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双爷：“我们再不能让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了”

　　随红军总部行动以来，任弼时一路上都在找人谈话。

　　这也是他这个“外来和尚”特有的优势：年前南下以来，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处境尴尬而又困难，单独找人谈话还得时时在意着要“避嫌”，尽量“不给下头的同志招是非惹麻烦”。而任弼时不是年前的“当局中人”，对张国焘知根知底，党内地位一般高且又一身凛然正气，他要找谁说道个啥或找机要部门查个文件电报啥的，那就是一个理直又气壮，天经又地义，张国焘也说道不出半个不是来。

　　多年后，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回忆道：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弼时同志主动找我谈话。他讲了二方面军七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也称赞四方面军的《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和《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搞得不错。他对我信任很深，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一方面军“不辞而别”，散布不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开门见山问我：“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我不加思索地说：“不知道。”他很惊讶。我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闹到了那种地步。他仔细地听我说了我的经历和所见、所闻。[1]

　　任弼时听完傅钟的陈述后问了一句非常要害的话：“北上有决议没有？”

　　在得到傅钟肯定的回答后，任弼时第二个问句就把傅钟问出了一身冷汗——

　　“有，为什么不执行？”

　　用句套话来说，这叫掷地有声！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时时面对和接受这种考问。

　　任弼时没再说什么，只是让傅钟到机要部门看电报，而且“凡是我看过你都可以看”。

　　这一看电报，就把傅钟看了个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不少重要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三天，来电七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九月十八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群众热烈拥护红军，“请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真做到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2]

　　这些电报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也不一定能看到，由此也可见他们处境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