿一个是定稿，时间先后不同，并没有人有意篡改，这也算一家之言吧。

　　梁启超承认对谭嗣同诗中“两昆仑”所指他未能知。那么，谭嗣同诗中的“两昆仑”究竟何所指呢？难道仅仅指昆仑山吗?如若指代昆仑山，为什么还写两昆仑呢?显然，这里的两昆仑，不仅仅指代昆仑山那么简单。有研究者认为，谭嗣同所谓的“两昆仑”，是指两个人。一个就是变法导师康有为;一个则是大侠王正谊（大刀王五）。指代康有为，我们尚可以理解，为什么还指代大刀王五呢?原因是大刀王五德义高尚、支持维新、靖赴国难。与谭嗣同兄弟相称，传授谭武艺刀剑之法，二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戊戌变法时，王正谊担负起了谭嗣同的衣食住行和保安工作，可谓是侠肝义胆。我认为此说是可信的。至于引用苗沛霖的《秋霄独坐》诗中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句应当是化用。这在诗词创作中是常见的现象。譬如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就被后人多次引用过。

　　谭嗣同的《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意思是说，想起了东汉时看见门就投宿的张俭，等待时机就要像即将死亡的杜根，我即使要走向刑场也要仰天大笑，不管是出走的，还是留下的，都像昆仑山一样巍峨，屹立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既表现了谭嗣同大义凛然的气概也符合谭词同当时思想及特定历史背景。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张俭因揭发朝中权贵残害百姓受到陷害，被迫逃亡在外，望门投宿。杜根因劝摄政的邓太后归政安帝而受到酷刑。目前维新派的遭遇正与张俭、杜根相似。无论是逃亡还是被囚，都应忍死求生，继续战斗下去。同时他又想起了老师康有为和好友王正谊，康有为已外逃，东渡日本。王正谊仍在北京。谭嗣同把今后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两人身上。想到这里，谭嗣同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拾起一块煤屑，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一首史称《狱中题壁》的诗。谭嗣同在临刑前大声朗诵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战。”态度从容，慷慨就义，年仅三十三岁。此事在当时流传很广，也有当时报纸为证。因此，电视剧《走向共和》所描写细节是很不严肃的。当前流传的“梁启超篡改”说当属谣诼。学界权威应当有明确意见以正视听。

