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胡乔木呕心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续）
本文作者：石仲泉（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四
既然是起草历史决议，胡乔木在交谈中打开话匣子，这方面的遐想就更多了。决议发表稿中论及一些，还有不少无法容纳，有的也不可能涉及。这里，仅就《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公开发表的内容讲以下几点。
（一）关于民主革命时期的若干历史情况。
第二个历史决议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出总结，但也会涉及党的民主革命时期历史。胡乔木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1.关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种“左”倾错误，胡乔木认为有三种。一是急于求成的错误，主要表现为夸大主观的力量和群众的觉悟，贬低敌人的力量和夸大敌人的困难，并低估革命取得胜利需要经历的困难，因而使革命造成损失，“这是因为对革命缺少经验，对社会政治力量实际上的对比没有科学的估计，这种情况是在夺取政权斗争中最容易犯的一种‘左’倾错误”。二是夸大党内敌情，把党内的意见分歧无限上纲，进行残酷斗争。“这个不是对敌人，是对自己。在对敌斗争的困难条件下，敌人当然是想方设法要打到我们党内来进行破坏，我们不得不在这方面提高警惕，但是这种警惕性常常变成一种无中生有的猜疑，后来就不仅仅是猜疑”，而“是断定了”。这种“左”倾“在中国党内，在外国党内，都曾经产生过严重的损失”。三是还有一种“左”倾，是事情本身就是不对的。群众越觉悟，就越反对这种做法。延安抢救运动“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决定，就是总结这个教训提出的。这三种“左”倾错误现象，凡有党史知识的人一般都知道，但经胡乔木这么一概括，我们的认识就提升了一截。
2.关于延安整风学习。在延安整风学习时，胡乔木参加了党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说，在延安学马列主义，学的比较多的是斯大林的著作。斯大林讲的俄国革命情况与中国相近，讲的苏联建设情况对中国革命胜利后有用。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那么专制的国家，把无产阶级党变成很专制的党，这是他开创的。这个教条主义错误很严重。“延安反教条主义对斯大林的一套体系没有批判，对斯大林建设党、领导国家、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理、方法没有批判。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本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我们起草组的同志都没有这段经历，对整风学习情况都是从文件中获知的。当时开列了许多学习马列著作的书单，也学了一些马列的著作，但根本不知道胡乔木讲的这个情况。这不仅对于我们了解延安整风的实际情况有帮助，而且对于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即绝不能仅看文件要求，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运作情况。
3.关于延安“抢救运动”。这个“抢救运动”如果作为整风运动的一部分，从整风运动算起就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不过应当明确指出的是，“抢救运动，确实是康生这些人搞起来的，并不是出于毛主席的发动”，“许多材料送到他面前，开始他还相信，到后来，材料里涉及到的许多人是他周围的人。他说，别的人我不知道，连我自己身边的人都不相信了？这些人跟我一起工作、生活、斗争这么久，这些人我还不了解吗？他们的历史我也了解，所以他就发觉这个抢救运动是搞错了，因此就要求停止、纠正，并且向所有斗错了的人道歉。他亲自在大会上，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向大家承认错误、道歉”。胡乔木亲历了这段历史，这是对“抢救运动”与毛泽东的关系讲得很具体、很客观的史料。
4.关于1945年第一个历史决议。胡乔木是参与这个决议的起草和修改的重要亲历者。作为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总工程师”，他主要谈了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三点情况。
一是当年起草决议的情况。胡乔木说，写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花了很多时间。有一两个月，是每天上午开会下午写，参加的有七八个人，先议下几个部分，每部分说什么，革命问题怎么说，讨论是相当民主的，没有哪一个人的发言权比哪一个人多的情况，确实是集体创作。写作中困难比较少，大家思想比较集中。
二是决议将党的历史写成路线斗争史是个缺点。胡乔木说，那个决议“对历史事实说得太少，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都有很长一段时间，而决议说到三次左倾路线的时候就来分析这个路线，然后同毛主席的路线对比，这个对比在当时是需要的，但中间一大段历史没有讲。历史变成就是路线斗争史，可以说是从那个决议开端。党的历史退到幕后去了，台上只有路线斗争史，这是个很大的缺点。毛主席对决议没有做很多的修改”。
三是那时对“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分析太简单，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胡乔木说，1945年的决议讲犯“左”倾错误的原因，“分两方面说了，一方面是认识上的原因，一方面找社会历史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就找到了小资产阶级。这是讲抱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参加到党内来的人，还是保持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产生了这些错误”，但是，“革命时期的‘左’倾，也不能都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来解释”，“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因，也有的不能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因来解释。如果没有详细的历史分析，就轻易地运用这么一种分析方法的话，就很可能犯一种实用主义的错误，把它当做一种工具使用”；“我们要研究，小资产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究竟有没有这一种愿望，如果说有的，那么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如果说“没有这么一种要求的话，我们就不好随便贴这个标签。随便贴标签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历史唯物主义本来要求非常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不能像贴标签那样”。所以，“我特别反对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这种说法不但是简单化，而且是向壁虚构”。胡乔木讲的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启发。过去只有些朦朦胧胧的感觉，经他点拨，即刻顿悟。鉴于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这一缺点，第二个决议摒弃了这种阶级根源的分析。邓小平赞同这个观点：“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
胡乔木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值得我们研究参考。
（二）关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历史情况。
胡乔木讲了三点，按照历史时序有如下要点。
一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胡乔木说，对为什么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讲理由，“因为过去没有怎么讲过。八大也没有讲。中国不在一九五三年以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不行的。资本主义如果不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不控制它们，就要起破坏作用。这方面的事例在‘五反’中揭发很多。经过‘五反’后，资本主义受到很大打击，它要继续经营下去，不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不行。非走不可，不是强制的，是一种必然，对资本家对我们都是必然。资本家有他的代表人物参加国家的领导，所以这种合作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
二是党的八大以后，中央对党的路线没有把稳。胡乔木说，八大是正确的，但八大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出充分总结。八大虽然通过了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决议，但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早春讲话和仲夏发表，就出现了前后不同的两种估计。一方面说大规模狂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在后面又讲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个认识的变化是很大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九五七年二月间对社会形势是一种估计，到了五六月间又提出另一种估计。反右斗争以后，虽然说了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但只是说了一下，很快就不说了。”当年是讲过要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但各方面的思想准备都不足，就发生动摇，没有坚持下去。胡乔木指出：“不只是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没有精神准备，而且对社会主义其他各种社会政治矛盾也没精神准备。结果来了这些矛盾时，就都当做阶级斗争来搞，越搞越成了一个系统。”
胡乔木还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例，讲了毛泽东在思想方面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他说，这篇文章讲“向自然界作战”，这样提合适否，值得研究，“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不只是作战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很多事不能用这个说法来表述。造成这十年的曲折就是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想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但是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要持久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没有经济的办法是不行的”。胡乔木指出，用政治运动来搞经济建设，很难持久，1959年“庐山会议上山前，毛主席说经济建设靠陈云，我不行了，是说的真话，虽然不是很愿意说，但还是承认搞失败了”。庐山会议前，毛泽东还不大讲阶级斗争。1958年提“两个剥削阶级”“插红旗、拔白旗”，主要还是指知识分子。到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后，“就大讲党内的阶级斗争”。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厉害了。这样，“长期阶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在转到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时候，没有转成功”。胡乔木还指出，经济建设走了很大的弯路，经过调整，很快医治了创伤，大批干部在用心学习，掌握建设的本领，国家走上正确的道路。那时发生的几个方面错误，是纠正了。“可是，总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没有触动。政治方面，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些提法，一步步升级了。”因此“这段时期一方面有些错误在纠正，另一方面有些错误不但没有纠正，还在大大鼓吹”。这个曲折情况也说明，“‘文化大革命’的起来不是偶然的”。胡乔木谈到这段历史，简略地勾画“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曲折历程说：“把一九五七年以后的事情用这样一个线索、一个逻辑写下来，可以把‘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作一个科学的历史的解释。错是错了，小错积成大错。”
