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张主席”给自己垫台阶

　　北上成为定局之后，张国焘也必须考虑自己那个“中央”和“军委”该如何收场了。

　　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那几天，节节胜利的红一方面军东征因国民党中央军大批入晋而被阻断了发展方向，毛泽东、彭德怀决也决定回师陕甘苏区，准备西征。红二、六军团在中甸休整的那几天，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批由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回到了陕甘苏区的延长、延川地区。

　　东征之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万元，影响播及山西20余县。后来头戴青天白日的八路军出兵山西，许多群众根据他们的行为举止还是能一眼认出：“你们是去年从黄河那边过来的老红军?”

　　党中央北出陕甘抢滩占位的战略，在1936年上半年已经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成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秘密谈判渠道正在开通;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周恩来与张学良还多次见面，实现了双方的高层沟通;因通讯密码的获得和通讯器材的改善，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正在恢复;渡河东征军事上有收获，政治上有成果，越来越多的群众和中间人士开始认识和走近共产党人……

　　密切关注着中国政情的日本情报机关，很在意这支出现在中国北方的红军主力：

　　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引者注：指红军东征西渡黄河), 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 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实力雄厚, 战斗力伟大, 其苦干精神, 为近代军队所难能, 其思想极能浸彻民心。以中国无大资本阶级, 仅有小的农工阶级, 即被煽惑, 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 转战数万里倍历艰辛, 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 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 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 抓着华人心理, 鼓吹抗日, 故其将来实力, 不容忽视。

　　……

　　以共产军之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无不须要大批薪饷、大批物质之分配与补充，换言之，无钱则有动摇之虞，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产军则不然，彼等能以简单的生活，窳败的武器，不充足之弹药，用共产政策、游击战术、穷乏手段、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厉的努力，较在满的红军尤为精锐。此等军队，适应穷乏地方及时零时整之耐久游击、耐久战术行军，则其适于将来不能连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极为显著。故皇军利于守而不利于攻, 应严防其思想之宣传, 及不时游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1]

　　5月8日～9日，在延长县交口镇大相寺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概括道：

　　现在形势是抗日与卖国的两极分化，“联日反共”或“联共抗日”尖锐地提到了群众的面前。现在群众事实上并不怕共产党的帽子，就是张学良也被逼得快表态了。现在有的报纸一面表示反对“中日联合剿共”，但另一方面还是鼓吹要“剿共”。事实上如果要“剿共”就只有与日本联合，故根据现在形势的分析，中间周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了，这是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现在群众根据切身的经验知道共产党是抗日的，反革命说“抗日就是共产”，实际上这是敌人代我们宣传。有的群众已经看到：“共产党得势之时，即中华民族独立之日。”[1]

　　设想一下，要没有“北出陕甘”，还能把这些问题“尖锐地提到了群众的面前”么?

　　大相寺会议

　　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西征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及第八十一师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发展进攻，扩大陕甘苏区。红二十九、三十军等则留守苏区坚持斗争;19～20日，彭德怀指挥西方野战军分左、右路两路，由永坪、延长之间出发，发起了西征战役。右路红十五军团先行一步，向这宁条梁(今梁镇)、安边、定边方向进攻;左路红一军团则向元成、曲子镇方向进攻;彭德怀则率野战军总部及八十一师随右路红十五军团跟进……

　　5月25日，林育英和党中央领导及红一方面军首长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并转红二、六军团首长，在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后，把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朱、张、刘，徐、陈、并转任、贺、萧、关、夏诸同志：

　　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

　　㈠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㈡西北的形势是：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宝珊亦有联系。胡宗南由山西向陕南，王均在汉中，毛炳文在甘南，阎锡山受红军重大打击后，现只能出八团入陕。汤恩伯率十八团(四个师)准备入陕，亦颇动摇。于学忠率两师在兰州、天水间，奉军主力在洛水、环水、泾水流域，陕军在韩城、宜川线，马鸿宾主力在宁夏，马麟在青海，一部在兰州以西。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㈢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步策应兄等，仅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㈣兄处情况与计划甚盼速告。

　　育英、洛甫、泽东、恩来、

　　博古、德怀、林彪、海东

　　二十五日[3]

