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跳楼之谜

1970年代末，徐迟（前排右一）与数学家陈景润在一起。

　　1978年1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引起轰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

　　而此时的徐迟，正在云南西双版纳采访植物学家蔡希陶，对此一无所知。

　　这天，他和《人民文学》的编辑周明一道，在完成采访之后携稿回京。在飞机上，惜时如金的徐迟拿出印有“人民文学”字样的稿纸，对采访稿作进一步的修改润色，被眼尖的空姐看见了。空姐惊讶地问：“老先生，您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徐迟笑笑，指着旁边的周明说：“他才是的。”空姐兴奋地说：“这期《人民文学》刊登了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大家抢着读。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写得太好了！”

　　周明告诉空姐：旁边改稿的老先生正是徐迟，文章是他写的。空姐闻听，顿时两眼放光，连忙向徐迟鞠躬致意：“老先生您辛苦了，您写得太棒啦！我代表读者谢谢您。”

　　徐迟回到北京，满耳一片赞扬之声，他感到很不自在，赶紧躲进北大，采访物理学家周培源去了。

　　两个月后，徐迟和周明再次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发现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已经大为改善，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更令人惊喜的是，全国四面八方的读者，都纷纷给他来信，有几麻袋之多，都堆放在办公室的地上。其中一袋被单独放在最里边，徐迟问陈景润为何另放，陈景润说，那都是女孩子写来的信，有愿意为他洗衣做饭的，也有想嫁给做妻子的。他怕传出去别人看了不好，就拿它单独保存起来。

　　那几年，继写出《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迟又接二连三地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漩涡中》等报告文学，这使他成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拓者和领跑者。在他带领下，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黄宗英写出了歌颂农业科学家秦官属的《大雁情》，陈祖芬写出了歌颂内燃机工程师王运丰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写出了赞美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的《扬眉剑出鞘》……一时间群星璀璨，为新时期的文学长廊增添了一道道靓丽的色彩。

　　但渐渐地，徐迟感觉文坛的风气，变得有点扭曲了。有次在深圳开会，他和朋友交谈，一改平日诙谐、幽默的语调，忧心忡忡地说：“近来我对文坛感到失望。文学是有关心灵和精神的事业，但不少作家为了赚钱，迎合市场，写些低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你只要到书店、书报摊上看看，一些不堪入目的书名、封面包围着你，庸俗不堪。编辑也缺乏敬业精神，书展上陈列、出售的许多新书，雷同的多，仿制品多，胡乱辑集的多，重复出版的多，抢译、重译的多，粗制滥造的多，创新的少，好书少，精品更少。评论家更是软弱无力，只知拿红包，一味说捧场话。我们没有别林斯基式的批评家，缺乏尖锐泼辣、令人警策醒悟的雄文。面对此种局面，我深感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