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一次鲜为人知的空中历险

【1937年2月14日，祝葆卿在延安机场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合影。左一为祝葆卿，左三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在已故原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七大队第六中队上尉飞行员，后为浙江省龙游县政协委员的祝葆卿先生那里，一直保存着一张发了黄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是一架美国造的老式单引擎军用飞机，飞机旁边站着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等开国元勋和老一辈革命家。其中有两个人穿着飞行服，一个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另一个就是祝葆卿。

　　这张珍贵的照片拍摄于1937年2月的延安机场。照片上凝聚着祝葆卿和伟人周恩来的一段特殊的交往。祝葆卿曾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下，驾驶飞机，护送周恩来从西安飞往延安，在空中经历了一次惊险的历程。笔者曾通过书信采访过祝葆卿老人，老人曾三次回信讲述他当年驾机护送周恩来去延安的惊心动魄的过程。

　　1937年1月25日，为了实现举国抗日的目的而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张学良只身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竟遭到蒋介石背信弃义的无理扣押。消息传到西安，古都一片哗然。东北军、西北军的将士们无不为之愤慨，特别是张学良为准备打回东北而一手培养起来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们，更是人人怒火中烧、痛不欲生。为解决这种复杂的局面，1937年1月31日晚上，由当时在西安的西北军方面的杨虎城，红军方面的周恩来，东北军方面的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一起在王以哲家中开会，紧急研究营救张学良的策略。最后商定了不打内战，维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状况，并即速派代表赴南京谈判，要求蒋介石立即释放张学良。2月2日清晨，东北军的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等几位少壮派军官因救张学良心切，竟错误地认为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两位军长贪生怕死，不敢和蒋介石的中央军打仗，然后就丧失理智地指派特务连连长于文俊枪杀了东北军五十七军中将军长王以哲。何柱国因躲进杨虎城公馆幸免于难。西安局势顿时变得复杂起来，原来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三位一体”也顷刻瓦解，失去了与国民党对等谈判的条件。应德田等还扬言要杀害周恩来。党中央立刻采取应变措施，电令周恩来速回三原红军防地，以防不测。周恩来临危不惧，他将在他身边的其他同志转移到三原，自己却亲往王以哲灵堂吊唁。他还义正辞严地批评了持枪闯进他住宅的少壮派军官们的鲁莽做法，为保护他们，又不顾包庇“凶犯”的嫌疑，将少壮派、上边提到的东北军三位军官送往红军总部。这才稍稍平息了东北军的进一步分裂和内讧，从而稳住了西安阵脚。但是，局势仍是瞬息万变，他有许多事要向中央请示汇报，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洛甫（张闻天）和毛泽东也必须随时同他商谈。这样，周恩来就需要不住地在西安和延安之间穿梭往返。

　　1937年2月13日清晨，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三。西安上空彤云密布，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七大队第六中队驻西安的飞行员都围坐在机棚里，等候天气晴好，以便接受任务和进行例行的飞行训练。

　　7时刚过，在机场担任警戒的上尉飞行员祝葆卿，发现一辆黑色小轿车快速地驶来，并在机场门口停了车，接着从车上下来3个人。祝葆卿连忙挥手示意：不准前进！其中两位停住了脚步，另一位却径直走了过来，在离哨位十几米处站住。祝葆卿抬眼望去，来人穿着一身灰黑色军装，腰间扎着一根宽宽的“武装带”，浓浓的络腮胡子把他那五官端正的面庞映衬得格外白净，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透露出一股英武的气概。那位军人在祝葆卿准许后走到机棚前，彬彬有礼又面带微笑地说：“请问你们这里哪一位是首长？”祝葆卿向他打量了一下，见没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就也很有礼貌地回答：“你找他干什么？”

　　“当然是重要事情。”那军人依然十分和蔼客气。祝葆卿就说：“请您跟我来。”说完，就把他带往在机棚里值班的副中队长陈又超那里。飞行六中队原来驻在洛阳，蒋介石为督促张学良等“围剿”陕北红军，特意将六中队调到西安，并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中队长金雯率领驻防银川，一部分由副中队长陈又超率领驻防西安。西安事变发生后，六中队在名义上都已属于张、杨指挥。

　　祝葆卿将来人带到陈又超面前，指着陈对来人说：“这是我们的陈副中队长。”来人随即从衣袋中掏出一份由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任杨虎城签署的手谕。祝葆卿也凑上去，瞧见上面写着：“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因急事回赴延安，请调机一架，即刻护送。”陈又超迅速看完后问：“周恩来将军来了没有？”来人微笑着说：“本人就是。”当时凑过来的飞行员们一见都沉默了下来。因为飞行六中队本来是奉蒋介石之命到西北“剿共”的。西安事变后，名义上这支队伍归张、杨指挥，实际上仍受老蒋操纵。飞行员们一听要送红军领袖周恩来，都感到事关重大，况且当时政治气候多变，这批经过反共宣传训练的飞行员都怕惹来麻烦，就一个个不声不响地溜走了。

