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毛泽东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初心与使命”的阐述，是基于对党的百年奋斗史的概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始终把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在不同阶段对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怎样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与幸福自由，中华民族如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阐释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论述，既是对党的历史的客观总结，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使命和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相结合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在已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著述中尚未发现把“初心”和“使命”连在一起的字样，但对应的思想则溢于言表，并独具毛泽东的语言风格和鲜明时代特征。
一、“初心与使命”的确定
与五四时期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也是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发展到民主主义者进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崇高的民族自豪感是他确定“初心与使命”的直接动因。一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就满怀憧憬地预言：“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这反映了毛泽东热切期盼中华民族“光华灿烂”的未来，并坚信其必然实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把“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完全相符。但当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远未完成，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仅还没有执掌政权，而且由民主革命的性质所决定，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而不是革命的对象。因此，中共一大党纲的规定只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还没有与党在当时阶段的现实任务相联系。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日起，就将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年之后召开的中共二大上，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现实任务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结合起来，“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后来总结这一历史现象时指出：“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并且应该懂得：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所谓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中共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目标论与阶段论相统一的观点，完整地确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认识。
毛泽东虽然参加了党的一大党纲的制定和讨论，但是在当年的历史文献中，没有留下他对一大党纲的评论。1958年6月，他看到了中办秘书局6月3日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刊载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这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起草的一份内部文件，没有公开发表过，是从当时由苏联转交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的。其内容和观点与党的一大党纲相近。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这是他关于党的一大召开前后党的奋斗目标（“初心与使命”）的最明确的评论。毛泽东本人当年对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概括，则是在参与国共合作推动大革命轰轰烈烈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础上提出的。1925年10月20日，他在论及新三民主义的内涵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进行了更为明确的阐述：“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毛泽东虽然在这里套用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名称，但其目标之明确和革命性之彻底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几代先贤志士未竟之业，将争取民族复兴的斗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925年12月，毛泽东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时，进一步将上述三层目的简要地概括为：“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如此准确简洁明了全面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毛泽东是第一个。此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生涯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又从多个方面对“初心与使命”的深刻内涵进行过系统的论述。
二、争取民族独立与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这是对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实践的总结，是其心声的真实写照，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前提和必由之路。
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于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伟大历史洪流。1915年袁世凯政府受日本威胁要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进步教师编辑了揭露这一阴谋的《明耻篇》，毛泽东愤而在该书封面题字明志：“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不只是基于民族义愤，首先是源于对中华民族和同胞最深沉的爱，源于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他认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他坚信：“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不只出于对其弱肉强食强盗逻辑的不平和愤恨，还基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剖析，并因此得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的科学认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或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毛泽东以争取民族独立为首要目标，他认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为了践行这一“初心与使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亿万人民经过长期不懈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几代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了“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和“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重新谈判，重新建交。毛泽东坚信，“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他在党内第一个提出生产力标准，即“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常以“落后就要挨打”和“被开除地球球籍的危险”，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建设新中国，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落后状态，从根本上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他认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他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样，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初心”发展为经济社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际上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新任务。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但他同时坚信：“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毛泽东对新中国国情的认识，以及对其发展目标和发展阶段的思考，初步描绘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毛泽东虽然历年来对此问题的语言表述不一，但其蕴涵的“初心”却始终如一。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自少年时期就对下层劳动群众饱含同情，表现出对人压迫人的社会现状的不满和要打破人间不平等的愿望。这是他后来形成为人民谋幸福之志向的社会历史背景。
毛泽东把“实现人民的统治”和“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作为革命之“初心”，则是基于他的世界观，即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所形成的唯物史观。最经典的表述是他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的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出发，认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并由此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认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到何事，总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毛泽东强调：“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他关于争取人民群众政治上当家做主人和经济上得到幸福的观点的提升与浓缩，是中国共产党人出发点和归宿的有机统一。
在毛泽东的力行和倡导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宗旨，被进一步演绎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并被他称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曾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对如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生动明了的阐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如何实践党的初心与使命所进行的最明朗、最具体、最系统、最富于可操作性的生动阐释。这一阐释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的群众观和他所倡导的群众路线，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广义的，即统一战线意义上的；另一个是狭义的，专指工农等劳动者。他非常重视立场问题，多次强调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人民”，虽因各个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革命主要任务的调整而有所不同，但始终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他在抗日战争条件下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毛泽东分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变化，认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总之，在什么是“人民”问题上，毛泽东毕生不移的坚定立场就是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为了实现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在经济上享有幸福，毛泽东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就一再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要求苏区的党员干部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和子弟入学等问题，真正成为“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他把自己热切期望的目标化为最通俗的语言表达，那就是“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他认为，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不仅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而且在经济上也彻底改变了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成为土地和工厂等主要生产资料的主人。