　　谨颂

　　夏祺

　　颂明

　　2021年7月30日星期五

　　【附录】苗沛霖事迹

　　苗沛霖就是我们的老乡。安徽凤台武家集人，生于清朝嘉庆年间，有着“中国近代第一个军阀”之称。上面那首诗是其早年在私塾教书，未曾发迹却心怀野心之作。

　　苗沛霖家境贫寒，世代为农，为改变命运，他像很多读书人一样，把围闱场看成自己进身功名的主要途径。30岁那年，凭借个人天赋，再加上刻苦和勤奋，成功考中秀才，成了一个生员。但这并没有为其物质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依旧穷困潦倒，家徒四壁。当时捻军起义在黄淮大地正盛，倍感失落又不甘寂寞的苗沛霖，便投身到了张乐行军中。张乐行对他的到来十分重视，将其迎为上宾，礼遇有加，因为捻军大多出身泥腿子，对知识分子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尊重。可苗沛霖却根本看不上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去。不过有了这次的礼遇，使得苗沛霖自信似乎更多了起来，又转而踌躇满志地跑到了寿州知州金光筯那里，大谈治兵，还毛遂自荐要担任团练练总。不过金光筋根本没鸟他。因为当时人才已经出现相对过剩的现象了，再加上还有很多人是靠捐银子才搞到的功名，所以当时有功名却无官职的人太多了。金光筋身为知州，对于高谈阔论的苗沛霖冷漠淡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回碰一鼻子灰的苗沛霖依旧没有放弃，回到家乡后，又在族人面前大谈“筑寨、积粟、治兵”的抵御捻军主张。但依旧没得到族人的响应，反倒还遭到了大家的嘲笑。万念俱灰之下的苗沛霖，不得已，只好又委身做了三年的蒙师，以养家糊口。正是在这期间，他做了那首《秋霄独坐》。1856年正月，凤台闹捻军，把那里的地主武装打得满地找牙，一败涂地。此时的土豪乡绅们这才意识到，苗沛霖早先提出的治兵之策或许是对的。而苗沛霖也不失时机地老调重谈，打着“御捻”的旗号，在土豪乡绅的资助下，组建了苗家军。他从老乡朱元璋那里得到启发，提出了“高筑寨，广积粮，先灭贼，后称王”的政治策略。一改过去原始村落的自然形态，挑沟筑寨，将武家集变成了一座壕沟深掘，寨墙高筑的堡垒。由于策略的正确，战术运用得当，苗沛霖的势力迅速膨胀，短短四年时间，就成了据圩寨数千，拥众十余万的地方势力。再加上当时他又结识了在安徽督师的满清权贵、钦差大臣胜保，并引为暗中援助，所以在政治上屡受举荐和升迁。在1857年到1860年的三年时间里，他先后12次被加官进爵，很快就坐到了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督办淮北团练，官居二品。此时的苗沛霖可以说，已经初步具备了和当年曾国藩相似的机遇和条件。但贪婪、狂妄、短见使得他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1860年的大清朝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便是风雨飘摇。南有太平天国，北有捻军，英法两国又借机制造事端，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同年攻陷了北京城，咸丰皇帝跑到了热河。胜保赶忙写信给苗沛霖，让他率精兵进京勤王。苗沛霖嘴上是答应得好，可实际上并不打算行动，他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自己割据一方，崛起于官匪之间的时机到了，便等不及地开始自树大旗与清朝分庭抗礼。同年10月，建立起了天顺王国，自称“河北天顺王”。但是他没意识到，当时清廷虽境遇险恶，但毕竟气数未尽。后来，清廷为化解满族亲贵胜保与汉族等将领之间的矛盾，便将胜保给调往了陕西，改由湘军首领李续宜为安徽巡抚，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全省军务。刚刚反正却又失去靠山的苗沛霖，为把湘军挤出淮北，便唆使部下挑衅湘军，制造事端，前后两次杀死湘军士兵12人，掳走7人。当时的曾国藩手握重兵，盛极一时，但他担心湘军如果和苗沛霖正面起冲突的话，会引起他与僧格林沁的不合，于是便主动奏请撤出寿州、正阳等防区。曾国藩的这种忧国忧民情怀，正是苗沛霖所欠缺的。从一介穷困潦倒的书生，转瞬间就成了手握重兵的割据势力之后，苗沛霖内心膨胀了。他把清王朝的衰落看成了灭亡，错误地估计形势，过早地预言了清朝的终结。于是乎，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没有原则的政治流氓，开始了他短暂却有精彩的政治投机。1861年2月，苗沛霖借口“寿州擅杀案”，大举围攻寿州，开始了他第一次公开反清活动。同月，他派部将奔赴六安，与宿敌张乐行、龚树德等捻军达成谅解。之后又派人奔赴庐州，与太平天国的陈玉成部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归顺。太平天国随后就封其为“奏王”，还派人率七百将士到苗家老寨，与其商议共同反清大计。

　　但后来，被他围困在寿州的安徽巡抚翁同书，斩杀了与他有间隙的官员，他没有出兵的借口，只好暂时罢兵撤围。随后翁同书又上奏朝廷为其开脱，清廷也卖了个顺水人情，责令其“带团立功”。

