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未发表的文章：《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1941年9月会议后，毛泽东撰写《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文章，共5万多字9个部分。

　　此文的写法，很像是毛泽东读大革命失败后的9个中央左倾文件的笔记，直截了当地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而且用词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写作时确实怀抱激愤之情。

　　虽几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语气和文风，终究难以消除。当时没有发表，只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人私下看过。在延安整风时如果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思考者可以个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虽说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却需控制，更不能“化”。

　　毛泽东此后20多年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文章，看起来真的是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永远地搁置起来了。

　　文章指出：整个苏维埃运动的后期，中共中央的路线基本上全部是错误的。错误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理论的实质，用脱离群众四个字来概括尽之也！我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文章指出：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

　　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时间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时期与那一时期的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有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地方与那一地方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阶层间发展的不平衡，即工人与农民间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国，工人较之于农民是先进的与领导的阶级，它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农民发了纲领、口号，并且还派遣了自己的先锋队战士领导了苏维埃运动与红军。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并不等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平衡，不能因此否认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事实。我们说工人先进于农民，是就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说的，是就工人经过共产党从政治上与组织上领导农民斗争说的。我们说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是就现实的政治斗争状况说的，是就工人还不能在城市中用自己的工会组织与大规模的公开的工人运动（如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去领导农民说的。中国革命不平衡性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具体地说是因为中国封建割据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特权，是因为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是因为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是因为几百万产业工人与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与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等等。其次也在于主观努力的不够，或是说没有正确和充分利用有利的客观条件发展革命运动。要改变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必须首先认清不平衡产生的主观原因，然后按照现实的主观条件并适当地运用这些条件去解决。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有一个主观愿望，或是消极等待客观条件的变化，忽视主观努力，都不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只能到处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