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华：义和团兴起的原因

　　根据基督教的说法，如果一个人不信仰基督教，那么不管他有多少善行，作多大的好事也一样要下地狱。这种土匪绑架式说法让“道德至上”的中国人尤其不能忍受。当然，在中国的基督教现在吸收了佛教的说法，也说落地狱是因为“自己的问题”，但是依然抱住“信仰升天说”不放。结果造成这样一种结果：不信基督教的作好事落地狱，信基督教的作坏事有基督帮忙，至少能在最后的审判时获得永生。这严重违背了中国的道德观，是被中国人最厌恶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何以清末各类社会矛盾酝酿、发展之际，民众不虑生存之艰辛，首先会组织起来朝教会开刀？许多外国传教士强行干预词讼和地方公事。由于天主教在华传教事务得到法国保护，其传教士在这方面较新教传教士尤甚。每当教民与平民发生纠纷，往往不论谁是谁非，逼迫地方官作出有利于教民的裁定，对涉事的非教民还经常滥行诬指，向中国地方官控告，或请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也在1877年明确指出：“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能安其生。”

　　1871年度事件：清廷出台《传教章程》

　　当年正月，总理衙门出台《传教章程》。

　　上年天津教案结案之后，曾国藩入京痛陈：近来各处滋事，均由教堂、教民欺压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无力管制而造成，朝廷应及时严格议定传教章程，用以规范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行为。清廷于是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议定《传教章程》。

　　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节略本分送在京各国公使。各国均表示反对，对《章程》置之不理。“欧洲各国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二，偏而不该”，因此，“皆置不理”。

　　但是，清廷出台的《章程》毕竟是有其特殊的针对性的。美国传教士斐来尔也承认：“官方通报中直接提出或暗指的某些重要指控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总税务司赫德的告诫应该是最中肯的。赫德认为，“福音”若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就要避免干预中国司法，他说道：“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并没有改变他是一个中国的属民，而应像其他一切中国的属民一样，必须继续遵守他的国家的法律并且服从他的国家法庭的裁判。传教士只是一个传教士而已，而且必须把他自己限定在传教工作上，尽力避免有干预诉讼和妨碍中国官吏的任何行动的意味。只有坚持这个原则而信守不渝，那么地方绅民、各省官吏和中央政府的仇视才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