　　5月28日，在讨论西征行动方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张国焘继续闹别扭和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北进问题时，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对张国焘“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马上受我们指挥”[4];5月29日，毛泽东就“同红四方面军的关系及陕甘敌情和红一方面军的任务”致电彭德怀及红一方面军各军首长：“二、六军团六月中可到甘孜。四方面军已接受我们方针，六月底北上月底到夏洮，二、六军团跟进。如不生枝节，当是西北计划一生力军”，“对国焘关系承认暂时采取协商方式，并告国焘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之分歧，过去分歧不必再谈，务以协和团结为目标”，“二十八军暂缓派出[5]，候二、四方面军北上，胡宗南西进汉中时，再派赴陕南出河南，日前拟用于三边”，“对四方面军北上，我们与东北军关系，二十八军将来行动，敌情将来变化等不得通知下级”。[6]

　　如前所述，此间的张国焘还受到了来自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压力，如果还要继续扛着“第二中央”的招牌硬撑下去，继续在“北上”问题上别别扭扭，众叛亲离那一定是迟早的事情。还有马上就要会合的红二、六军团，也是一件有喜又有忧的问题。“第二中央”这张牌，张国焘是迄今未敢向红二、六军团首长们摊开过，原因无它，就是“心中有鬼”!这要一照面儿，这块伪招牌能入得了同为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任胡子那双法眼?

　　张国焘病急乱投医，又不识时务地通过林育英向党中央施加压力：

　　育英：

　　(甲)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现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对白区党如何领导，发展情况如何，陕北已否改称北方局，此间北进时党和政权应用何种名义，军委总司令部、总政由何人负责，如何行使职权，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

　　(乙)我们赞成此间对一方面军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取横的关系，原则上争论由国际或七次大会解决。

　　(丙)弼时等快到了，不能不确定，请速明白答复。

　　国焘

　　5.30日[7]

　　都到这个份儿上了，“张主席”还要讨价还价啊?

　　林育英是回电没有?是如何回电的?因为没有相关文献参照，笔者暂时还难以确认。但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林育英就是有回电，也不会是张国焘索要的这个价钱!张国焘的这个要价1月间已通过朱总司令给张闻天的电报提出过，张闻天同意“暂取平行关系”，但并没有同意党中央改称“北方局”。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哪有派出机构领导“公司总部”的道理?林育英也不可能向共产国际代表团请示，也没法请示——电讯联系还没有完全沟通哩![8]至于“弼时快到了，不能不确定”，那是你“张主席”自己要面对的尴尬，党中央就是党中央，又没做错什么，没压力啊!再者说了，就是“弼时到了”，难道还会附会你要党中央变“北方局”的无理纠缠?说白了，这个台阶，你“张主席”只能自己下!——当然，出于“团结”的目的，为了缓和交流气氛，党中央在双方交流形式上还是很谨慎的：在与“张主席”交流沟通时，都以个人或集体署名，为的是尽量不以“党中央”名义去碰“张主席”的痛处。

　　6月3日，张国焘整出来的“第二军委”提出仍“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

　　各军首长;

　　(甲)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合[和]国中央政府为统一全国红军领导，决定：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组织仍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仍以朱德任军委主席、张国涛[焘]、周恩来、王稼蔷为副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张国涛[焘]为总政委，陈昌浩任总政主任兼四方面军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兼红大校长。

　　(乙)主力红军与二、六军会合，部队愈大，为适合战争需要，指挥灵活，决定成立方面军。以陕北红军为一方面军，二、六军为二方面军，四、五、卅、卅一、卅二六个军为四方面军;并以徐向前为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周纯全为政治部主任，李特为参谋长。

　　(丙)李卓然为总政副主任。望全体遵照。

　　朱、张、陈、徐

　　江辰[9]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合[和]国中央政府”……“决定”?

　　呵呵，就在前不久，“张主席”还咄咄逼人地要人变成“陕甘政府”哩!

　　而且，认同了党中央在5月25日电中红二、六军团合组为红二方面军的意图。

　　——这可能是别别扭扭的张国焘认下的第一笔欠债!

