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忠：抗日和打通国际通道无疑是红军北上之重要战略任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国家内忧外患，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拯救这个苦难的民族，许多政党、团体及仁人志士，都曾试图改变这个现状，但都没能成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这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第一次真正走上了为民族复兴、人民解放并为之奋斗的政治舞台。
中共成立之初，便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北伐，并且取得了胜利。然而，正当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之时，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集团，却背叛革命，撕下伪装，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昌起义之后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武装。蒋介石在和共产党人决裂并公开屠杀共产党人之后，接着又开始了对红军连年不断的军事围剿。由于其攘外安内的错误国策，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民族矛盾一步步加深的情况下，他仍置全国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呼声于不顾，还在倾其全力来剿灭红军，消耗着有限的国力资源和国防力量，继续做着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倒行逆施之蠢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为了民族的存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在力量很弱小，又要面对蒋介石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了拯救民族的责任，迫不得已不得不长途跋涉进行长征，奔赴抗日前线去与日军作战。尽管共产党人的抗日义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始终不能摆脱蒋介石的追剿和掣肘，党和红军随时都面临着有被蒋介石消灭的危险。只能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艰难地向着抗日目的地前行。
没有一个稳定的家，要北上抗日谈何容易。自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退出瑞金苏区之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就一直处在了没有根据地依托的流动状态之中。虽说长征是要北上抗日，但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不知道下一步该往那里走，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因此，先给党和红军找一个新家，使党中央能有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立足之地就已显得非常之迫切和重要。
早在中央红军还未长征(当时称西征)之前，党中央就有过把家安在湘西的打算，因此，中央红军在长征之后，李德、博古就把去湘西作为了红军要去的第一站，计划着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之后，然后就将“家”安在那里。但是，红军在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过了湘江之后就已使红军损失过半，如果继续前往，就将陷入蒋介石设下的口袋，招致全军覆没。在此情况下，李德博古不得不听取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放弃去湘西而改往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之后又准备去黔北和川滇黔，试图在那里安家，但都由于不适合而放弃。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大致确定了在北方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之后又根据一、四方面军的情况，决定在川西北或川陕甘建立根据地。1935年6月两军会师之后，由于张国焘不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也未能实现。9月9日，张国焘不但公开拒绝中央北上的方针，以红军总政委名义下令两个方面军南下，还要挟党中央一起南下，为了脱离险境，中央不得不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直到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确定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10月19日，历经一年多的艰辛终于抵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自长征以来没有根据地依托还要打仗的流动状态，使党中央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家。
当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就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党中央到陕北之后，便根据宣言精神开始了作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影响下，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大联合，不仅在西北建立起了领导全国民众抗日的桥头堡，也使得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的企图化为了泡影。由于蒋介石始终坚持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反共立场，尽管党和红军有了一个家，但依然面临着有被围剿消灭、或被逐出陕北的危险。保持对蒋介石的警惕，做好应对其可能发动军事冒险的两手准备，尤其要防止瑞金苏区在丢失之后，致使党和红军处于了被动挨打又没有退路的情况重现，因此，党中央在继续作好巩固陕北苏区工作的同时，也在努力地做着打通并建立与共产国际间联系通道的工作。因为此举不仅关系着党和红军的命运，更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站稳并守住陕北有着举足轻重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
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为民族，占我家园，它是我中华民族最凶狠的敌人，因而打日本是党和红军长征的首要任务和目的。
日本是个岛国，不仅资源有限，还灾害频发，所以自明治维新之后，它就把侵略中国作为了坚定不移的国策。于是我们的台湾、旅顺、大连及邻邦朝鲜，遂先后被日本所吞并。“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日首相田中义一曾有一道秘密的奏章上达日皇，其首篇两条纲领直接了当地说：一，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二，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日本要征服我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使我东三省遭沦陷之后，它便以此作为桥头堡，逐步将其侵略扩张的魔爪从关外向关内延伸，开始了有预谋有目的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长达14年之久抗战的序幕也便由此拉开。