三是提出反对修正主义，强化了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胡乔木认为，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和估计的演变，与对苏联社会性质的认识变化有很大关系。长期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形成一种思想倾向，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一切；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后，又提出反对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以为一切坏事都是由于党内修正主义造出来的。因此，只要把修正主义打倒，就会符合理想。所以形成这种想法是由于他长期搞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中又走了弯路，因此把希望寄托在阶级斗争上面，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胡乔木说，毛泽东当时对形势估计不对，也没有找出一个正确的方法。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提法从“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中到末了，他的论点是变化的。“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法，毛主席没有答案，愈来愈不清楚了。搞阶级斗争，总要有个纲领，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也没有什么具体内容。”这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若干历史情况。对于这一段怎么作评价性总结？胡乔木明确指出，八大到“文化大革命”的一段，不必去讲什么路线错误，讲错误就行了。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决议的预备会议上对此完全赞同：“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
这几点看法丰富了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历史的认知。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若干历史情况。
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是起草决议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胡乔木说：“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对于这个问题，他的看法较多。除前面论述的以外，还对有的问题谈了一些看法。
1.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胡乔木讲了如下几点。
一是与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相联系，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胡乔木说：“既然政治统帅一切，而阶级斗争又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结果就变成阶级斗争统帅一切。实际上建设是不能光靠政治就能搞成功的。”这种情况“也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同人民的联系减弱了。实现建设的重大任务，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需要，但是没有在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否则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的那种口号很难提出来”。对这一点，我们这些长期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很不敏感乃至麻木。胡乔木一讲，清醒了。
二是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主要的是文化）等方面长期以来的不正确偏向，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胡乔木说：“如果没有这些，《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会搞得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由党中央亲自发动批一个剧本，搞得规模那样大，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解放以来，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到六十年代，文艺上批《李慧娘》、《谢瑶环》，哲学上批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异议，批‘合二而一’，等等，应该说是不正常的。如果当做一种学术文化上的争论，这不成问题”。但当年的批判“带有特殊的政治色彩”，“文化大革命”是“同这样一些特殊的趋势分不开的”，“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会成为这么大的斗争的导火线，就容易了解了”。这个情况，大家感同身受。当然，胡乔木作为这方面工作的重要负责人，比我们的感受要深切得多。
三是毛泽东在追求一种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社会主义。1980年夏，胡乔木与起草小组谈话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毛泽东存在什么坏心，而是有其思想根源，他“在追求一种东西，追求一种社会主义。这种东西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所不容许的。这个东西要说得很完整也不容易”。在胡乔木看来，毛泽东在八大以后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思想，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就是要限制商品、限制货币、限制工资这几样东西。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限制。从1958年成都会议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起，就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到1958年北戴河会议就讲要实行供给制，说进城后搞工资制没有理由。只有取消这些东西，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后，将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搁置了，他的看法没有被中央采纳实行。“文化大革命”搞继续革命一套，符合他的本意。仔细研究一下1966年五七指示、1974年理论问题指示、中央1976年四号文件，“这三个文件确实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相当带乌托邦色彩”。这在1974年理论问题指示中表现得比较清楚，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权利。这个东西也不能用平均主义来描写，比如，“在分配制度方面，废除工资制，取消八级工资制等等，叫什么？叫按需分配也不好说。毛主席没有想成熟，没有把要实现的目标具体化，因为太不现实了”。但是，“通过对这种纲领性文件的分析才能说明毛主席同江青搞的是两码事。在这些文件里表现了急于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毛泽东所追求的“这个当然同‘四人帮’所追求的不一样。林彪、‘四人帮’并不管这些”。胡乔木认为，毛泽东对这种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追求，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动因。
胡乔木认为，强调个人性格不能教育人民。在打倒“四人帮”后，毛泽东的性格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决议稿征求意见时，这种声音也不小。胡乔木说：“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应着重个人品格”，“我们在起草的时候，开始就下决心不提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性格等等。并不是说这些不是问题，而是说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教育群众”。胡乔木指出：“几十年的历史，光有性格就解释了吗？”“在这个方面，不是说没有影响，有影响，但是，我们认为，不写在里面比较好，所以没有写。”胡乔木的这个分析在情在理，令人感佩。他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这个看法时，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完全赞同。
上面论列的几点，也可视为对前述分析“文化大革命”直接原因的某种深化。
2.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考辨。主要内容在前面讲了，这里补充以下几点。
一是“文化大革命”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发动，破坏了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胡乔木说，“五一六通知不是政治局准备的，而且对党内国内形势作出那样一种估计，在党中央不作充分的民主的实事求是的讨论，是不能允许的”，“后来找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理由（所谓派工作组的错误）来搞刘邓”，说他们“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没有根据的”。“五一六通知”“毫无理由地改组政治局、书记处，使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凌驾于整个中央之上的机构。这是党章所不允许的。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说过，等于政治局加书记处。凭空搞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也是党章所不允许的。然后，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从国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抄家、抓人、打人、斗争。这件事一定要讲，宪法和法律废除了，这是大事变，是不能容许的”，“所有这些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荒谬绝伦，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
二是将“文化大革命”归结成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就说明这个革命是搞不下去的。胡乔木说，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列举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条，末了一条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的纲领是斗私批修。搞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灵魂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是没有纲领的，它“要打倒一批人，这批人是走资派，究竟走资派的纲领是什么？反对走资派的纲领又是什么？讲不清楚”。这场革命有空想性，用空想的办法来实现空想的幻象，是不可能成功的。将“文化大革命”说成要触及人们的灵魂，把发动这么大的一场革命的任务“归结为灵魂、世界观的革命，这个革命是搞不下去的”。胡乔木还指出，革命要触及人们的灵魂，解决世界观问题，“世界观怎么能革命？革命怎么能解决世界观问题？为了解决世界观问题要发动一场革命？把马克思主义所有的书翻了，也找不出这种理论”。我们这些人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观点接受了，当批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时，最初并没有感到这个观点有什么错误。胡乔木讲后，我们才恍然大悟。
