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谋（1）：不是“担架上的阴谋”，而是真理的胜利！
长征谋（上）：绝境重生
（1）长征路主席献策 遵义城群龙得首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离开中央苏区。1934年10月上旬，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并遭到激烈批判的毛主席接到了中共中央准备离开中央苏区的秘密通知。之后，毛主席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宣布和说明中央关于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主席在会上强调：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更好地联系群众。主席在红军惨败之时要求大家坚定革命信心，是在用革命战略家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全军；主席所说的联系群众，更是南方游击战争期间陈毅等同志领导的部队生存下来的重要基础、前提。毛主席的重要战略思想，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主席这一谈话，对这一思想有具体呈现。我们为什么敢于战略上藐视敌人？因为我们联系群众、代表群众利益、代表进步的方向。
宁都会议以后的毛主席，在团结大多数同志方面，逐渐有了好办法。一方面，王稼祥同志最先脱离“左”倾路线、支持毛主席；另一方面，争取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同志的支持，也是毛主席反掉“左”倾路线的必备条件。毛主席也敏锐的发现，争取已经开始对“左”倾中央有一定意见的张闻天的支持、使他站到自己和王稼祥同志这边来，是可能打开局面的重要“枢纽”。正好张闻天对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将各个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的意见持反对态度，主席也顺势提出转移时将他和王稼祥、张闻天安排在一起。主席的意见得到了三人团的采纳。毛主席、王稼祥同志为争取张闻天转变，做了很多思想工作。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将这些谈话曾为“担架上的‘阴谋’”。这可不是什么阴谋，这是真理的传播！毛主席以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失败的鲜明对比、以事实来唤醒张闻天，这怎么可能是“阴谋”呢？很早就进入苏区、和毛主席进行过几度深入交流、亲自领略到毛主席在第二次反“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漳州大捷、乐安宜黄大捷中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王稼祥同志在说服张闻天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红军出发后，蒋介石部署：歼灭红军于湘江、漓江以东地区。毛主席敏锐发现了战机，于是提出了乘国民党军队正在调动、还没合拢的宝贵时机，集中我军的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军事指挥意见。然而，“三人团”消极避战，拒绝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结果严重贻误我军战机。红军也由于队伍过长、搬运辎重过多、行动缓慢，遭到强大敌军的封锁拦截，并在湘江之战损失惨重。为根本结束错误军事路线、挽救面临灾难的红军，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支持的毛主席又和周恩来、朱德在途中进行了多次谈话，做了他们的工作。12月1日，我军主力渡过湘江，但是从八万锐减到了三万，损失极端惨重。早就察觉“三人团”希望与红二、六军团会和意图的蒋介石，也布好了“口袋阵”，妄图包围红军主力。
从红军过广西北部的老山界开始，中共中央领导层就发生了激烈争论。毛主席和王稼祥、张闻天挺身而出、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毛主席更是根据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去湘西早已不可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他的新战略意见：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正确建议遭到博古为首的“三人团”的拒绝。据李德回忆，在通道会议之前的争论中，王稼祥同志和张闻天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反对“左”倾军事路线；周恩来承认错误，但是并不认为错误是“一贯性”的；朱德则站在李德、博古这一边，所以毛主席“出于种种理由不让朱德参与此事”。李德的回忆也记载，当时毛主席“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李德回忆录中对毛主席多次进行恶毒攻击，但是他的回忆却间接证明了毛主席为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努力，令我们由衷为毛主席的鞠躬尽瘁动容。可见，为了争取多数指战员的支持、尽可能减少“左”倾军事路线给红军带来的灾难性损失，毛主席奔走于各个军团之间，做着大量的说服工作、不断提出他的军事指挥意见。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主席再次提出向西进军、向贵州进军这一正确意见。这次，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同志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李德回忆中，毛主席“粗暴”的拒绝了他的意见。不过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毛主席面对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问题时坚持个人意见的果断、干脆。会议虽然没有彻底否定我军与二、六军团汇合的战略计划，但是从战役行动角度通过了毛主席西进贵州的意见。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夺取黎平等地、开辟进军道路。红军到达黎平以后的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博古、李德仍然主张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毛主席则主张继续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北方向进军。毛主席的意见再次得到了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等多数同志支持。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会议决定：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坚决消灭黔军，对蒋、湘、桂军尽量避免交战，以保存实力。据周恩来后来回忆，中央当时不仅接受了毛主席进军贵州的意见，而且接受了毛主席关于不要过分影响前线指战员机动的战略意见。
