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从革命主体论及历史、现实的辩证关系看《讲话》
从革命主体论及历史、实的辩证关系看《讲话》
文 I 程凯
近些年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时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郭沫若当年所说的“有经有权”。这个评价经由胡乔木在回忆中披露[1]，它配合着当代语境下对《讲话》的“权变”式理解：这个文本从理论上讲有符合文艺根本规律的地方，也有来自革命战争特殊语境之处，前者为“经”，后者为“权”。前者为“本”，为普遍性；后者为“末”，为有历史局限处。然而，何者为“经”，何者为“权”，今天的界定，今天所依据的认识坐标、思想意识与当年《讲话》所生成的语境是否已发生了诸多倒错性的变化？换句话说，当年被认为是“经”的可能今天被视为“权”，当年被认为是“权”的可能今天已变成了“经”。这种随着坐标系位移而对《讲话》的要义、侧重予以重塑的阐释学演变自《讲话》发表之后一直没有停止。实质性的变化或许在于它参照的坐标系从前四十年革命运动的“大坐标”变成了后四十年文学论的“小坐标”。因此，八十年后要重新感知《讲话》蕴含的思想能量，前提之一在于突破“小坐标”下的“权”之理解，使之不要被切割、整合进知识化的文艺论，而要努力将其回置到历史与现实的难题、挑战与辩证关系中，重建《讲话》理解的“大坐标”。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为此，在今天语境中重读《讲话》或许有必要确立一些前提意识：
一、当下语境中的《讲话》理解是在新时期以来经由官方、学界的历史反思而重构的，它有一个“晚近的当代起源”。这个起源的出发点是纠正文艺作为意识形态被过于政治工具化的弊端，用承认文艺自主性的方式重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无形中生成了将文艺与政治各自“领域化”的“历史无意识”，我们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借助这个已逐渐“历史无意识”化的透镜去看《讲话》。意识不到这个“晚近的当代起源”的存在以及辨析这个透镜的折射轨迹，则易流于惯性理解，从而难以再激发出《讲话》蕴含的挑战性。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整理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
二、如果说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是《讲话》发挥最大效力的历史时期，那在此时段中《讲话》很大程度上不单是篇文艺论文本，更是一个关涉主体论（如何改造、形塑革命主体性）的文本，乃至奠定新中国政教体系和“普遍教育”原则的文本。而一个革命主体论之所以要通过文艺讲话的形态呈现又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脉络相关。因此，还原《讲话》的生成史和针对性有必要回到中国现代转型的挫折，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社会后果以及中国共产革命的蜕变等诸多长时段脉络中加以把握。《讲话》所置身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在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须借助这一长时段脉络才能锚定。而《讲话》发挥效力的方式和借助的支撑力尤其要结合整风运动的效应加以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