三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与一些重要决策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走资派，走资派打倒后，这个革命怎么搞下去？“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革命，毛主席也不知道。毛主席有个谈话，他说，我开始曾经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红卫兵）身上，后来，感觉到这些人也不行。那么，依靠谁呢？他就没有答复，他就没有找到一个社会力量，能够来进行这么一个革命”。后来提出让军队支左来介入。九一三事件后，又提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机关学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胡乔木还说，由于发动这场革命的空想性，其不可能有切实实现的办法。既没有找出革命对象，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找学生作依靠力量，就说明他没有依靠对象”，“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实践上没有指出一点前途”，它“完全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东西”，“工人也不拥护，农民也不拥护，真正的学生后来也不拥护，结果，就造成了一批职业的造反派，这些人就成了帮派体系，在社会上专门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破坏活动”。胡乔木还讲到，毛泽东“对英国的蒙哥马利说：‘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什么逻辑？中国有八亿人口，怎么就接下来不斗行吗？假如中国只有八百万人口，是否不斗还可以？因为有了八亿人口，一定要斗掉它一批才行，是不是这样？这种话完全是一种武断，根本没有逻辑”，许多基本问题“没有弄清楚，就来发动一个革命，这一点就说明荒唐到什么程度。这种没有法子自圆其说的地方很多”。老实说，这一个观点，不仅我们这些后学提不出来，就是许多理论家们也难以提出来，只有胡乔木能讲。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那么多年，既对毛泽东的一些脾气比较了解，又能用脑子琢磨深思，故能有这个认识。
四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将不同性质的革命含义混淆了，不宜再用。胡乔木说，革命本有两种不同的意义。首先是指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革命的原义。马克思指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每一次社会的全盘改造，都是政治革命，即“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但是，“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虽还有阶级甚至某种范围的阶级对抗（反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但已不存在整个社会的阶级对抗，否则势必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文化大革命’正是如此）。无产阶级既已掌握政权，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危险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结果必然不能找到任何出路”。其次，革命的转义，涉及革命精神问题。胡乔木说，我们“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这是革命由质变阶段转入量变阶段”，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转义，是一种比喻”。前者为革命的“第一义”。毛泽东讲“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并未给予其明确含义或加以论证，其实是在革命的转义上使用的，但到“文化大革命”时又使用它的“第一义”。既然“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作过特定解释”，“把革命的意义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就使“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有了特定含义，即是在它的本义或“第一义”上用的，而不是在其转义上用的。那么，“现如改变解释重新应用只能引起新的混乱”，“故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须加以批判，以便统一党内外思想，使想再利用这一口号造反的人们陷于孤立”。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那种还要求继续使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的意见，正是忽视或抹杀了它具有的特定含义，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含义。
五是分析“文化大革命”犯错误，不能硬讲什么阶级根源。胡乔木认为，人犯错误不是都有阶级根源的。比如，人们长期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现在知道这是错误的。它有什么阶级根源？这就是认识的错误，不是由哪一个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科学家搞试验经常要犯错误，你说这是什么阶级根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问题也不能用哪个阶级根源来解释。它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谁能答复这个问题？它不符合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无论哪个阶级、阶层的人都反对。胡乔木说：“我们不能凭空捏造出来一个阶级根源，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避免给毛主席安上哪一个阶级的帽子，我们要对历史负责任。假如我们作这样的分析，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并且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要受我们这个决议的灾难。”其实，“这十年的历史，恰恰证明了，社会上一个人犯错误，以至一个党犯错误，不能专门从阶级去找根源，如果这样找，我们也无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下去”。这些“不能用阶级斗争去解释的问题，硬要用阶级斗争去解释，那么，在我们党内就要没完没了地进行阶级斗争”。胡乔木的这个观点非常透辟，发人深省。
对于这个问题补充的上述几点，进一步开阔了研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视域。
3.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历程。胡乔木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既进一步揭露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又充分肯定了党的领导层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抗争，主要包括以下要点。
一是林彪集团的产生表征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胡乔木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完全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如果按正常原则办事，也不会产生林彪的问题”。林彪走向野心家，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不可能出来夺权。“国家权力完全由极少数人来决定。推翻、产生国家领导人，完全不经过组织。这是造成政变、阴谋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极端反常，使这个社会不能正常活动……所以才会产生林彪事件，产生后来的‘四人帮’”。胡乔木说，阴谋家、野心家的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就还会产生林彪、“四人帮”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业已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破产了，这时候应该纠正而没有纠正，所以加重了错误”。
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领导层多种力量斗争的消长态势。胡乔木说，真正要搞“文化大革命”的首先是江青，而不是林彪。“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说明他对林彪有看法，但要用他打倒刘少奇。林彪上台后也想管事，但毛泽东不让他管，实际上是把林彪当作一个过渡性人物。在党中央做实际工作的，前期以周恩来为代表，后来是以邓小平为代表。毛泽东既要依靠这些人维持国家，又要依靠那些人维持“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上台搞阴谋，搞反革命。但毛泽东还是要保护这个党。他先是打倒走资派，后来又说大多数是好人予以解放，“实际上等于说打倒这批人是打错了”，“在这方面，他跟林彪、江青这些人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区别，广大群众都认同，这也是历史决议获得全国人民拥护的群众基础。
胡乔木讲述九大前后的历史状况说，九大前，林彪、江青联手打倒老干部，以期掌握党和国家的实际权力。九大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发生矛盾，1970年庐山会议后，江青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野心更加膨胀，此后主要是“四人帮”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斗争的时期。他们有时占上风，有时占下风。“如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四人帮’居下风。然后批周时，‘四人帮’又占上风”，后来，“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四人帮’转到下风，小平同志被批判，‘四人帮’又占上风，一直到‘四人帮’的消灭。这样把这个历史时期两方面的情况都表现出来。国务院、军委，始终没有被‘四人帮’统治，他们想出种种办法夺权、破坏，但没有来得及。这样说了，这个时期的历史，党的活动的特点，才能看清楚”。胡乔木认为：“如果说九大以前全国人民还被搞糊涂了的话，九大以后就很难搞起那种革命狂热。以后产生了天安门事件，‘四人帮’灭亡……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已经很难继续下去了。”
三是在“文化大革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中央到基层还有许多干部和群众在坚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胡乔木讲述这方面的情况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工作，以恩来、小平同志为代表，还是有成绩的。他们是代表，当然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否则，整个党就完了”，“有很多人被打倒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被打倒”，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基层都有大批的同志在工作。党中央有许多人在为党工作，地方也有许多人在为党工作。大多数工厂继续生产，有些基本建设继续进行，新的铁路、引进项目也没有中断。政府系统、经济系统、行政系统、外交系统、军队系统还保存了。他们“在困难条件下保护党的肌体，保护党的力量，恢复党的力量，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1972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艰辛努力，使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转机；1975年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使政治经济形势有了显著好转。“因为有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情形，后来才能打倒‘四人帮’”。
