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打着学术创新的幌子搞历史虚无主义

　　20世纪捌玖十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的持续改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然而与此同时，一些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重大历史结论，或是被“束之高阁”，或是遭遇质疑乃至被颠覆。这类现象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持续发酵并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批评。

　　实际上，早在1997年，刘大年先生已针对上述现象作过正本清源的论述，他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发表《方法论问题》一文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民族独立与近代化两大任务的一体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革命的主旋律地位，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无法回避的基本认识；抛开这些基本认识，就无法正确理解近百余年来中国走过的曲折道路，更无法正确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

　　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大年先生的高论虽发于25年前，但25年来近代史研究出现的诸多问题，无一不在这番宏论的射程之内。这里仅就太平天国研究略谈一点感想。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的历史意义，在于集中了广大农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并将其推向高潮，同时勇敢抗击外国侵略者，显示出中国人民潜在的巨大革命力量。这是学界更是历史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出的定论。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学界却流行着关于太平天国的另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强调太平天国借以起事的拜上帝会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产物，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甚至“和西方的侵略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导致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相应地，残酷镇压太平军的清政府与湘、淮军头目，被视为抗击西方文化侵略、捍卫中国文化的正面人物。

　　通过拜上帝会动员民众，确实是太平天国运动阶级局限性的一种表现。但也应当看到，在缺乏更先进阶级领导的历史前提下，利用宗教乃至迷信将力量分散且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组织起来，乃是旧式农民运动常见的斗争策略。把外在的手段当作定性标准，势必导致无法准确地辨识太平天国、清政府、外国侵略者的三方关系。

　　事实上，拜上帝会宣扬的重点与流行的基督教教义很不一样。拜上帝会虽宣称“开辟真神惟上帝”，实际归宿却是“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的平等思想与“斩妖除魔”的反封建专制诉求。1847年洪秀全在广州跟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后者便已察觉洪秀全思想充满反抗意识，与基督教教义不同，拒绝为他施洗。显然拜上帝会只是化用了西方宗教与思想的某些元素，这对全面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定位，其实无关紧要。相反，更值得关注的是赣闽粤桂等地客家群体与地方社会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中的作用，以及19世纪华南地区中西文化碰撞对拜上帝会宗教观念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西方传教士与外交官起初极为兴奋，视之为标志中国基督教化曙光的里程碑。可当他们目睹太平天国政权实际状况之后，却无不失望乃至愤恨叹息。1861年英国外交官富礼赐游览天京后，在游记中咒骂拜上帝会是“亵渎神圣”的“异端”，“如果教皇有权惩治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侵略者的反应恰好说明，将拜上帝会与基督教形式上的相似夸大为本质性的联系，无法得出合乎太平天国历史实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