　　6月6日，在“中央”纵队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这个时期，形势又有了重要变化：日寇咄咄进逼，全国人民抗日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6月2日，两广地方当局领导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两广事变”，并于9日出兵湖南。蒋介石迫不得已将陕甘“剿匪”主力军胡宗南部调往湖南，对付两广军队。甘南地区敌人兵力，顿显薄弱之状。而红一方面军的西征战役也进展顺利，已先后攻占了定边、环县、豫旺、盐池等城镇，俘敌旅长以下2000余人，开辟了纵横各200余公里的新苏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

　　6月10日，张国焘致电“陕北同志”，终于明确表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北上”：

　　育、洛、毛、周、傅、彭、林、徐：

　　来电悉，一致同意。

　　甲、这时期我们中心口号，西北抗日救国政府走向全国抗日救国政府，西北抗日联合回、番、蒙独立，出师东北抗日。但中国抗日救国政府口号已广泛宣传，究用国防政府或救国抗日政府，请兄考虑。

　　乙、我们拟于六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大约七月二十日前后可达夏、洮。二方面军大约六月二十号前后集甘孜休息十天跟进。

　　丙、你们主力似不宜出天水，宜偏北。

　　丁、提议首先以抗日十大纲领发展西北抗日根据地，将来看情况过渡到苏区。

　　张、朱、陈、徐、何、傅、曾、纯[[10]

　　这也是张国焘另立中央后第一次不经他人转电而直接对党中央领导人对话。

　　但这个电报仍然在玩儿偷梁换柱的把戏：现如今北出陕甘已用不着“向夏、洮西北行动”，这会儿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也已奔湖南去为蒋公救两广之火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的“张主席”只需要直接踩着年前党中央北出陕甘的脚印一路畅行便是，根本就用不着绕那么大弯儿!这个态势“张主席”不可能瞅不明白，之所以瞅明白了还要这么着，除了“心有旁骛”外，真还找不着其他解释。

　　这个“旁骛”就是张国焘刻意纠结着要去偷换的“西北根据地”。

　　张国焘那点儿小算计党中央还能瞅不明白?这一年里他们已经多少次领教了他的这种套路这种章法了?张国焘别别扭扭他们非常明白，他要不别扭他就不是张国焘了，“陕北同志”们之所以还能耐着性子跟这位“张主席”蘑菇来蘑菇去，不断地把他往“北上”的路子上归置，不是为了别的，为的是团结一心“团结我们工农红军全部的力量”，以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为的是红四方面军那数万铁血将士的命运和前途!

　　6月19日，“陕北同志”们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

　　朱、张二同志并转弼时同志：

　　甲、时局形势已起重大变化，这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

　　乙、西北国防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

　　丙、西北发动的时机与战略部署须以争取胜利为原则，依此原则并顾到各方面的条件。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其理由：

　　第一，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三马。过去回汉仇恨是非常之深的，我们欲在西北建立局面，必须联合回人，否则将有重大不良影响。如出夏洮则引起冲突之可能极大。

　　第二，甘南敌情较弱。胡宗南调走后，仅余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马步芳不会向甘南。若出夏、洮、则将聚王、毛、鲁、马各部于一狭小地区，红军行动将较困难。

　　第三，红军出至甘肃南，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

　　第四，甘南利于补充。

　　上述方针，请考虑电复。

　　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德怀

　　十九日[11]

　　党中央这个声音张国焘已经屏蔽不了了，无论是朱德，还是任弼时，都是能看到的。而且，就在几天前的6月14日，徐向前已经率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直属纵队和九军、三十一军、四军各一部炉霍出发，翻越海拔4352米的老则嘎登山垭口，进至色达地域筹粮休整，准备率先踏上北上行程了。

　　红六军团赶到普玉隆几天后的6月25日，朱德、张国焘下达了北进部署：

　　徐：(密泽)

　　A.我军拟以松潘、包应[座]之线为出动目标，分三纵队进。

　　⒈董、黄指挥五军、九十一师在[丹]两团及留绥各部为右纵队，由绥经梭磨[12]、河马[13]、侧格[14]、杂窝[15]、哈龙[16]进，但到侧格须抽检并与中、左纵队行程调节。

