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革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这部《研究史略》真是讲得明明白白！

2022-07-06

作者: 天空 来源: 重读老旧书

　　编者按：作者是对毛泽东思想研究了多年的专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总结清理，本文1700多字，选取了毛泽东对法律的立场、观点和看法。

　　“毛泽东有关刑法、民法、刑诉法等法的立法以及司法思想和理论，是与这种总的法治观和法律思想一致的。他说，要达到狠狠打击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惩罚社会犯罪，保护人民权益的目的，就需要有刑法、民法、刑诉法等等。毛泽东首推的是刑法的专政作用，他以国情为根据，认为在中国不能废除死刑，说：“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

　　当然，在对反革命分子专政的时候，在将刑法付诸实施过程中，应实行慎重的方针，严禁逼、供、信。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以有罪推定。应防止偏差、防止捕错杀错，以免冤枉好人，并应随时准备纠正和平反发现的冤案、错案。毛泽东还提倡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其内容后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展成为如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等办案原则。这比较有利于分化、瓦解、揭露犯罪分子。

　　作为革命的人道主义者，毛泽东强调在司狱方面应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即把犯人当作人看待，作到“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给犯人以“生活出路”，使之“有自新的机会”。其具体途径是设立劳动改造工厂和农场，让罪犯在生产劳动中改造思想品质，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新人。

　　毛泽东号召全社会都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他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尤其要求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应带头严格遵守法纪。他特别不能容忍干部破坏法制的行为。在为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文件中，毛泽东不仅认为报纸应广为揭发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并且指出“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

　　广泛发动和直接依靠人民群众起来参加革命的思想无疑给毛泽东的法治观以深刻的影响，因而毛泽东的法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依靠群众力量防止、制止社会犯罪，通过群众监督和思想感化教育来促使罪犯重新做人。依靠社会基层单位如学校、机关、街道、公社、工厂等基层组织来教育社会每一个人，来监督社会犯罪，曾是一条确有成效的经验。毛泽东说，不依靠百分之九十几的群众的力量，专靠公安、司法机关是不行的。故他很重视对人民的爱国、守法教育，告诫领导者要防止人民内部的矛盾激化，及时注意调解民事纠纷，减少社会刑事犯罪。

　　对于毛泽东的立法思想，学界的探讨也取得了成绩，认为毛泽东由于有长期的立法经验，在立法等方面也有着值得珍视的思想。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即指出制宪工作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包括“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里面积极的东西，不能一笔抹杀资产阶级民主。

　　制宪的原则宜来用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毛详说，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关键是起草时采取了领导准关的意见和广大样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他当时认为宪法草案颁布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并强调“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毛泽东把立法的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并重，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强调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社会主义原则亦须有充分的灵活性。如果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那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

　　而灵活性就是立法应从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点出发，应从全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出发，应给落后的甚至还实行原始公社所有制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这种灵活性，实质上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法律思想的根本特征是强调维护革命秩序、强化法律对反革命的专政职能，注重社会改造，并看重对社会的革命理想教育。这些根本特征，与中国历史上重刑法、轻民法的法制传统和注重道德教化颇为一致。不过，这种应中国革命运动而生的革命法律思想，很快便形成了一种为革命服务、以革命（阶级斗争）为中心运转的新的历史传统思想，以至当社会从革命转向和平建设时期后，它的巨大的传统力量抑制了新的建设时期的法律的生长发展。当然，这种抑制是在错综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的交互作用中才得以实现的。”

　　以上选段都来自这本《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略》，该书从1940-1949年革命战争时期到1950-1965年建国初斯，再到1966-1978年这个时期，最后是1978年以来分四个阶段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