保家卫国，匹夫有责。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在国民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保持沉默而无动于衷，而日寇正暗中窃喜并嘲笑我民族无人敢起来进行抵抗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坚定地担当起了拯救我们民族的重任，发出了第一声誓死抗日的最强音。就在事变后第三天的9月20日，中共中央就率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口号。25日，红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等人又联名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在昭告天下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成为最坚决抗日之武装力量，并准备着随时开往抗日前线的同时，也揭露了日寇的暴行及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白军士兵认清形势，加入到与红军共同抗日的队伍中来。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在遭到国民党军封锁阻拦无法北上的情况下，随即派出了周保中、赵一曼等人先后到东北，组织和领导在东北地区的各支抗日武装力量。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武装，随之也开展了在白山黑水间抗击日寇的游击斗争。在共产党抗日精神的感召下，尽管蒋介石仍没有发表全国抗战动员令，但国民党军中的第十九路军、二十九军等爱国官兵，也都先后踊跃参加了对日军的局部作战。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其发表的《对日战争宣言》中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再次真诚地向国人表明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又联名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等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并随时开赴抗日前线。然而，共产党为拯救民族的诚意和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被蒋介石所拒绝。
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本应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抗战，他却置民族的危难和人民的呼声于不顾，不仅不响应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反而却在2月下旬，调集了五十万大军对共产党的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迫使欲抗日的红军不仅不能北上，还被拖入了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无益于民族和人民，又损耗国家国防力量、兄弟自相厮杀的反围剿作战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在看到了蒋介石真剿共假抗日的面目之后，便利用国共相斗之机，加快了它的侵略步伐，开始了向华北的进犯。3月3日，毛泽东、项英等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谴责国民党军在日本轰炸热河和进攻承德时，不管人民的牺牲，依然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并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政府随时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然而，对于日本侵略不断升级扔无动于衷的蒋介石，反而更加紧了对红军的军事围剿。9月，蒋介石又调集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坐镇南昌，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再次对共产党江西中央苏区发动了最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用全力去应对和自卫，打破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以保存有限的抗日力量。1934年6月，就在国共双方仍在厮杀之时，毛泽东、朱德又联名发表了《告白军官兵书》，恳切指出：“救国家，救家乡，救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到北方去打日本，真是我中华好男儿保国卫民、立功于国家的时候了”。希望国民党军不要再打使亲者痛仇者快、无端消耗抗日力量、且遭人民斥责的内战了。就在红军全力应对蒋介石的围剿之时，为再次向国人表示共产党人的抗日决心，7月7日，中革军委仍派出了以寻淮洲为军团长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但是，在途中又遭国民党军阻拦，不得不中途夭折。
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已使国共双方在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厮拼后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当时国力极度匮乏的状况下，把这些有限的本该用于抗日战场上的人力物力，无端地消耗在内战上，无异于帮了日本之大忙。蒋介石的错误国策，符合了日本先让其双方自残，待到都筋疲力尽、伤痕累累之时再做最后消灭就易如反掌之意图，并为日本在之后蓄积战争力量，完成在华东和东南沿海的兵力部署，实现一旦对华全面开战，即可封锁中国的水上通道之战略赢得了时间。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完成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准备之时，蒋介石对红军的军事围剿也在不断地升级，此时的江西苏区已经是岌岌可危，不放弃苏区，中央红军就有可能陷于全军覆灭的境地。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顺应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呼声，为了保存有限的国防力量，不愿再看到国家的抗日力量仍在作无谓的自残和消耗，不再做“兄弟阋于墙”的蠢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全力进攻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实行了战略转移，冲破重重阻拦，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率先北上抗日。在经过了一年时间的长征后，终于在1935年10月抵达了陕北。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武装力量又经过了一年时间的长征，使得三大主力红军在1936年10月会聚了西北，完成了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寇直接作战的准备。但是，仍一心要灭共的蒋介石却认为，红军经过追剿和长途跋涉已是强弩之末的疲惫之师，正是他对其作最后消灭的千载良机。还在中央红军未到陕北之前的10月初，他便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认总司令，调动西北军、东北军，继续围剿进攻红军。然而，在看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后，东北军、西北军官兵不仅不愿再与红军打仗，还私下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定，这一新局面的出现，无疑从战略上迟滞了蒋介石剿共的步伐，使党和红军受到的军事压力也暂时得到了缓解。由于蒋介石仍不改变既定的剿共国策，在其对红军的军事威胁依然没有解除的情况下，党中央不得不继续做着巩固苏区和打通共产国际通道的工作。
