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发言：生死攸关的转折 走向胜利的起点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率领红军长征途中，于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局势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中国革命由此开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回顾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
一、生死攸关的转折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被迫率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错误的军事指挥使红军继续遭受严重的损失。
一是错误的转移方式制约了红军的机动能力。兵贵神速，是基本军事常识。特别是在弱军遭遇强敌围追堵截的情况下，要想尽快突出重围脱离险境，必须尽可能地轻装简行，以保持兵力的机动灵活。可是教条主义者却在红军战略转移时采取了“大搬家”的转移方式，命令红军携带大量坛坛罐罐出征，不仅将大量兵力用于转运物资，而且使主力兵团成为掩护力量，大大削弱了红军的机动能力。中央红军之所以在长征前期遭受严重损失，突破国民党军湘江封锁线后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错误的转移方式造成的行动迟缓是重要的原因。
二是消极避战，使红军错失摆脱被动的有利战机。长征开始后，教条主义领导者“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23-224页。]，由之前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冒险硬拼转为消极避战。红军进入湘南后，鉴于这一地区我们党的工作基础比较好，又是敌人的无堡垒地区，便于红军机动作战，毛泽东建议乘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尚未靠拢，组织力量实行反击，寻机歼敌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彭德怀也提出，“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93页。]。然而，“左”倾领导者拒绝接受这些正确建议，一味消极避战，使红军错失在湘南歼敌一部、改变被动处境的有利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