胡乔木讲的这三点，有助于深化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的全面认识。
4.关于批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达四分之一世纪。他满怀深情地多次赞誉：“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得到胜利，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胜利。”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伟大的贡献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他的思想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去了，他的大量教导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但是，在对毛泽东的错误作审慎分析时，他又异常惋惜地说，由于各种原因和环境，毛泽东的晚年严重脱离中央领导的大多数，理论上违背了自己过去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怎样对毛泽东的错误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胡乔木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是毛泽东“是好人犯错误”，“不是坏心”。正如前述，对于“文化大革命”，不能把它单纯解释成为毛泽东为了把别的同志打倒，他没有理由要把当时中央的绝大多数人打倒，这样打倒对他没有什么好处。胡乔木讲：“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中央一次会议上说过，你们都犯了错误，我也不好过。如果中央同志、省市委书记都犯了错误，毛主席是怎么领导的呢？”“毛主席犯了错误，后来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很大的不幸，但事实已经是这样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好照现在这样来研究”。
二是写毛泽东的错误，要顾全大局。胡乔木在听取四千人范围讨论决议征求意见稿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的意见，对那些伤害毛泽东的错误意见坚决顶住。他批评那种认为对毛泽东的错误写得还不够的看法，很愤慨地说：“我们对错误所作的自我批评早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再作得过多就必然走向反面。决议稿并未隐瞒或掩饰任何重大错误，只是有些问题没有说得完备，有些次要的问题没有提罢了。这也就是‘宜粗不宜细’”，“我们当然要实事求是，同时也不能不顾全大局”。
三是批评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动摇他的历史地位。胡乔木多次强调写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决不能够动摇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毛主席的错误同功绩比是第二位的”。写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深刻教训，是为了“在以后我们党的历史上，要永远不允许有任何这一类的现象重演”。
胡乔木讲述的这几点，无疑有助于增加对这段历史的实际感受。
五
前面已经谈到，胡乔木要求写决议，一要讲历史，二要讲理论，既要有一种现实的力量，也要展现出一种理论的力量。他在多次谈话和讲话中，涉及理论问题的遐想不少，除前面论及的以外，这里着重介绍以下几个方面的遐想。
（一）关于马列的理论和著作，胡乔木主要谈了以下内容。
1.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其发展历程中存在教条化倾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按照恩格斯讲的，“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但是，各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胡乔木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党的指导思想以后，确实面临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有一百多年理论上没有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同一水平的突破，这不是说马克思已经把一百年以后的所有问题全都解决了”，而是“从马恩以后，形成了一种对他们的崇拜。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就说过这个意思”。胡乔木还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教条主义的严重性：一是“直到现在，对一些理论问题，如绝对贫困化相对贫困化等，还当做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来争论”；二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好像马克思研究中国历史，比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还要精通。好像如果不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清楚，中国历史的研究就不能前进”；三是“关于古代社会，摩尔根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的观点非常宝贵，但是，他所描写的古代社会的具体结论都已经过时了。奇怪的是，摩尔根却得到了另一个命运，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引用，他那些具体结论就成为不可移易的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同古代社会的这种具体判断结一种不解之缘呢？”“现在对于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还是摆脱不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胡乔木批评这种教条主义倾向指出，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发展过程中防止教条化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共产主义是运动，当然，它是有原则的运动，但是，它毕竟是运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用新的原理代替旧的原理，或者对旧的原理作相当大的修改。社会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要素也是要发展的”。
2.马列著作中的个别观点不一定正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是就其整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言，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揭示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但这并不是说他们著作中的每个观点都是正确的。胡乔木说，革命者都希望革命早点胜利，往往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估计不足，对斗争的长期性缺乏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也经常犯这种错误，对于革命的形势估计得比较乐观，希望各地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哪个地方起来一个革命，就认为这个革命有成功的希望。列宁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两样”。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就希望西欧的革命能够胜利，在这方面发表过很多文章，但是这些革命都失败了。
胡乔木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非句句是真理。《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的有些内容是过时了的东西。他明确指出，《哥达纲领批判》有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思想，但是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没有讲，“讲了一个物资的极大丰富、大量涌现，前提是人的全面发展，从分工中解放出来，不是反过来讲首先发展生产力”，还“提出一个资产阶级法权”即“资产阶级权利”。毛泽东对它有误解，这也说明“《哥达纲领批判》有它的负面影响”。以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死了，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已经剥夺了，但在交换范围里的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剥夺。既然有资产阶级法权，就要有资产阶级国家，结果就好像真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从资产阶级权利到资产阶级国家已经走得很远了”。这也成为毛泽东犯错误的一个理论根据。讲马列著作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影响，“这是客观的事实，并非故意要拉上马恩列斯来为毛泽东同志开脱”。
胡乔木还指出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值得研究的一些观点。他说，列宁在该文中“提出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这个问题就是不对的。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对着俄共的，也许是对着德国党的。当时的俄共既是领袖专政又是群众专政。可是列宁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看得太轻易了。列宁讲的那个普通常识是就一般的政党政治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的事实来说的。但是，就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最大的政治问题，怎么能把资产阶级政党存在的事实作为常识来答复呢？这段话确实是很不好，但多少年来讲领袖和政党、阶级的关系，都是引用这段话。对党和阶级的关系，也没有讲”。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领袖和政党、阶级的问题产生了不小影响。
胡乔木对列宁讲的国家消亡思想也提出疑问。他指出，《国家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此前，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都把社会主义当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语。直到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才将共产主义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但是，列宁把国家仅仅说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忽视了其他职能，提出国家消亡、民主消亡问题，很难理解；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的民主，没有说服力量，也很难被人民所接受。“共产主义是最高纲领，民主难道就不是？到那个时候民主是否就消亡？我是不大同意民主消亡这种观点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工作机器是很难想象的。一个有效率的、非常称职的、勤勤恳恳的服务机构，至少在现代社会里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即使到了将来共产主义社会，恐怕还要有非常强大的统计中心和计划中心。全世界那时只有一个计划中心也是不可想象的，还是要有许多计划中心，开联席会议来协商，还要有国家机构似的组织。我很怀疑空想社会主义的那种设想，那种没有国家组织的乌托邦。就是如列宁说的，国家机构可以搞得非常简单，许多事情都可以由普通人来办，那也是很难想象的。”