当蒋介石看到了张、杨两位将军“剿共”不力，不愿打内战，要求抗日的主张后，随之把解决了两广事变后的中央军调集在了陇海线郑州至潼关一线，摆出了既可随时进攻红军，又可替换东北军、西北军的态势，迫使张、杨两将军去剿共，之后又亲临西安进行督战，一时间红军要面临和应对的形势骤然又变得严峻起来。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红军除了要应对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之外，更为重要和迫切的还在于如何去解决几万大军的立足、生存，乃至发展的问题。在蒋介石仍在调动兵力围剿压缩西北苏区，阻止红军开赴抗日前线，迫使红军只能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较小区域内活动，已经难以向外发展，且还处在随时都有被剿灭的情势之下，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争取更大的回旋活动空间，尽快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固可靠的外部支撑，打通与苏联的通道，解决更为长远的战略靠背和援助问题，党中央也在军事上作了相应的部署。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五、九、三十军便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便从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取得苏联的物资援助，同时打通经内、外蒙古与苏联的通道。之后，由于苏联援助方向改在了新疆，渡河部队便向甘肃西部挺近，执行从甘肃到新疆打通共产国际通道的任务，在挺进新疆的征途中，终因敌强我弱，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兵败河西，仅有余部四百余人转战祁连山到了新疆，西路军的任务随之结束。
由于共产党实行了广泛积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国人及东北军、西北军的拥护和赞同，之后，随着三方相互信任且较为牢固的三位一体联盟的建立，蒋介石剿共的图谋不仅完全流产，在民族大义面前，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在苦谏蒋介石攘外安内错误国策无果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发动兵谏，终止了内战，从此开始了两党合作共同抗战的新局面。西安事变的解决成为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使得国内形势陡然发生了改变，在红军受到的军事威胁得以解除之后，中央随之对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做了相应的调整。
(二)
党的领导、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的发展，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解决立足、生存和发展无疑成为了党和红军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
家，对于党和红军来说至为重要，没有家将无法立足和发展。毛泽东曾用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绝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来比喻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发展的关系，并形象通俗地解释说“人不能老是走着，老是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的确，根据地建设对于要发展壮大才能实现其使命任务的共产党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至1933年1月，由于党中央机关一直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因而随时都面临着极大地安全压力和生存威胁，要保护自身的安全，加之交通和信息闭塞，及对各地情况的不了解，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去领导全党的确不易，许多决策往往都是错位、滞后或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难以做到及时正确地对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实施有效地领导，只能是遥控指挥，或派钦差大臣去传达和指导，这种头和身体的分离，因为脱离了实际，鞭长莫及，领导不力，使得党和红军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928年4月，随着朱毛红军的会师，中国革命才在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了一个落脚点，在不久井冈山被敌人占领之后，红军又出赣南闽西，建立了瑞金根据地。1934年10月，随着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在瑞金中央苏区已岌岌可危面临陷落之际，使得被迫从上海迁来不久的党中央再次没有了立足之地，不得不随中央红军一起撤离苏区，进行长征，开始着去寻找下一个落脚点的征程。
党中央机关是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党中央的安危极为重要，那么党中央机关设在那里才能更有力更直接地领导全国各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呢？
在日寇铁蹄一步步践踏蹂躏我大好河山，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情势下，蒋介石不但不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去抗日，且连块立足和生存之地也不给，这就使得共产党人对于新家的选择变得异常的艰难。既要能够应对蒋介石的军事围（追）剿，不被其消灭，还要能够实现北上抗日，这两大任务无疑成为了党中央选定新家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在一次次地选定又一次次地否定的过程中，最终才确定把陕北作为了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唯有北上，在西北建立起较为稳固可靠的大本营，才能使没有安全保障的党中央由飘忽不定的游动状态转为相对安全的稳定状态，才能使党中央真正有效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之重任。正如毛泽东所言：陕北才是我们的落脚点。立足了陕北，就可依托刘志丹开创的苏区，与有不希望继续打内战，要求抗日的东北军、西北军建立起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推动全民族的抗战，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处在接近外蒙和苏联的地理位置，便于红军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取得援助，这样不仅能够使党中央有一个相对稳固的战略靠背，还可以保证在蒋介石全力围（追）剿时，党中央和红军能够向苏联方向做伸缩性地战略移动，可保存基本的实力，以利之后的发展。无疑，立足西北是党中央唯一正确的选择，舍此，党和红军不但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且全党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艰辛努力将有可能前功尽弃、付之东流。
