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展安：在历史中阅读作为思想文本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主客与文野—在历史中阅读作为思想文本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 周展安

　　一、政策文本如何转化为思想文本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长期以来主要是作为一个政策文本被认识的。这与《讲话》是出自革命领袖之手，而且一经产生就迅速且持续地被权威化有直接关系。与《讲话》虽然以“文艺”为题，但其核心关切却并不止于“文艺”类似，《讲话》的被权威化过程也不能仅仅从其在文艺界的影响来认识，而应该在更宏观的层面加以解明。

　　本文认为这一过程有三个关键性节点：其一是1940年代前半期延安整风运动将《讲话》列为整风必读文献1；其二是1953年《讲话》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其三是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红旗》杂志将《讲话》重刊。收入《毛泽东选集》对于《讲话》经典地位的突出自不待言，延安整风运动则是这一权威化过程的起点。1943年10月20日，《讲话》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的次日，负责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就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21966年《红旗》杂志重刊《讲话》，并且专门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为题发表重刊的“编者按”，其中说《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讲话》也与《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列“四篇光辉著作”。3

经整理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在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上。

　　勾勒这一权威化过程并不是要否定《讲话》本身的价值，也不是说《讲话》在此后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全部是由其权威化所赋予的。相反，勾勒这一过程恰恰是为了呈现《讲话》原本的问题脉络并释放其可能包含的理论能量。不仅如此，《讲话》的被权威化过程也需要在特定的历史脉动中加以分析。比如就《讲话》之被列为“整风文献”来说，它的被权威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整个整风运动的一环存在的。而整风运动本身则另有自己的问题脉络，有自己所要针对与克服的问题，即党风、学风、文风这“三风”问题。再进一步说，整风运动又是在抗日且是抗日极为艰难的相持时刻展开的。抗战需要对敌我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的调查研究，需要对中国的现状、历史进行判断，需要借鉴、学习国际上的革命经验，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上述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4。因此，这里面有一个迫切的眼光向下去掌握“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5的需要。而这一点，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主要通过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所提出来的问题。这甚至可以说是推动中国现代史内在展开的基本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