胡乔木也批评了斯大林的个别著作。他在与起草小组初次见面谈到需要写好一部党史时就说：“历史不是史论。中国过去出了一些史论家，但他们写的毕竟不是历史，这是两回事。”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不是历史，发议论太多，列宁引文占1/3到1/2。1980年7月初，胡乔木还指出，苏共二十大对毛泽东的刺激很大，直到逝世，他都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苏联那样，发动“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思虑。
胡乔木语重心长地说：“马克思这个人无论怎么好，他没有到过中国，列宁也是一样。”尽管他们关于中国说过许多好话，对引导中国革命胜利有很大帮助，但是，对待他们的理论和著作还是要实事求是。《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许多著作，“我们仍要认真学习，但是决不能当做教条句句照搬”。
3.不能认为马列主义以外就没有社会科学，要学习一切科学知识，不能禁锢思想。胡乔木的思想很放得开，承认一切推动历史进步的科学。他说，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但这不够，还要学别的，“不能认为马列主义以外就没有社会科学，不讲马列主义就没有科学性。讲出这一句话来，非常重要，这才是解放思想。这句话是非讲不可的。马克思从来就没有认为李嘉图的著作不是科学。魁奈也是。我们有这么一种不成文法，谁都不能反对的，就是除了马克思以外，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假科学、伪科学。所以经济学到了马克思以后，就都是庸俗经济学，这样说一百年，科学史能这样写下去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胡乔木认为，这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等因素有关，“马克思主义从产生以后就有教条主义。对此马克思本人就讲，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形成高度集权的管理制度，到了斯大林时期不断强化，就不能不产生这个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同党的集权是互为表里的，因为那是绝对科学，所以你就得绝对服从，这样党内对理论问题就很难讨论了”。这种情况对我们党也很有影响。胡乔木说，在苏共二十大的时候，毛泽东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得比较民主，不要搞成斯大林时代那样，所以，就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了”，讲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说的是学术文艺的问题。可没过多久，搞大鸣大放，思想“来了一个大转弯”，“从此，毛主席头脑里（不但头脑里，在他的文字里），就多出一个概念，叫做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错误影响到后来，就越来越发展了”。
胡乔木讲的这几个问题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尊重科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有裨益。
（二）关于共产国际。
这是胡乔木讲得比较多也是批评比较严厉的一个问题。正如前述，讲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除了本国的以外，就要涉及国际方面的社会历史背景。从世界大势来看，胡乔木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也有它不健康的成分，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是当代的，与苏联的党和国家的关系引发的对我们党的影响；二是历史上的，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影响。就共产国际而言，胡乔木谈了以下几点。
1.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胡乔木追溯共产国际的历史说：“共产国际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帮了正忙，但是，恐怕帮的倒忙比正忙要大得多。这也是毫不奇怪的。”在马克思的时代，产生一个国际组织，那多少还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性质，大家都要搞社会主义，它没有严格的纪律。到第二国际遇到战争，就经受不了考验。第三国际一成立，就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国际范围里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国际范围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列宁是在沙皇制度下要建立秘密党跟沙皇专制主义做斗争”。列宁的建党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在《怎么办？》这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可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列宁还没有能够把在恐怖统治下面党做秘密斗争的时候的活动原则改变成为公开地跟群众在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这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原则的不同”。虽然列宁讲了许多要改变过去做秘密斗争活动原则的话，但这些话不足以成为支持苏联党后来所实行的那些制度的一种根据，“苏联党的那种模式，确实对于中国党影响是非常大的。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不说中国的列宁了）。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于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胡乔木讲了这段历史后指出：“我们并不要把我们的错误推给人家……但是，客观的历史的影响是不能否认的。”
2.共产国际犯了两方面的错误。胡乔木说，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
第一，“对第二国际没有留一点余地，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是社会帝国主义，列宁这个判断也是不正确的”。回顾第二国际的历史，它的前期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关怀下，基本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推动了欧美工人运动的发展。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走向分裂，修正主义者逐渐占据领导地位，推行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路线和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转而支持本国政府，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时，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团结各国左派，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展开积极斗争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完全抹杀第二国际曾经在推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有失公允；将社会民主党完全推到反动政府一边，也缺乏无产阶级政党应不断分化敌对营垒的革命策略的灵活性。胡乔木指出：“把社会民主党完全等同于帝国主义，结果弄到现在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很难合作。这么大的问题这么简单地处理，留下后遗症是不小的。”
第二，建立集中制的共产国际成为各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胡乔木对共产国际的这一错误作了透辟分析。一是指出这种集中制把共产国际的领导神化了。他说，在列宁的好些著作里，一方面讲了很多关于要尊重各国民族特点的内容，可是另一方面，又提出每个党采取的任何一个策略步骤，都要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决定；不是经过各国党的集体讨论来判断，而是由共产国际少数几个人的智慧来判断，“这就把人的智慧上帝化了”。但是，这完全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了。共产国际什么时候对别的国家实行这样“一种集中领导，不把各国革命看成是必须由各国人民各国党决定的，而看成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的”，“而且把他们的决定、命令变成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其结果，只能对各国革命、各国人民带来损失、造成失败”。二是指出这种集中制的错误源于把列宁建党思想的教条化。胡乔木认为，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建党思想的扩大。列宁的建党思想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在沙皇恐怖统治下提出来的，到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是否还要沿袭下来，不作一种原则的改变，而且还扩大到全世界的共产党之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虽然列宁主观上并不是这样想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的。按照他们那种搞法，就要导致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存在着领导民族和被领导民族，两者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是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的关系”。三是特别指出共产国际的这一错误，是导致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胡乔木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全世界都要建立苏维埃，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争论中国在什么时候应当建立苏维埃，这种做法是很坏的，中国革命怎么能靠莫斯科来作决定呢？”“当时中国党的一切重大事件要由共产国际来指导，以至把共产国际的决定拿给汪精卫看。当时形势瞬息万变，从国外的国际组织来指导一个国家的革命，无论什么天兵天将都不能做到。六大的所有决议都是苏联人写的。其中十大纲领有一条废除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这一条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懂。这种状况使中国革命陷于一种困难境地。共产国际不可能找到一条引导中国革命到胜利的道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是有责任的”。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毛泽东同共产国际的这种错误领导“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尖锐的斗争”，“不承认共产国际的集中制，不承认这种集中制是正确的”，“打破了共产国际的专制、教条化倾向”，“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是对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否定”，“这种组织永远不能搞”。