　　数月后，苗沛霖又以还有其他清军将领参与了“寿州擅杀案”为由，再次围攻寿州，并于10月底破城，俘获翁同书等大吏。次年1月，他又联合了张乐行部的捻军、马融和部的太平军，联合攻打颍州，从而掀起了自己的第二次抗清高潮。但他并非真心要和起义军联合抗清，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求自得，求壮大而已。3月，清军云集皖北，苗沛霖看到进攻颍州无望，便又转投了胜保，要求反正，胜保答应了。一个月后，苗沛霖会同胜保的军队，与颍州守军来了个里应外合，大败捻军和太平天国的联军，张乐行靠部下拼死突围这才得以逃脱。张乐行被围后又逃走，让清廷大为恼火，指责苗沛霖剿灭不力，暗中通敌。为平息清廷的不满，苗沛霖又把主意打到了陈玉成身上，派心腹给他送去一份信。信中对陈玉成那是极尽恭维之词，并向其承诺，陈玉成若是能到寿州，他将组织四旗人马，120万之众，配合陈玉成拿下汴京。陈玉成虽说早就知道苗沛霖已经倒戈，可他还是希望寄托于这位反复无常之人的身上，希望自己能够让他回头。结果就是，突围之后的陈玉成拒绝了部将的忠告，执意北上与苗沛霖汇合。很快，一到了寿州，大批太平军的重要将领就被苗沛霖给捕获了，年仅26岁的陈玉成也慷慨就义。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运动的被扼杀，苗沛霖已感到末日临近，走投无路的他只能举兵反清，但失败却早已注定。12月，苗沛霖战死在蒙城，横行淮北十多年的苗家军瞬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十七日，胜保遣总镇傅崇武致函苗沛霖，称英法联军进犯京师，咸丰皇帝逃奔热河，要他务必精选壮丁，配齐枪炮旗帜器械，尽快进京勤王。苗沛霖判断称王时机已至，虽传书辖下各圩，有“遍读诸史，见义兵莫大于勤王”等语，但并不奉调。又上书要求安徽巡抚翁同书、钦差大臣袁甲三、徐州镇总兵傅振邦撤出淮河流域，交他把持控制。十月初一日，苗沛霖在蒙城设坛集会，大临三日，缟素发丧，称“天下已无主，我等当各求自全”，随后自称“河北天顺王”，正式形成割据一方的局面。同时，苗沛霖遣兵夺正阳关、三河尖、临淮各关卡，置下蔡厘卡，并约寿州城地主团练赴凤台领命，后至者斩，其中孙家泰不应。苗沛霖遂率众兵临寿州北门，声言索孙家泰即罢兵。 十一月初一日，苗沛霖派遣游击衔花翎都司李学曾、花翎都司郭洪波等七人赴寿州内应，被徐立壮（此前为苗沛霖的黄旗旗主，后因苗沛霖猜忌杀害邹兆元，与之分道扬镳）诛杀，是为“寿州擅杀案”。 其后苗沛霖命令蒙城团练蓄发，并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初一日以“寿州擅杀案”为借口，大举围攻寿州。同月，苗沛霖遣王金奎趋六安，与宿敌张乐行、龚德树领导之捻军达成谅解；又派朱鑫、陆长华赴庐州，与陈玉成部太平军合作，要求协同作战，并表示愿蓄发、受印信、奉太平天国正朔。太平天国方面给苗沛霖以“奏王”封号（全称“兵部正夏僚顶天扶朝纲扫北奏王” ，又作“殿前北方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奏王” ），并派余安定、许导奎、赵大治等统兵700余至苗家老寨，与之筹商抗清事宜。 二月初四日，苗沛霖派驻宿州办事处“苗营公司”办事人员侯克瞬、江玉书等为清军总兵田在田部所杀。二月初六日，苗沛霖派孙梦卜联合捻军进攻宿州，为田在田军击溃，孙梦卜、江家彦等战死。同月，苗沛霖两次致书江南提督李世忠，约其“共图寿州，同据淮河”。李世忠为表明心迹，将书信呈给袁甲三。清廷令乘此机会“以密函招致，设计歼除首逆，较之以兵力尤为便捷”。五月，苗沛霖遣其侄苗景开攻颍州；遣潘垲、林朗夺凤阳关踞之；遣黄毛兽、倘贯金取霍邱县城，克之。随着战事不断扩大，被困寿州的安徽巡抚翁同书将徐立壮处死，将孙家泰投进监狱，希望以此来换取苗沛霖的撤兵。五月二十四日，苗沛霖见仇敌已死，将寿州附近各营撤退。翁同书上奏朝廷，为苗开脱，说他“过犹知改”，请“温旨量加抚慰”。清廷顺水推舟，降旨将苗沛霖交部议处，仍责令“带团立功”；翁同书办理不善，一并交部议处。

　　不久，苗沛霖以署寿春镇总兵黄鸣铎、练总蒙时中、吉学盛系“寿州擅杀案“的“怂恿起意之人”为由，再次围攻寿州。九月二十三日，清廷将苗沛霖革职，拔花翎、销勇号，并命袁甲三、贾臻、李世忠、田在田、严树森、毛昶熙分路进剿。九月二十七日，寿州陷落，安徽巡抚翁同书等大吏们被俘。十月初六日，苗沛霖留数千人驻守寿州，自率马步大队赴怀远，部其众为十大营，并提出了“先攻临淮，次攻颍州，分攻蒙城，占据颍上，图窜豫疆，分扑陈州、光、固，进窜汴梁”的军事方针。十一月二十四日，张乐行部捻军和马融和部太平军假道苗沛霖区北上，于寿州附近之石头埠、姚家湾等渡口渡过淮河，进趋颍上。钦差大臣袁甲三要苗沛霖就势“诱擒张逆以明心迹”。苗沛霖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备船接护。