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重申了毛主席“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张。据牢骚满腹的李德回忆，猴场会议上，他提出了袭击和消灭蒋介石两个师的意见，但是毛主席“根本不愿听取”李德的意见，“好像会破坏他的计划似的”。实际上，此时蒋介石派的薛岳部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和周浑元纵队四个师都已经极力逼近红军，真按照李德的办法打，红军很可能遭到灾难性损失。毛主席果断止损，挽救了红军。我们知道秋收起义前毛主席就做出了起义失败的准备——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退却、“上山”以保存实力。从文家市决策到上井冈山，毛主席专门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带队伍走、专门尽可能绕着敌人走，于是带着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亲自带领人民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找到了自身生存发展的正确方针——工农武装割据方针、在几乎灭亡的边缘挽救了党。同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如率军上井冈山一样，依然提出向敌人力量薄弱方向进军的正确战略意见，使很可能被蒋介石布好的口袋阵围住的中央红军避免了灾难、转危为安。
据周恩来回忆，从黎平到遵义的过程中，毛主席说服了中央的大量同志。博古、李德、周恩来指挥的接连失误和红军的灾难性损失，使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已经威信扫地。再加上毛主席的以理服人，基本已经使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失去了指挥红军的最重要基础——全党全军的共识。于是，王稼祥同志率先向毛主席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博古和李德他们轰下来。毛主席采纳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并和王稼祥同志一起说服张闻天接受了这一意见。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在这次会议，毛主席做了长篇发言。毛主席详细批判了“左”倾军事方针，指出“三人团”坚持的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并强调中国革命战争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一切军事行动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只能主动退却并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主席的长篇发言，为后来他撰写军事专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打下了不可代替的基础。据陈云回忆，为了教导各位领导同志们尊重实际情况、摆脱不顾战士们疲劳与战士们生死的空想主义，主席语重心长的说：“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
遵义会议的与会人员中，只有凯丰、博古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可见毛主席成功争取、说服了多数同志。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也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特意强调只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暂时不批判和否定“左”倾政治路线、先解决当前最主要的军事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凝聚了党中央的共识、避免了中央由于政治问题的分歧打“辩论赛”贻误红军摆脱生存危机的战略时机。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次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正如陈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所说：“会议决定进军四川，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使党加强了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这不是“担架上的‘阴谋’”得逞，而是毛主席掌握的真理的胜利！
笔者最近观看杨冬权老师讲座《长征北斗毛泽东》的回放视频，深受启发。杨老师提出：通道会议相当于为遵义会议开辟了通道、黎平会议相当于为遵义会议“犁平”了道路、猴场会议相当于遵义会议的“候场”。历史巧合确实令人感到神奇。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长达四十一年。“8341”又是发生在毛主席身上的、令人感到神奇的巧合。遵义会议，毛主席临危受命。那时，三万红军面临着四十万敌军的封锁包围，党和中央红军以及中国革命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之中。怎样带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实现绝境重生？这是毛主席担任领袖后面临的极严峻挑战。
不过，也是在1934—1935年长征行军途中，几乎处于绝境的毛主席，写下了宏伟豪迈、充满豪情与斗志、饱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经典诗词——《十六字令三首.山》：“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史料来源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一卷）》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军事统帅毛泽东》，贵州人民出版社。
（4）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
（5）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7）黄允升：《毛泽东的三落三起》，中央文献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