3.国际共运与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胡乔木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消极的东西，对于中国党历史上的发展的影响绝不能小看。”除了上面讲的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共产国际的集权制和苏联党的集权制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怎样正确认识和规范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两方面的问题。胡乔木既论述了这两方面存在的缺陷，也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的一些看法。
——关于党的领导。胡乔木对辩证法运用得非常娴熟。首先，肯定了坚持党的领导的不可动摇性，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集权制，并不是否定党的领导作用。他指出，像瑞士这样的小国可以搞直接选举。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很难工作。国家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如果没有在北京是几百个几千个，在全国是几十万个负责人成天在那里操心、研究处理许多问题（他们也犯错误），很难使国家基本上能生存、活动、发展。如果离开了这个发动机，那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大，人口多，文化低，交通工具很少，没有民主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各方面之间扯皮、拆台等等，不知道要发生多少冲突。从这方面来说，党确实是人民的公仆，这是天公地道的，不宣传这个事实是不对的。党的作用在国家生活中什么时候可以减少、缩小？什么时候可以把一些活动社会化？也许要一百年”。这是讲坚持党的领导必要性的一方面，并且将党的领导比喻为国家运转的“发动机”，宣传党是“人民的公仆，这是天公地道的”。这是其他领导人或者大学者很少使用的语言，仅此可见胡乔木对坚持党的领导的高度评价。
另一方面，胡乔木又非常强调“党的一切活动，都要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之外”。这是历史的前车之鉴。他说，“苏联也有这样一个规定，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但是没有落实兑现，而且形成了“特权阶层”“特殊阶层”。由此，他指出，如果承认那些对苏联特殊阶层的分析，那就要承认我们中国在一个时期内也有，“所谓无法无天，就是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这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了唯物主义，离开了社会主义”。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应深刻地吸取教训，实行“真正是正确有效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所有规定，“宪法是由我们自己领导制定的，法律也是我们自己领导制定的，如果我们自己可以不遵守，那人民怎么遵守呢？遵守了又有什么用呢？那不是人民都变成傻瓜了？”“党没有权力违反它。如果党认为哪个条文不合适，党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修改。这样，全国人民心里才放心，觉得可以同共产党相处，好处，日子好过”，“如果你领导修改的宪法、法律，自己又不遵守，那党就成了国中之国，国上之国。党在国家生活里一定要有它活动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不能违反的。定了这一条，即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人民就放心了”。
——关于人民民主。胡乔木首先强调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必然需要党的领导。他说，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高于资产阶级民主，“这在《法兰西内战》、《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和《新民主主义论》中都已讲过。我们举起高度民主的旗帜，才能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压倒那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潮，同时也才能表明我们坚决维护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反复宣传的伟大政治原则”。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是互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必然需要党的领导”。当然，党的领导，或者说“党执政也只能解释为党领导政权，不能解释为党直接成为政权即国家机器”，“希望全党在这个问题上要舆论一律，不要各唱各的调”。
接着，胡乔木同样非常强调不能仅仅把民主当作手段，它更重要的是目的本身。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长期以来困扰着许多人。胡乔木明确指出：“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算是手段。不能把人民的个人权力当做手段，不能算是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那样是把人本身都当做手段了。人本身就是目的。人有个人的基本权力。同个人权力不同，人民要当家作主，是个集体的权力，这是永远的目的，不能说是手段。人民到共产主义时代都要当家作主。人民的意志本身，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都是目的，如果连自由都没有，还有什么需要？通过民主的方法达到什么目的，这是手段。在说到人民的个人权力、集体权力时，要说到集体经济都要按人民的意志来发展，不能把人民当做阿斗，这同党的领导完全不能对立起来”，“如果把民主当做手段，不承认民主本身的意义的话，那么民主本身就不能保证，因为当做手段，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工人农民要做主人，他个人就有人格、权利，如果没有，还谈得上什么民主，怎么使他们有积极性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把人当做一种工具，把人看成物，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用这种理论，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反对不掉封建主义”。
胡乔木还指出，国家权力、地方权力，无论怎么民主，也要授权给一部分人去行使。火车要运行，就要有铁道部或铁道中心来调度、指挥。所谓特权，只能是指在法律规定以外的权力。每个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权力之内活动。交通警的权，过路人就不能有，就得听他指挥。“人民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力，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是每个人要办的公事都要成天同大家商量，而是看他做的事的结果是不是对大众有利”。
胡乔木的上述理论遐想，提供了一个思考视域，值得我们理论工作者思量研究。特别是他关于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关系的遐想，其思维之缜密、认识之精湛，将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在同时代的大理论家中是罕见的。
（三）关于毛泽东思想。
1980年7月初，胡乔木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决议稿修改情况时说：“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找我们谈过几次，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树起来，给它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解释，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是起草决议的第一要务。对这个问题，除了前文所论之外，胡乔木还有若干重要观点，在此也作点介绍。
1.对毛泽东思想实质的深入阐释。既然写好毛泽东思想是决议的中心任务，怎样准确、完整地概括好毛泽东思想就是起草决议的重中之重。这是决议修改量最大的一个部分，贯穿整个决议修改的始终。早在决议初稿起草过程中，胡乔木就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许多同志希望中央列出几条来。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它与马列主义的已有的论点相比较又有不同，有所发展。不能只说坚持武装斗争为主，农村包围城市，这些只适用于过去。还要讲适用于现在的，特别是讲适用于现在的。这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一定要答复。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
那么，坚持毛泽东思想究竟要坚持些什么？它既要适用于过去，更要适用于现在，这个话怎么表述才科学贴切？胡乔木反复琢磨说：“讲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就好了，让人感觉到，我们所肯定的毛泽东思想也只是它的实质，而不是他的每一句话。像毛主席所说的，是个立场观点方法，似乎也不太好讲。有许多根本的论题、公式，承认不承认？如剩余价值学说是个理论，不太好说它只是一个立场观点方法。立场观点方法是个政治术语，说说就说空了。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大体可以这么说，但讨论纯粹科学问题，就不大好说，说实质好一些。”这就是讲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要讲坚持它的实质的考量。
怎样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呢？胡乔木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从根本点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今天怎么讲这个相结合？“就是要研究中国的实际，从实际出发，就是要联系群众，从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毛主席把这些发展成了一个观点、一个工作方法的系统，还可以加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确实在世界政治上显出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寻找的道路来取得胜利的。这个传统可以永远保持。中国有十亿人口，一定要依靠自己，绝不能依靠苏联，也不能依靠美国，子子孙孙都要继承这个思想，要把这个思想固定下来，用显著的形式，用科学的形式、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确实很有特色，很为世界人士所称道的。”胡乔木特别强调它的意义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的发展，有什么理由不重视？如果对这个不重视，就会产生一种对我们党的历史、党的传统的虚无主义。我们这样重视，不是为着实用主义的目的，为了一种功利的需要，而是忠实于历史事实。”
正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的意义这般重要，胡乔木在与起草小组研究如何写好供大范围征求意见的决议稿的过程中，进一步具体阐发了毛泽东思想实质的三个基本点是怎样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
