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有多腐败?连补充弹药也要行贿,李宗仁的回忆令人触目惊心
腐败,是一个组织之大敌,其甚至比外部的敌人还可怕,因为堡垒最容易被从内部攻破。
当年的国民党,几乎就是腐败的代名词。
1928年11月,一位观察力敏锐的外国人乔治·索凯尔斯基指出:“那些在革命前连一个小钱都没有的穷官吏,很快就成了富翁。他们在首都市区建起了漂亮的住宅,用轿车送子女上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他们在上海的租界里盖了房子,在那儿呆的时间很长——‘周末’常常从星期五持续到下星期二。”
乔治·索凯尔斯基还说,“奢侈和豪华”已成为国民党官员特有的生活方式。
到1930年,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以及军队系统的贪污已很普遍了。就在这一年,《大公报》曾刊文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认为其当务之急不是剿共,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惩治一万名贪污的文武官员。可见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政权,腐败已成为其肌体上的大毒瘤。
曾任军统局代局长的唐纵所著的《唐纵日记》记载,1932年河南省安阳县县长舞弊被民众告发。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提讯,指责其贪污应该治罪。县长回答:“县长是由钱买来的,若不弄钱,岂不蚀本?”并取出其省政府秘书长张廷休的收条一纸呈上。刘峙问张廷休“有无此事?”张廷休说,“姨太太手中有账可查”。刘峙得知是自己的姨太太收钱了,就将此事不了了之了。此类事件,当时太多了,不胜枚举。
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因散布过一些进步言论而遭国民党宪兵第3团逮捕,押往南京。
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为范文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每月工资的一部分捐给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书。
谁知,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听了之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
国民党当年怎么识别“共党分子”?说来很好笑,依据很简单:不贪污的就是。
国民党军中的腐败更是令人瞠目。李宗仁曾回忆:“军队需要补充武器弹药时,也必须向上级官员和兵站行贿才能得到补充。杂牌部队,尤其如此。若不行贿就一点得不到补充。即使蒋介石批准补充一批械弹,兵站仓库官员也要勒索贿赂,没有贿赂,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因此,有些部队长官就千方百计贿赂兵站甚至侍从室官员以获得武器弹药,保存实力。如第5战区新编王认曲师,获准得新枪1000支,就卖掉200支,以所得款贿赂兵站仓库官员。而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赞绪,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领不到。”
国民党的权贵,手中的特权之大,今天的人已经很难想象了。宋美龄无子女,对大姐宋蔼龄与大姐夫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伟、女儿孔令伟等晚辈,视如己出。1935年,16岁的孔家二小姐孔令伟在南京街头开车逆行被交警拦下。孔令伟大怒,掏出手枪,当街打死了那名交警。
有姨妈宋美龄的撑腰,孔令伟啥事也没有,一天牢也没坐。当时的南京市民有感于宋、孔两家的权势滔天,互相调侃时会说:“你不要狂,否则叫你出门就碰上孔二小姐!”
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前,蒋介石派出几架专机,欲将被困香港的国民政府要人接回重庆。谁知最后一班专机落地,走出机舱的是宋蔼龄、孔令伟、抬着大包小包行李的孔家佣人,以及两条大狼狗……
本该随机撤退的要员,或根本没接到撤退消息,或接到消息但被孔令伟禁止登机。曾经的大军阀、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的陈济棠,是被孔令伟用枪逼着给狗让座,硬赶下飞机的。
宋美龄不仅纵容孔令伟践踏法理为所欲为,还支持孔令伟囤积居奇搜刮百姓。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打到了扬子公司老板孔令侃的头上,又是宋美龄出面,孔令侃毫发无损,蒋经国反而被父亲蒋介石臭骂了一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官员对各地的接收,成了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女儿)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说的就是这样的接收使国民党政府更加腐化,在一片胜利声中给自己埋下了迟早爆炸的定时炸弹。
对于当时光怪陆离的状况,国民党将军宋希濂曾叹息道:“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告诉时任国民党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其部队缺少汽油,吴国桢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很快吴国桢就发现了,汤恩伯的司令部在黑市上抛售汽油。
《观察》杂志的主编储安平曾著文说:“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
日本投降后的数月,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挑起了内战,国民党特务组织着手清查暗藏国民党军队中“共谍”。如何甄别共产党员呢?毛人凤说,一定要时刻盯住那些不嫖娼、不贪污、不受贿、不送礼、不搞大吃大喝、不欺压百姓的人。
那时,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们腐败成风,官兵军饷欠发是常有的事,军饷到了哪里?大部分在上海的黄金交易所里被长官们炒来炒去。
我为刀俎,民乃鱼肉。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无不中饱私囊,可谓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1947年,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李维民潜入沈阳从事情报、策反工作。辽沈战役前夕,李维民成功策反了国民党新6军军部的一个译电员。
李维民在自己的回忆录《地下烽火》一书说,这个译电员对李维民作了如下表白:
“从前,我还认不清国民党,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使人再也不能容忍了!”“远的不说,单说军运指挥所里,一个主任叫韩慕洲,一个副主任叫宋国春,他们从到东北后,就不断地从鞍山用铁甲车大量地往天津倒运钢管、钢板,大发光复财。黄金搂多了,就花天酒地地过最糜烂的生活。韩慕洲已经有了两个老婆,还嫌不够,除了在妓院舞场乱搞女人之外,又看上了所里的一个年轻打字员,威逼利诱地娶为三姨太。在所里,会溜须拍马的爬上去,不会的踢下来,最卑鄙的人最得势,最正直的人最受欺……您看,这是什么世界?”
这个译电员的话,道出了国民党最终失败的历史必然。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司令是刘峙,但刘峙打仗不行,所以实权在副总司令杜聿明手中。
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全歼后,驻守徐州地区的几十万国民党部队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就有了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大撤退。
杜聿明自认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撤退前一天的晚上,杜聿明只发了一道命令给徐州的警备司令谭辅烈,要求当晚查封在徐州银行和钱庄的金库,因为里面有一些黄金需要运走。
但警备司令谭辅烈很快就回来报告说:“别说金库,所有钱庄的经理和掌柜连家属,在三天前就全部离开了徐州。”
此时的杜聿明才明白过来:南京国防部高官中很多人在徐州有生意!泄密发生在高层!于是他仰天长叹:国民党不败,就没天理了!
还有这么一件怪事,国民党徐州剿总下属的一个汽车队,被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暗中控制,长年有三分之二的汽车为我党我军跑运输,三分之一为国民党方面跑,就这样,还经常受嘉奖。
为何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原来是这样的:我党没有控制的车队连跑都没法跑,好的汽车全在走私,而汽车零件全被盗卖了。
国民党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全体腐败,1948年初,蒋介石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痛心疾首地说:“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
1948年11月24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其绝望之情,可见一斑。
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曾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
曾支持过蒋介石集团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一次采访中大骂:他们(国民党)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的钱偷走,然后投资在巴西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脚底下的纽约房产。
杜鲁门77岁高龄接受采访时,提起蒋介石,仍然是怒火中烧,说到:“我从来没有改变我对蒋他们那帮人的看法。他们个个都他妈的该进监狱!如果我活着看到他们锒铛入狱的那一天,我将很高兴。”
如今的互联网上,国民党被很多年轻人称为“百年烂党”。回顾真实的历史,人们有理由相信,年轻人们还真没有冤枉这个谁也扶不上墙的国民党。(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