　　祝葆卿眼见面前这位身着普通士兵服装的人竟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尤其是他那英武的气概，那彬彬有礼的神态，那深藏智慧的双眼……和多年来国民党反共宣传的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便不由地投去敬佩和赞许的目光，看了又看。当陈又超以天气不好不想派飞机时，祝葆卿就忍不住插了一句：“让我先上去看看行吗？”陈又超见周恩来将军彬彬有礼，又持有杨虎城将军手谕，不好回绝，便点了点头。祝葆卿便从机棚里拿出飞行服穿上，钻进他驾驶的那架美制“安可塞—604号”飞机机舱。飞机很快呼啸着冲上云雾茫茫的天空。当他驾机升高到近3000米的航行高度时，只见北方乌云层层，航线上忽明忽暗，就忙返航降落机场，向陈又超作了如实报告。陈又超面带难色地向周恩来说：“在这样的气候下飞行，可能有危险。”因为这时只有祝葆卿一个飞行员在场，周恩来就从容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用非常信任的目光看着祝葆卿说：“小伙子，为了团结对外，一致打日本，我们就不能怕危险啰！”他的这一句语重心长的话犹如一块石头投进原本平静的一潭湖水，震得祝葆卿的心灵整个激荡起来。祝葆卿按捺不住地向陈又超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副中队长，既然周将军有急事要走，请批准让我带他上去试试。”陈又超犹豫片刻，就一边点头一边嘱咐说：“要小心，如不能穿过乌云层就立即回来。”

　　“是！”祝葆卿一声响亮地回答后，马上向周恩来点点头，示意他一起上飞机。周恩来也连忙向陈又超点点头，表示感谢。

　　祝葆卿驾驶的飞机是美国造的军用飞机，后舱只有一个人的座位（投弹手）。周恩来在他的引导下坐进后舱，祝葆卿帮他系好安全带又仔细检查一遍，就到前舱去发动引擎。

　　飞机呼啸着奔腾而起，很快钻进了云层。祝葆卿深知周恩来肩负重任，就全神贯注地操纵着，想尽量使飞机飞得稳些。飞机穿云破雾，霎时飞到了西安北边的三原县上空。这时乌云遮天，雨也越下越大，机头前茫茫一片。祝葆卿一看继续朝前飞有困难，就转过身来，向后舱打了一个前进还是回头的手势，因为前后舱隔着一层玻璃，加之飞机的马达声，说话声音根本听不清。周恩来见了，却若无其事地微笑着，并用手朝前指了指，示意继续前进。于是，祝葆卿驾驶着飞机很快又冲到同官县上空。这时雨下得更大了。强风卷着浓云密雨，劈里啪啦地抽打着机身，飞机一会儿钻入厚云密雨中，上下左右一片漆黑，一会儿又被狂泻直下的雨水打得颠簸摇晃。航行中，驾驶员什么天空地貌也看不见。当时的“安可塞”型飞机，还没有在云雾中飞行所必需的仪表装置，飞行员只能凭感觉和经验来操纵飞机。然而，这种做法也只能维持片刻。在强风暴雨袭击下，飞机终于像一匹不听话的烈马，失去了平衡。这时，祝葆卿的心也随着飞机的摇摆颠晃怦怦跳个不停，额头上流下了豆粒大的汗珠。突然，飞机发动机发出了“昂昂昂”的怪叫声，凭着多年飞行的经验，祝葆卿明白，这是飞机在狂风暴雨的袭击下，已经失速下坠，情况危急。他赶忙屏住呼吸，运用特殊情况下的驾驶技巧，强行把飞机往上拉。直到飞机升高改正方向往前平飞，才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这时，汗珠已流过了他的腮帮。他情不自禁地望了望后舱，见周恩来将军神态依然是那么安详。这种临危不乱的镇定情绪马上感染了祝葆卿，他紧紧地握住手里的操纵杆，全神贯注地继续往前飞行。