特别是1956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获得根本的制度保障。但是由于历史的积贫积弱，虽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较旧中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整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如何才能实现加大生产投入和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之间的平衡与协调，是长期困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难题。为此，他把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制度摆在第一位，在此前提下，一再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主张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把产量是否增加和社员收入是否提高，作为检验农业集体化的步子和政策是否合适的标准。他指出：“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他强调：“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特别提倡要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奋斗精神，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主张勤俭办一切事业。他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论断。基于这一国情，毛泽东认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必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提高。
相对而言，毛泽东更看重的是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当家作主。他认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为此，他一是通过制度，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保障，以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体制等，保证人民群众在新中国的主人公地位；二是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出发，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希望通过整风的方式解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等，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自己国家的主力军作用；三是通过舆论宣传和树立劳动模范典型，引导和培育全社会形成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为最大多数中国人民谋利益，使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获得经济上的幸福，始终是毛泽东坚定不移的“初心与使命”。
四、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主义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指出：“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样就把“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远大理想，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现实任务有机地统一起来，二者都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与使命”的题中之义。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已经指出的：“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每一个历史阶段竭尽全力完成的现实任务，不仅在努力方向上与远大理想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都蕴涵着远大理想的某些因素，都是在为远大理想的最终实现而创造条件，积累智慧和力量。两重使命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上，二者相互交织，始终相伴而行，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贯彻始终的基本立场。
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就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其主导的进步青年社团新民学会的宗旨，同时也作为他本人的人生志向。他把改造中国的理想融入争取整个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中。他认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在此之前，毛泽东积极推动新民学会会员旅法勤工俭学；在此之后，他组织俄罗斯研究会，输送湖南青年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准备赴苏俄勤工俭学。他主张学会会员应“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但毛泽东本人却选择了留在国内，因为他认为东西方文明各占“半壁江山”，应先研究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方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毛泽东始终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立足之本。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都会思考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没有祖国”的论断，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世界联为一体，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也必须是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共同参与才能实现的角度提出的，实际指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使命。列宁关于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的观点，也为毛泽东所接受，并因此在1924年～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正确命题，“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客观事实。党的一大就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党的二大更是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组织隶属关系。从此，外界对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的责难和质疑不断。而在党的幼年时期，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苏联是世界革命中心的立场出发，也确实有过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受到侵犯时却一度发出“武装保卫苏联”之类号召的情况，例如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甚至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
毛泽东终于有机会对此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是在陕北保安会见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的时候。1936年7月23日，他在回答后者提问时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决不是为了俄国人民和第三国际的统治。为的仅仅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几个月后，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时，再次批驳那种所谓“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的污蔑。他更为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毛泽东认为，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来决定的，对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反对的。但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他强调：“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这始终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第一要义，也是他坚定不移的基本立场。
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家，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演绎发展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的观点，并作为他观察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思想方法。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一方面表达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同时认为国际正义力量的援助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第一次谈话中就指出，中国人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根据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他鲜明地提出，除了日本和帮助日本的国家以外，所有的国家，包括苏联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乃至英美法荷等在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
在长征征尘未洗、陕甘立足未稳、自身前途未卜，甚至要由他亲自签署文件对连部、团部夜晚值班分别应该用几根灯芯的油灯作出规定的窘迫条件下，毛泽东却向斯诺展望道：“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在这里，毛泽东既表达了争取国际援助和国际同情的愿望，更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并借斯诺的报道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和对外开放思想。
毛泽东这种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而抒发的豪迈情怀，既是写实的，也是浪漫的。即使是在更为艰难困苦和险象丛生的长征途中，他赋诗《念奴娇·昆仑》直抒胸臆：“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不仅反映了他对革命必胜的强烈信念，而且展示了中华民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优秀传统和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崇高境界。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但从不奢恋中国封建王朝威加海内的昔日辉煌。他对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被奴役的痛苦感同身受，无私地声援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事业，一贯主张各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谆谆告诫：“我们的同志和人民，永远不要骄傲，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以为是，永远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对外国，永远不要大国沙文主义，一定要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一定要平等相处。对兄弟党，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大党小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毛泽东所追求和向往的是独立富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为世界和人类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无比自豪地宣布：“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让他如此激情澎湃的不只是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还因为“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革命者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1956年，毛泽东在告慰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同时激励全国人民：“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与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中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同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初心与使命”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