　　⒉你指挥九军、卅一军四个团、四军两个团，红大，总供、总卫两部由炉、色，四科经诺科[17]，让倘[18]、三湾[19]、按坝[20]、查理寺、上让[壤]口、毛耳[儿]盖进。

　　⒊我们指挥卅军、四军两个团、卅二军、二方面军及留干各部为左纵队，由甘孜、东谷经日庆[21]、西倾[22]去让倘进，其先头须查报西倾寺或让倘到阿坝路状，再定前进路线。

　　⒋中、左纵队准备在让倘地带补充粮并整理建制及指挥。

　　B.已令玉清两师明寒日由炉向色科进，洪儒两团则于建安抵益时，即组织转色科[23]归还建制续进。红大，总供、卫部则随建安后进，二七七团则断后，望据此指挥中纵先头速占让倘粮食地带主要。

　　C.我们拟在二方面军先头进。

　　朱、张

　　廿五日未[24]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北进部署：“兄等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时局发展两广部队向闽、赣、湘三路进击，组织独立军委，陈正、李付对南行动趋向积极。日增兵华北达三万人，人心震动。蒋介石进退维谷;南京空气悲观。胡宗南业已南调，空军亦大部调去。兄等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非浅。”[25]

　　而从朱德、张国焘的部署来看，张国焘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接受了党中央出甘南的方案。次日，徐向前率领已进至色达杨各、麦旭地域的中纵队先头部队再度出发，翻越海拔4747米的扎格海格山垭口，进至杜柯河畔——实际上是率先启动了北上行程。

　　“北出陕甘”，大势所趋啊!

　　然而，张国焘还是继续生出了诸多“枝节”。

　　注释

　　[1]《一九三六年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秘密报告》，《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4期第17页。

　　[2]《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32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3]《林育英等关于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致朱德等电(1936年5月2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67～第8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这时中央巳决定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宣布组建却在七月红二、六军团到甘教会师后，故中央电文中，已将红二、六军团称作二方面军。

　　[4]《张闻天传》第36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5] 1936年5月18日东征命令中曾有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同陈先瑞第七十四师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西方取得胜利”一项，《西北军委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1936年5月1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36～第9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毛泽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的关系及陕甘敌情和红一方面军的任务致彭德怀电(1936年5月2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40～第9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张国焘坚持以国际代表团代表中央和将中央改称北方局致林育英电(1936年5月3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于1936年6月下旬正式沟通，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的第一份电报中称：“张国焘同志在组织上还不承认我党中央，并自称为中央西北局，而我们中央他认为是中央北方局，这表明他把自己置于与党中央平行的地位。现在我们正在竭力争取在坚持原则政策的基础上同他和解，以便团结成一个整体，争取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更高的阶段”——《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初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S卷)第223～第22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9] 《朱德等关于军委、总部等组织仍恢复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旧制致各军首长电(1936年6月3日7时～9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张国焘、朱德、陈昌浩等准备向夏洮西北行动致中央电(1936年6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红二、四方面军宜北出甘南致朱德、张国焘及任弼时电(1936年6月1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71～第107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2]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梭磨乡。

　　[13]河马，马河之讹写，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沙石多乡马河坝村。

　　[14]侧格，今译泽盖，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泽盖乡。

　　[15]杂窝，今译扎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扎窝乡。

　　[16]哈龙，今译卡龙，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燕云乡卡龙村。

　　[17]诺科，今译杜柯，泛指流经今壤墉县境的杜柯河(大渡河上游)，此处的诺科为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城治壤柯镇(当时名为杜柯，实际上红军没有经过此间)。

　　[18]让倘，今译壤塘。但此处的让倘并不是现在的壤塘县城，而是指今壤塘县所属的中壤塘乡一带。

　　[19]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垮沙乡沙湾村。

　　[20]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阿坝县茸安乡

　　[21]又译日清沟，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洛若乡境内。

　　[22]西倾寺，今译西穷寺，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上杜柯乡境内。

　　[23]色科，今译色柯，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治色柯镇。

　　[24]《朱德、张国焘关于向松潘、包座之线行动的部署致徐向前电(1936年6月25日未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73～第10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5]《中革军委询问北上时间路线及策应办法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6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