　　不多久，又是一股强大的气流从上往下冲击下来。飞机又一次发出“昂昂昂”的怪叫声，机身急剧下沉，祝葆卿连连使出应急的驾驶措施都没能奏效。眼看着将机毁人亡，祝葆卿就拼命一面向后舱打手势，一面大声喊叫：“不好，快跳伞！”周恩来见状坦然地双手一摊，又摇了摇头，表示他不会跳伞。在这生死考验的紧急关头，祝葆卿心想，如果自己跳伞，那么周恩来肯定与飞机同归于尽。在这万分火急的情况下，祝葆卿决定想尽办法摆脱危险，和周恩来一起坚持在飞机上直到最后。祝葆卿继续顽强地掌握着操纵杆，几乎是在不可能的绝望中又一次奇迹般地使飞机平飞了。这时，他才朝后舱投去一个探询和报平安的目光，周恩来也已察觉到险情太大，便用红铅笔写了个纸条从玻璃缝隙间塞进驾驶舱。祝葆卿抽出纸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祝飞行师，不要勉强！！不要勉强！！！”那惊叹号就像一记记重锤敲打在祝葆卿的心上。他抹了抹脸上的汗水，脑袋清醒了许多，也镇静了许多，就连忙果断地拉动操纵杆，减速，低飞，转向……约摸过了两三分钟后，大约飞到了同官县的东北角，飞机再一次被狂风暴雨逼得失速下降，跌进了乌云之中。祝葆卿再也不敢多想，只是一个劲地拼命把住操纵杆，尽量让飞机跌得慢一些，伺机再改正平飞。突然，飞机的前边现出了光芒，机身下原野、河川隐隐呈现出来，原来飞机已跌出了云层。祝葆卿往两边一扫，全是悬崖峭壁，飞机竟跌进了两山相峙的峡谷中，如果随便往哪边偏差一点，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飞机出了乌云层，视野明朗了，祝葆卿顺着下面的山涧溪流缓慢地飞出峡谷，脱离了险境。一直绕到洛川上空，航线上云层稀疏多了，但遥望延安方向依然云遮雾障。他不敢再冒险飞行，只得绕道返航，降落到西安机场。飞机停稳后，祝葆卿没有立即下飞机，在驾驶座上回忆起刚才的险情，不由浑身冒出阵阵冷汗。不料，周恩来一下飞机就抢先一步跨到前边说：“祝飞行师，让你受惊了。”祝葆卿顿时感到一阵温暖，颇带几分歉意地说：“很遗憾，我没能完成送你到延安的任务。”周恩来却像没事似地说：“这不能怪你，是天公不作美嘛。”他这么一说，使祝葆卿一直紧绷着的心弦一下也松了下来。随后，周恩来又邀请祝葆卿和他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经过短短的两个多小时交往，周恩来给祝葆卿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甚至成了朋友。特别是周恩来在那生死考验的关头所表现出来的镇定从容使祝葆卿无比地敬佩。分别时，周恩来紧紧握着祝葆卿的手，连道“再见”，然后匆匆离去。

　　第二天清晨，飞行六中队又接到杨虎城将军的电话命令：速派一架飞机去延安接周恩来到西安商谈国事。原来昨天飞机返航后，周恩来因有急事要和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当面商量，他又不顾一路泥泞，改乘汽车回了延安。于是陈又超又把这次接周恩来回西安的飞行任务交给了祝葆卿。

　　那是1937年2月14日，农历的大年初四。祝葆卿临飞前想起昨天身穿普通士兵服的周恩来将军在高空寒流袭击下冻得脸都青紫了，就特意为他多带了一套飞行服放在后舱。这天，天气晴好，飞行一个多小时后，就顺利地在延安机场降落了。走下飞机后，延安公安局局长宋裕如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飞奔而来，接到祝葆卿后，宋裕如和祝葆卿便一人骑一匹战马进了延安城。

　　在延安城里，祝葆卿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叶剑英、罗瑞卿、萧华、宋裕如等几位红军领导人陪着他吃饭。延安当时供应还非常紧张，飞行员又绝对禁酒，但宴席上却摆上了各种肉类、菜肴、白馍和烧酒，非常丰盛。吃饭间，一直是谈笑风生，亲如家人。红军领导们都希望祝葆卿参加抗日打鬼子，也欢迎他常到延安来。

　　下午2时许，风和日丽。延河流水潺潺，山头宝塔巍巍。周恩来在红军主要领导人陪同下来到机场。毛泽东主席大概已听了周恩来的介绍，所以一见到祝葆卿就老远地挥着手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又指着他驾驶的那架飞机，用浓浓的湖南口音说：“过去这种飞机都是带着机关枪和炸弹来找我们，所以我们不欢迎；今天你是执行和平使命来的，我们就欢迎。你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欢迎。”祝葆卿望着高大魁伟的红军领袖，心情又新奇又紧张，因为站在他眼前的这位瘦削面庞、浓密黑发的大高个子就是蒋介石一直悬赏25万大洋要其首级的人啊！望着毛泽东那英武气概，祝葆卿不由地举起右手给他敬了一个军礼。这时站在一旁的宋裕如局长又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周副主席。”周恩来笑着说：“用不着你介绍啰，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说着，他既亲切又随和地伸过手来，祝葆卿也赶忙给他敬了个军礼，然后用双手握住周恩来将军那温暖的手。当时到场的还有张闻天、秦邦宪、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等领导人。宋局长都一一作了介绍。

　　周恩来准备登上飞机时，祝葆卿就从后舱拿出特意为他带来的那套飞行服，帮他穿好。就在这时，毛主席笑着招手说：“我们在飞机旁照个相，留个纪念吧！”摄影师迅速按动快门，留下了周恩来身穿飞行服，站在飞机旁的珍贵历史镜头。

　　在西安的岁月里，周恩来日理万机，但当由延安带来的照片捎到他手上时，他也没有忘记让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同志给祝葆卿送去一张。

　　半个多世纪过去后，祝葆卿还一直把那张照片珍藏在身边，生前每次回忆起那次护送周恩来去延安的事时，祝葆卿都十分感慨地说：“周恩来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口称“周总理”）为国为民，不避凶险，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