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风云：李先念对林县和杨贵问题的有关批示

　　2005年4月15日下午，本书作者（指《杨贵与红旗渠》作者杨增和李永生）应约访问了李先念主席的原秘书、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程振声同志。下面是程振声的谈话记录：

　　我最近查了一下，先念主席生前对林县、对红旗渠、对杨贵仅批示就有14次（注：后又查出批示4次），我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分为三部分谈谈。

　　一、“文化大革命”以前

　　“文革”前，先念是国务院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1965年11月中央准备召开北方八省抗旱工作会议，先念同志到河南调查研究。调研期间，突然接到中央通知到上海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指示先念同志帮助谭震林副总理抓农业。

　　1966年1月，周总理主持召开北方八省抗旱工作会议。会后，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周总理任组长，先念和中央其他领导任副组长。先念主管河南省抗旱工作，钱正英作助手。

　　以后河南省委召开会议，先念同志参加并讲话。他主要针对“大跃进”以来河南干部情绪复杂，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搞得干部信心不足的问题，批评河南“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指示要在河南搞八大灌渠，方针是东南地区防涝防旱，山区植树造林，修水库，先念同志还针对干部中的思想情绪做了很多思想工作。

　　2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北方八省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先念听了七个地委书记的汇报，在会议上两次讲话，给大家鼓劲，提出要树典型，学大寨，学林县。他说：“林县就是全省的典型。”那时，焦裕禄这个典型也推出来了，他提出要学焦裕禄，要学林县县委，干部的情绪有了好转。

　　从1966年初先念同志开始接触农业一直到5月份“文革”前，他对河南农业生产做了十条指示。这些指示实际上就是林县的经验。1966年4月，先念同志给王维群（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写信，要树林县这个典型，抓好全省农业生产。

　　这是先念同志最早、最直接讲林县。

　　二、“文化大革命”中

　　“文革”中，杨贵受冲击最早，那时谁先进就先冲击谁。1966年9月21日，安阳地委红卫兵到林县揪杨贵。9月24日，中办秘书局简报反映：“安阳地委副书记焦祖涵带领干部包围林县要揪县委书记杨贵。”因为“文革”初谭震林副总理还抓农业，先念阅后就批给了谭震林：“震林同志：林县工作是搞得好的，但我没有去过。总之在全国出了名，地委一些同志这样搞法不好，并且与中央近来发的指示不符，你看后可转陶铸一阅。”

　　党的九大后，先念进了中央政治局。那时周总理忙，先念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林县革委会成立后，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红旗渠配套工程，工作搞得很出色。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1560期反映：“林县大抓农业不断壮大巩固集体经济。”对此先念批示：“印参阅文件，加发农业、水电、商业、轻工、化工部。”推广林县的经验。

　　九大后，全国形势一度趋于稳定，外交也开展起来了。1971年7月25日，外交部、外经部向国务院请示《关于同意宫石林治等人参观红旗渠水利工程等单位》。先念同志批示：“各国大使都可去参观，当然可以去，你们就可以决定。”先念又把林县这个典型推向了世界。

　　1971年9·13事件前，王新（时任河南省军区政委、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林县批红旗渠，批杨贵，换班子。1972年3月12日，华国锋转来周总理关于“林县干部大换班，否定红旗渠，群众思想不通”的批件。周总理批示：“先念、登奎、国锋同志：是怎么回事？请登奎以电话与建勋同志谈谈。”先念批示：“我也看过这份材料，幷发表过意见，请国锋、登奎同志办。”

　　1972年6月7日，纪登奎转来群众来信简报第19期反映：“河南省林县第一书记张兴吾全盘否定该县建设成就，大讲红旗渠是假的。”先念批示：“登奎同志阅，可转刘建勋同志阅。经常接到林县群众来信，反映有人说红旗渠是假的。怪！”

　　1974年春，先念同志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参观红旗渠，对林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林县的感情更深了，以后，凡是反映林县的情况，他都很重视。

　　三、先念同志关心杨贵

　　杨贵1973年到公安部，你们《杨贵与红旗渠》书上讲到的先念同志与他的谈话都属实。杨贵在“文革”中保护了不少老干部的子女。郭小川的女儿郭林梅、郭小慧、郭小林，赵易亚的女儿赵小冬都在林县。赵易亚的爱人“文革”中被活活打死，我去看望赵易亚，他告诉我小冬在林县，县委照顾很好。

