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渡赤水：毛主席审时度势的选择

　　红军四渡赤水发生在1935年1月至3月间70多天的时间里，是长征途中毛主席军事指挥的得意之笔。但实际上，四渡赤水期间的红军并非势如破竹、屡战屡胜，其绝妙之处在于实事求是，不拘俗套，根据形势灵活机动地调动部队，最终为长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既是审时度势的正确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即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红军作战的决定性作用的重新确立。

　　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步形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走什么路、如何建军、如何作战的基本问题。但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毛泽东军事思想被“军事冒险主义”取代，致使红军力量损失惨重，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再次得到参与规划中央红军军事行动的权力，其在党内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得到了部分恢复。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思想上依然没有根治，加之随后红军在军事上的进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种种历史因素的交集对毛主席刚刚确立的地位形成了严峻挑战。这些无法预见的困难，既是对毛主席领导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全党全军信仰和意志的砥砺。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很快又面临了两次重大的挑战。1956年9月1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主席本人也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而这四次败仗中，后两次都发生在他领导地位刚刚确立的四渡赤水期间。耐人寻味的是，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恰好是在这期间得到巩固的。

　　1935年1月1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正式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更改了红军短促突击的错误战术，毛主席被委任为周恩来的“协助者”，虽然在名义上并不掌握决定权，但由于当时党内大部分人员对其高度期望和信任，他的意见开始对军事指挥具有影响力。

　　1935年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20日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当前军队的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具体的任务安排是：“1、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3、在尾随之敌紧迫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同日，中革军委在发给中央红军各部的电令中说：“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夺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