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娟 |从向下到向内：发现中共思想史的社会史结构

　　中共思想史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初具雏形以来，形成了以领导人思想为核心，以党史分期为经、专题为纬的十字环形研究格局。尽管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史（以下简称“一般思想史”）研究，这一布局略显单调，但考虑到中共思想史作为执政党思想史的特殊性，结合相关学科建设初期的现实环境，这种安排大体上是合适的。

　　参考一般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从最初聚焦于精英、智识阶层、经典文本到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重写思想史，再到肯定草根、无声群体也有思想，总的趋势不断下行。思想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共时性、历时性的学术考察形态，那些偶然闯入又迅速退出的零碎观念被视为思想，进入的全过程也以慢动作的形式获得关注，多层次的互动与思想的接受史成为研究的重点，“过程”开始超越“结果”，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如果沿着这一趋势向前追溯，从社会史角度审视思想史，又并非近年出现的新趋势，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优良传统。早在20世纪30年代，谭丕模、吕振羽等人就已对此作出尝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侯外庐，他参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以社会史为基础来讨论思想流变，尤其注意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是一部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征的思想史作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人类意识的角度出发，将思想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反映，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与其说是“社会史决定思想史”的变体，不如说是“社会决定思想”的史学变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将社会史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历史不同，年鉴学派所推动的社会史研究“远非在史学内部另辟蹊径，而是从全新的角度建立对历史与人的总体化理解”。二者的区别在于怎样理解“社会”，是将它视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视角。由于存在上述区别，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年鉴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同推动了“新史学”的革命，但前者侧重于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后者则更执着于新的方法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踵而来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不仅推动思想史沿着社会史的路径继续下沉，更由于文化史的加盟，在敦促思想史与社会史联姻的同时，改变了二者结合的外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艾尔曼的语境化研究和包弼德的理学研究。艾尔曼关注一种学术思潮如何从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育出来，包弼德的程朱理学研究聚焦于地方精英与社会运动。二者拓展了以文化史为内在理路、以社会史为方法论的思想史研究新路径。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还是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本质上呈现的均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外部交往。所谓外部交往是指思想史原本包含的精英主义特征与社会史的草根情结天然存在矛盾，二者的结合需要依赖研究者从外部发现并借助文化史居间调和。与思想史相比，文化史的研究范围更宽泛，更注意底层视角，因而对社会史而言更具有亲和力。文化史隐而不彰地出现在思想史与社会史中间，成为二者交往的有益桥梁，但也导致了明显的后遗症，表现之一就是学界在接纳了思想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等衍生物后，思想社会史却始终无法成形，以底层观照为特色的思想史作品常被批评为没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