一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在1930年写的，它是实际斗争的产物。土改怎么搞，仗怎么打，当时的党中央都靠本本，就是马列的书本和共产国际的文件。拿本本来，是当时的话。但是，“毛主席当时不是靠共产国际的决议，甚至不是靠党中央的决议（因为党中央离得远），所以提出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能产生正确方案，能验证中央决议对不对。各国革命的道路要由各国党和人民自己去找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条件、背景。革命要依靠各国革命人民在实际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加以运用，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在当时、现在以至将来，永远都是正确的，要坚持的。所以毛泽东思想强调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经验。智慧、办法要从群众中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总结实际经验，把各国实际经验提高成为理论，不然各国经验不会自然成为理论。这种理论还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无论什么好的办法都要通过试验。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是群众路线。胡乔木说：“这也是从实际斗争中产生的。为什么提出依靠群众？因为当时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能依靠。要么是失败，是投降；要么是从依靠群众找出路。固然马克思主义也讲工人自己解放自己，但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后，很容易丢掉这个观点。中国革命在失败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相信群众能接受革命道理，能找到胜利的出路，能找到达到胜利的智慧和力量。”红军一开始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建立起一种新式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这样就建立起完全新的军队、新的政权，也完全是依靠群众。党员、红军、党的干部、政府人员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维护群众的利益，把群众的力量团结起来，并使群众相信党、红军是团结的中心。“从红军战争到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后，还是用这种思想要求党、政、军干部。在和平建设时期毛主席提出了许多新办法，如三结合、三同等等，以后我们还要这样。只要一个党要革命，就要坚持这种观点”。与群众路线这个基本点相关，胡乔木也批评了“一切正确思想都是从群众中来的”观点。他认为：“一切正确思想都是从群众中来，说不通，很难为全世界的科学界所接受。一个思想的来源，可以有各种形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不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看法呢？这是把不同的问题混淆了。“我们党怎么做工作的思想，和党的正确思想，是两个含义。群众的含义是非常含混的”，这种观点“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胡乔木解释说：“中国革命、建设要胜利，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任何革命斗争，不能仅仅依靠别人的援助来达到胜利，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自己的道路，是不能达到胜利的。要争取外援，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但不能离开自力更生这个基本点。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动摇。决不能屈服于任何外国的压力。如果那样，就丧失了革命的原则”，“恐怕除了很小的国家以外，哪一个国家都不可离开自力更生为主，否则这个国家就要处于附属地位”，“这个问题不能说在世界上都解决了，世界上很少有人做这种宣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宣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观点，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很有意义的”。
正式发表的历史决议，讲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三个基本点，正是在上述思想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升华，成为阐释毛泽东思想的画龙点睛之笔。
2.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辨析。前已指出，这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胡乔木费了不少匠心。
一是区分所谓两种形象的毛泽东思想。在讨论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错误分开时，起草小组反映学界有一种看法。胡乔木听后说：“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有两种形象：一种是长期的中国革命，一直到一九五七年，在世界上保持着，在第三世界，以至在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中国革命给世界展现了一个新的光明前景，提供了一个新的前途。另外一种，主要是从六十年代以后或者晚一点，在国际反修斗争激化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产生了一种形象。对这个形象，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观感。”
胡乔木认为，后一种形象的毛泽东思想带有乌托邦空想色彩，“这些思想违反了中国长期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对这两种形象的毛泽东思想，不作区分不行，“长期形成的前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后期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继承第一种形象，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有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我们这个文件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从头到尾贯穿一点，党在正确时是执行毛泽东思想，犯错误时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说明这是党的历史主线，不是我们故意这么说。“让人看了不仅仅是把历史上那些问题作一个评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党的目前的指导思想作一个描绘，而这个指导思想同党历来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真正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是落实陈云指示，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1980年7月初，胡乔木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决议起草稿时，陈云指出，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把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为了贯彻落实中央书记处特别是陈云的这个意见，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区别开来，使这一观点更具说服力，胡乔木在修改决议稿时对毛泽东怎样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后来怎样违反自己正确思想的情况作了概述性回顾。有的论述是针对党史学界的一些看法，在作比较分析中展开的。他指出：“说毛泽东思想萌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恐怕很难这么说。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来改得很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种思想当时在党内就有，不能说是毛主席一人的首创，毛主席把它搞得更系统了。”在军事方面，“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同毛主席相比，别人是不能比，毛主席作了很大的贡献。建立一个革命军队，也比列宁、斯大林的贡献多。这有历史的背景不同，我们是个被压迫民族，毛主席依靠群众来建设人民军队，是突出的。所以苏联军队始终没有建立严格的革命纪律”。对于说毛泽东思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展开，胡乔木认为，“也不好说。是要到抗战时期，抗战前夜还不能说，那时还是在着重考虑作战的问题。到抗战后，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已经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要考虑多方面的政策了”，这时毛泽东思想才得以全面展开，比较成熟，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胡乔木还认为，就中国的国情来说，“在农民汪洋大海般的环境里，建党和领导革命战争，有个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问题。毛主席确有一些农民思想，但确在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用马克思主义领导党领导革命达到胜利。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这样一个共和国，不能说是一个农民共和国。一九四八年反对农业社会主义，还是非常重要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就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以后沿着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前进，社会主义革命得到很大的胜利”。上面的回顾，胡乔木虽然不是系统、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但将其主要脉络勾画出来了。
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特别是1957年到1965年这一段和“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一段的两方面情况作了示范性概述。关于从1957年到1965年这一段，他说：“党一方面还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继续前进，另一方面又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离开了群众路线的方法，这样就犯了错误，受了损失，但因为党内大多数干部还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所以错误得到了纠正。”在此期间，“我们党用很大的毅力医治创伤，并且使各项工作，主要是经济建设，重新走上正轨。但是因为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已在党内在相当领域里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所以在这一段时间虽然纠正了一些错误，又发生了一些新的错误。总的说来，八大已规定了要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另一部分同志又离开了这个思想，由于国内、国际的原因，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这个想法愈来愈发展，最后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是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毛泽东思想曲折发展历程的勾画。
