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毛泽东、蒋介石对《甲申三百年祭》的不同态度

　　1944年3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连载4天。这一天是明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300周年，陪都重庆政界学界及社会由此引发一连串震动。

　　很显然这文章是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而来，批驳了满族征服中国是因明末“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把明王朝败亡说成是在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和满族八旗兵的“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的。郭沫若以大量有据可考的史实，论证明亡的原因，根本在于明室的专制和政治的腐败，造成官逼民反，外族乘虚而入，而非《中国之命运》所谓“流寇”和外族侵犯。

　　历史上，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依赖宦官”、“轻信专断”，其治下不仅官场腐败，大小官员皆贪，盘剥百姓无度，且天灾频繁，中原饿殍遍野。据《明季北略》卷十二记载：李自成农民军退出北京时，发现皇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每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放着如此充盈的家当，朝廷却对民间灾情置若罔闻，任凭官吏横征暴敛，导致饥荒肆虐，最终必然逼得人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甲申三百年祭》借历史之实，巧妙地回应了蒋介石所谓明亡始于“寇乱”的谬论，尖锐地把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从制度上找到防止为政者腐败的规律推到了人们面前。同时，《甲申三百年祭》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的现实苦难：让人不难从崇祯的专制，联想到蒋介石的独裁；从明末中国社会的天灾人祸，联想到1942年的中原大旱；从腐败丛生的明末吏治，联想到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官场。文章自然使国民党当局如芒刺在背，《中央日报》迅速组织文章大加挞伐，指责郭文“影射当局”、“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咆哮不能“听其谬种流传”。

　　这篇让蒋介石恼怒的文章，却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深受启发，发现了其中巨大的思想价值。毛泽东在读到李自成进京后因骄傲自满和部属腐败而导致最终失败时极为兴奋，连连击掌称赞好文章。

　　1943年至1944年间，正处于中共整风的高潮期，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齐聚延安。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和中共党的建设进行理论思考成果大丰收的阶段。而《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及其所触及的问题，恰好与他的思考相契合。

　　在郭沫若的叙述里，李自成的武艺精湛、指挥有方、治军甚严，规定官兵禁私藏金钱，经城镇禁入住百姓家，除家室外禁与女人相处，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起义军入驻京城之时，依旧是行军装束。只可惜，李自成进驻京城不久，他就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良言，乱政轻敌，军纪涣散，以致首领生活腐化，宗派内耗日增，其结果是他创立的大顺政权仅存40余天就以悲剧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