　　杨贵到公安部是因为李震案件。我1973年11月到了国务院政工组。我们组的张牧、刘冰清参加了案件的侦破，协助公安部搞调查。李震案件中央开始认为自杀理由不足，是他杀，也审查了不少人。杨贵很快把案件查清楚了。杨贵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很不容易的。

　　先念同志对杨贵很关心，他也不想让杨贵去公安部工作，想让他到水利部或农业部。1973年，华国锋兼任公安部部长，不让杨贵离开。杨贵是周总理提名去公安部的，开始杨贵不愿去，先念还做了工作。先念同志清楚这件事。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开展“揭批查”运动。国务院让我和纪东（原周总理秘书）到公安部了解运动开展情况，前后有一年时间。当时，纪登奎抓公安部，施义之主持公安部工作，后由杨贵主持全面工作。凌云负责清查，整“文革”时期在公安部工作的同志，公安部政治部主任马剑等许多人受到批判。杨贵觉得这样搞不合适，向我们提出了他的意见，我们那时是只带耳朵不带嘴，只听不讲，有情况向国务院反映。我们写了一期简报，反映了公安部核心领导小组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讲了对干部问题杨贵是怎么讲的，不同意打击面过大，其他同志是怎么讲的，××是怎么讲的。简报按规定只发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副总理。也不知怎么搞的简报到了××手里。他开始对我们挺好，挺热情，简报一出，对我们就不满意了，点名说我们是纪登奎派到公安部的密探。有人还张贴我们的大字报，说副部长黄庆熙拉拢我们，在家里请我们吃饭。黄庆熙的爱人师源和我同在国务院政工组工作，有一天，我在国务院值班，早上没有吃饭就到了公安部。师源让我到家里，热了一碗稀饭给我吃。这就是所谓的请吃饭拉拢我们。他们对先念在公安部批回潮的讲话不满意，就趁机批判我，还贴了我的大字报。那时，他们就在下边鼓动攻杨贵，说1975年杨贵去王洪文那里汇报工作，这个情况我们也反映了。在清查组工作的陆石也给我讲过，他说杨贵来公安部后对待干部是公道的，××他们就批陆石，后来把他赶走了。

　　杨贵受到批判后，我们就撤出来了。后来，一批纪登奎、华国锋，××的劲头更大了。公安部的“左”比其他单位都厉害。

　　杨贵在公安部工作三年多时间，从受审查、给处分到恢复组织生活，整整十年。他们把对敌斗争的方法运用到党内来，这牵涉到当时中央的一个看法，如何对待“文革”中在台上的这些人。对这些人怎么看，当时是有争论的。我们认为，在党内斗争中，对待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如何对待“文革”中工作的同志，先念1978年、1979年都有讲话。他说：“那个时候你能不工作吗？人民要饭吃，国家要建设，如果都不工作，难道把权都让给‘四人帮’！”

　　批杨贵是在大的背景下发生的。还有一个原因，“文革”中被批打下去的一些老同志对台上工作的同志有意见。

　　杨贵受到处分后很长一段时间先念并不知道。师源跟我讲了，先念才知道了。因为对副部级干部的处分，不需要政治局讨论。我们给先念同志一讲，他生气地讲：“说杨贵是‘四人帮’的人，扯蛋！”

　　杨贵给先念同志写信，先念批过几次。看起来，先念的批示较模糊，因为他亲自给宋平都讲了。先念很关心杨贵问题的解决，凡是杨贵的信件和林县的材料，我们都给先念同志看。先念同志认为，杨贵的贡献是很大的。“文革”中周总理派他到公安部工作，很快查清李震案件也是有贡献的。他对处理杨贵不赞成。王震和先念都是坚持这个观点。

　　他们一心想保杨贵，但在一股风吹来的时候，挡不住。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我们党是有教训的，杨贵的问题该解决了，总会有解决的时候。

　　先念为恢复杨贵的副部级待遇，1988年即作过多次批示。1991年，他在李友九信上还批示说：“杨贵不是‘四人帮’的人。”

　　我整理了一份《李先念对河南林县和杨贵同志问题的有关批示》，送你们一份。

　　本书作者：杨增和李永生

　　2005年4月15日

　　来源：《杨贵与红旗渠》中国编译出版社 文章原题目《访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秘书程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