　　咸丰十一年（1862年1月），苗沛霖部苗家军联合张乐行、姜台陵部捻军、马融和部太平军联合围攻颍州府城，将署安徽巡抚贾臻困在城中。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八日，苗沛霖令张建猷进攻蒙城。正月二十九日，苗沛霖上英王陈玉成禀，说张乐行有“狼子野心”，挑拨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关系，这是苗沛霖颍州倒戈的信号。二月，清军云集皖北，苗沛霖见占领颍州无望，乃投禀胜保，要求归顺。胜保一方面令其剿捻自效，一方面上奏朝廷，代为开脱。十二日，苗沛霖令张建猷撤攻蒙之师。二十三日，苗沛霖率众“剃发赴颍上”，从背后进攻太平天国与捻军联军。三月初三日，苗沛霖会同胜保之师，与贾臻守军夹击，大败太平天国与捻军联军，解颖州之围。张乐行突围走颍上，为苗家军包围，但最终突围，回到大本营方雉河集。清廷震怒，认为苗沛霖有意纵敌，指示对其保持警惕。苗沛霖为了打消清廷疑虑，便转而设计谋害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四月十五日，湘军和多隆阿部攻克庐州，陈玉成无所归，遂应苗沛霖之邀率部北上，欲与苗沛霖同拒清军，然而中了苗沛霖的计，导致被俘遇害，被俘后对胜保说：“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八月十五日，苗沛霖在湘军步步进逼下撤出正阳关，二十一日撤出寿州，交蒋凝学部驻守，自回凤台老寨。当时陕西爆发回变，胜保奏调苗沛霖入陕参与围剿回军。清廷深知苗沛霖反复无常，不可脱离管束，乃严令胜保飞檄截止，“不许一人一骑入陕”，并指示郑元善、多隆阿、僧格林沁重兵阻截。十月初五日，僧格林沁拨给苗沛霖银万两，令其督兵剿捻。此后苗部与驻扎当地的湘军发生冲突，苗沛霖上书僧格林沁，要求撤离湘军，另拨兵三百与寿春镇李璋同守寿州。

　　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苗沛霖上书僧格林沁，以太平军“拥出长江之患”，要求驻军寿州、正阳等处以为阻截。被僧格林沁制止。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僧格林沁军攻下捻军根据地雉河集，张乐行仅率二十余人突围出走，至宿州，为降捻李四一出卖遭擒。苗沛霖闻讯，要李四一将张乐行交给自己，李四一不许，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二月十八日，张乐行父子被僧格林沁处死，苗沛霖“顿失所望，举止失措”，以为大祸将及。僧格林沁和安徽巡抚唐训方令其解散麾下兵勇，解甲归田，苗沛霖虽然答应，但言辞含糊，意在缓期。不久，僧格林沁北上山东，镇压宋景诗起义，于是苗沛霖决定孤注一掷，再举反清大旗。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十五日，苗沛霖至凤台，传集各旗、营主，以僧格林沁杀降捻姜台陵为由，定议“复叛”，说“我辈所为，终难免死，不如先发制人”，遂再次举起了反清的大旗。十七日，诱杀署颍上知县濮炜、署凤台知县蔡锷、主事秦承埙、知县吴景春、怀远典史魏文潮等。十八日，遣苗景开攻打颍上，使张士端攻打蚌埠，皆攻克。又派赵玉华、童维翰、李万春围寿州，令潘垲踞三河尖，攻六安，自己则率部大举围攻蒙城，这是苗沛霖第三次大举攻蒙城。

　　五月，苗沛霖联合太平军由六安分扑凤阳、定远。唐训方令道员秦荣督团防守。张宗禹捻军回师皖北，重占雉河集，与苗沛霖声势相联。六月初四日，苗沛霖在凤台外委邱维城的内应下，攻克寿州，杀知州毛维翼。七月初六日，苗沛霖将进攻蒙城的张建猷部调出，进援怀远县城，大败清军，临淮吃紧。九月十一日，僧格林沁前敌陈国瑞会同总兵郭宝昌、副将康锦文、参将骆得胜进援蒙城，为苗沛霖击败，康锦文受伤，兵勇死伤800余人。十月二十一日，李世忠遣李显爵攻蚌埠，苗沛霖部将张士端献城以降。十月二十六日，唐训方湘军攻克怀远，苗沛霖弟希年、侄长春被杀。同日，僧格林沁督傅振邦、陈国瑞、王万清诸军在蒙城与苗家军激战，苗家军溃败，苗沛霖死于乱军中，蒙城之围遂解。二十九日，陈国瑞挥师南向，与李世忠部攻占凤台，苗沛霖妻徐氏、儿子连生被杀。其后数日，寿州、颍上、正阳关等地苗家军余部都投降清军。历经十余载的苗沛霖集团覆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