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朗：地方省委扣押毛主席《党内通讯》，开会坐那里磨时间！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规定各省由省、市、县三级党委书记参加。

　　我当时被下放到四川省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因而也参加了会议。四川参加会议的人住前门饭店，我和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同志住一个房间。

　　明朗（1917―2006），时任四川省梁平县委第一书记

　　大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提到“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发展”、“从全国讲恐怕不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

　　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

　　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采用大小组会结合的办法。小组会以地（市）为单位，地（市）委书记是当然的组长；大组会以省为单位。

　　万县小组讨论时，多是联系本地实际，阐述对报告的体会。有人发言也涉及到对省里工作的看法，说：四川恐怕属于倒三七哟！有人甚至说恐怕十个指头都烂了。

　　燕汉民立即制止道：“全省的情况咱们不了解，不要乱估计。”会后，我对燕汉民说：

　　“到中央来开会，你制止县委书记们发言，可不大对哟！”

　　燕汉民说：

　　“你在省里工作，还能不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脾气，任他们这样瞎估计，要是传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耳朵里，那还了得。我们到省里开会，都准备了两本账，看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口气，该掏哪本掏哪本。对省的工作的评估，还是听省委主要负责人怎么说，咱们就怎么跟。”

　　开第一次大组会，省委主要负责人说了几句，大意是：先体会报告精神，不要急于联系实际。开了几天，该联系实际了，又说：各人检查各人的，不要上推下卸。于是，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省委主要负责人大概觉得老是没有发言不大好，便拿出在省里开会惯用的办法，指定人发言。被指定的人不得不联系本地区情况，讲一番自己的经验教训。

　　我于1958年“大跃进”时下放到德阳县任书记，亲身体会到省委主要负责人那些“左”得出奇的瞎指挥，特别是收回毛主席的《党内通讯》，不许贯彻执行的行为，十分恶劣。

　　1959年下半年我率川剧团出国，躲过了反右倾的灾难。回国后，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把许多反映真实情况和对他有意见的地厅级干部都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边层层如法炮制，人数就更多了）。

　　1961年我又被下放到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目睹农村的惨状，到处是浮肿病人，到处是新坟累累，家毁人亡，心中十分难过。只能和几个信得过的同志私下议论。如今到中央来开会，还是这个情景，人人噤若寒蝉。我气愤不过，于是决心向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写的时候勇气十足；写成之后，寄与不寄却犹豫不决：很怕这封信万一转到省委主要负责人手上，后果就严重了。犹豫再三，便去找弟弟明吉顺商量。（他是1938年到延安的，这时在中央劳动部工作）弟弟很支持我，但不主张用真实姓名，而且信由他代抄代寄，以免被人查笔迹查指纹。于是，就这样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