四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怎么讲，胡乔木思量再三，表示很难简单地给予表达。他不无遗憾地说，毛泽东同共产国际的错误原则做过坚毅斗争，但“到毛主席晚年，这种精神也走向反面。在国际范围，他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在国内范围，发生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也不奇怪”。由于“文化大革命”异常错综复杂，胡乔木还特别从两个方面指出了那个时期既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又没有完全背离毛泽东思想的情况。首先，胡乔木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离开了他自己的科学思想，即以他为主要代表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走得很远，犯了很严重的错误，造成很大的损失，但他也没有完全离开”，“他也没有把权力交给林彪，后来也没有把权力交给江青；他还是要解放干部；他还是在领导外交经济等工作，作了不小的贡献。在这样一种复杂情况下，‘四人帮’才容易打倒，否则，最后‘四人帮’怎么不能上台呢？如果全部走向了毛泽东思想的反面的话，那么‘四人帮’的不能上台就不容易解释了”。其次，从党和干部方面说，胡乔木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受到非常大的挫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很大的破坏，“但党的大部分干部在困难条件下还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从中央到基层，都有大批同志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继续为党工作，许多部门还在运转，整个社会并没有完全瘫痪。之所以能如此，还是党多年来进行的教育在那里发生作用，实际上是在坚持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因为这样，党的生命、党的事业才没有中断，一直发展下来了”。胡乔木指出，毛泽东虽然晚年有错误，但他的崇高地位还是要维护，“毛泽东思想是多年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至少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三十年胜利的历史，跟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的。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这样一种兼顾两个方面、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挫折与某些坚持的状况都讲到的理念，只有胡乔木才能概括出来。
五是决定不提毛泽东晚期思想。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用词，在决议的改稿中没有完全统一和规范化。1981年5月上报中央政治局的稿子中使用的是“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胡乔木汇报说：“这是专门用以概括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的，目的是把它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免得党内外国内外经常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有严重错误，甚至只能把他的晚期思想称为毛思想、毛主义等等。”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决议稿讨论了八天，对使用“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有些同志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晚期思想这个提法容易把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搞得含混不清，主张写‘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就可以了”。有些同志明确表示：“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法不科学，还是提‘毛主席的晚年错误’比较好。”这样，从6月11日的决议稿起就统一使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提法。这算是决议稿修改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3.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和坚持发展的考量。胡乔木在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开来进行深入辨析的同时，也对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怎样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了进一步考量，着重谈了如下问题。
一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胡乔木强调了以下几点。要明确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根本含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最根本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同实际相结合这个原则来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采取什么方法，坚持什么原则，依靠什么力量”。讲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体系，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地位，它“并不是要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强调它“是在实际斗争中要遵守的依据的原则”，“用毛泽东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毛主席本人不承认这种说法”。提出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体系，是针对“两个凡是”，相对于错误体系而言的，强调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它，“只抓片言只字是错误的”。讲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体系，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完备无缺，比如关于经济学、哲学方面的思想就还不那么完整，有需要丰富、充实和完善的内容，“过去党校学《两论》，毛主席说这不好吧，哲学有个系统，这样把大家的思想束缚起来了”。强调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体系，丝毫不意味着它不需要发展，“说它是个体系不是表示再不需要发展，再不能够发展。科学就要发展”。
二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胡乔木在再三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时，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从总的方面言，他多次指出，“我们不把毛泽东思想鼓吹到它应有的程度以外”，“因为毛主席也好，中国党也好，实践的范围，涉及的理论问题，都是很有限的。那样说是妄自尊大”，从而“以区别‘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种宣传”。其次，举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例作特殊说明。胡乔木指出，既不能故意贬低，也不能任意拔高，“因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多数论点，是马恩列或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所已经提出过的，不能轻易说是他的创见。但毛泽东同志在哲学上确有非常重要的独到之处。决议稿的这一段曾邀请许多同志反复修改，并查对了很多资料（包括毛泽东同志所阅读批注过的哲学书），现在的说法我觉得是比较恰当和谨慎的”。
胡乔木讲的决议稿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所作的贡献是这样表述的：“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胡乔木对上述问题的把握，提供了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思想的范例。
三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前已指出，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为科学，就是要向前发展，这是科学规律使然。胡乔木对此又作了两点发挥。
——鉴于理论研究的现状，强调党的理论工作，要像创立毛泽东思想时的毛泽东那样，不断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胡乔木指出，加强党的理论工作，“要表现出一种精神，马克思主义是要发展的，我们是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人站在一起的，而不是同死守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人站在一起的。要研究理论，并且要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因为马克思说过什么话就回避事实，用一种创造性的态度来研究，实在是非常迫切的。并不是为了宣传，我们要解决许多问题，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是非常落后的。从整风以后，实际上很少有什么创造性的研究，要研究就是毛主席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没有人敢研究”，这样，思想受到束缚，“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现在，“要使党在理论上来一个复兴，要像毛主席那样，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打倒“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树立了榜样。胡乔木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30年的正确思想，“我们恢复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七年时期的毛泽东，这不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的历史事实，而是超越了那一段时期。它的意义超越了那一段时期，可以成为对我们党、我们人民长期进行教育的武器。这个思想当然还会发展，从这个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出发规定的政策，也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今天规定的一些政策，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打倒‘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所提出的一些主张，这些纲领合起来就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党目前的指导思想“同党历来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真正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思想在历史决议中得到了体现。
胡乔木的许多遐想像翡翠一样分散在记录他关于历史决议的谈话和讲话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里。这部书已出版了四分之一世纪多，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也不知学习和研究过多少遍。但如果不认真研读、反复琢磨、深入思考，就很难发现这些翡翠般的思想。好在我参与了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有当年的笔记和日记在，对照着相关书籍，像考古工作者那样，一遍一遍用心地寻找、挖掘，整理、“拼图”，找出其逻辑关联，理顺思想发展脉络。这个时候，我有了考古工作者发现“三星堆”那样的兴奋之感，也进一步感悟到胡乔木的过人之慧和深邃之思。胡乔木能如此，就是我在开篇中讲的“杜鹃啼血化决议，赤诚至深谱丹心”。这不是溢美之词，乃我写完本文之后的肺腑之言。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6期，续第5期同名文章，注释从略）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