（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中央机关就一直在上海，1931年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相继叛变，迫使中央不得不迁入江西苏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没有可靠后方和战略靠背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瑞金苏区丢失以后，没有了去处只得前往其他的苏区。由于蒋介石对每个苏区都在进行军事围剿，所以无论中央机关到哪里，实际上扔是处在无法立足的流动状态。对于新家的选择，因为要应对紧迫的军事形势，故难以作出在战略上最后定位的选择。遵义会议之后，由于改换了错误的军事指挥领导，在军事斗争形势逐步好转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党中央的落脚点也做了更深远的战略上的谋划，已经勾勒出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长远战略布局的大致轮廓。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重大事件必须向共产国际报告。还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党中央就已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为尽早沟通与共产国际间的联系，在红军四渡赤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之后，中央就派出了陈云、潘汉年先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的工作，然后再取道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情况和红军的处境及之后的发展方向。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中央就基本上确定了两军会师后的行动方针。1935年6月12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之后，中央考虑到以前对四方面军是远程遥控指挥，而现在成了直接指挥，四方面军领导能否接受及接受的程度，有待观察。同时考虑到两个方面军没有共同合作的历史，且一方面军当下又是疲惫之师，而四方面军却正是人强马壮，这种实力对比上的巨大反差，使得中央没有马上提出两军会师后的行动方针，而是先征求和听取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然后再共同商量决定两军的行动方针。在张国焘没有明确提出行动方针的情况下，6月16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人，便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对中央的落脚点有了一个大致基本的定位。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北上抗日的前提下打通与苏联的通道，解决党中央的战略靠背问题。在6月26日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再次强调了两军会合后要向北发展，首先在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然而，当两支实力悬殊较大的部队走在了一起的时候，本应平衡的天平顿时发生了倾斜。中央红军由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瞎指挥，损兵折将非常严重，实力已经远不能与四方面军同日而语，张国焘在了解掌握到这些情况之后，视乎有了以此要挟中央并与之能够讨价还价实现个人目的的资本。于是，他便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装作服从，私底下以种种理由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以此先给中央一个下马威，试探中央的态度。鉴于张国焘对中央北上方针的态度，又考虑到四方面军的实际，为使两军能够共同北上，中央对张国焘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决定：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委员。中央以为满足了张国焘的要求后，他就没有了不执行北上方针的理由，然而恰恰相反，中央的让步却成了他欲壑难填、得寸进尺、胁迫中央的筹码。为了扫清两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中革军委便制订了《松潘战役计划》。7月18日，在芦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张国焘又提出要选拔新干部到军委，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向中央摊牌。中央为团结张国焘北上，再次向他做了妥协，决定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由张国焘担任，还增补陈昌浩为军委常委。为顾全大局，张闻天甚至提出，只要两军能够共同北上，愿将总书记职位交给张国焘。只是由于毛泽东的阻止，才没有让张国焘得手，否则他成为了党的负责人那麻烦真就大了。由于张国焘借口未解决好组织问题贻误了战机，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致使红军处于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北上的道路也已被堵。31日，中革军委便撤销了松潘战役计划，部队改经草地而继续北上。8月3日，红军总部又拟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然而，张国焘仍以种种理由迟迟不动。8月4日—6日中央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两军混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为了明确和重申北上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強调指出：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防止张国焘再节外生枝，会议又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为了贯彻实施夏洮战役计划，8月15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明确反对北上方针，随之便发出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对其不听令者则将其扣留的命令。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在说服和挽救张国焘无望的情况下，9月10日凌晨，中央不得不率领三军团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向俄界进发，与先期到达哪里的林彪、聂荣臻的一军团会合。一、四方面军分家后，中央已失去了对四方面军的领导。红军北上的战略任务，只有靠一、三军团来完成了。9月11日，中央率三军团到达俄界。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除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之外，在讨论今后的发展时指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为了迷惑蒋介石，不使其看出由于一、四两个方面军的分家，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真实行动意图，会议作出决定：将一、三军团、军委纵队改编为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以缩小目标，继续北上。9月18日，部队到达哈达铺，在此作了稍长时间的休整，一则部队的确过于疲劳，二则希望等候四方面军北上，三则要搜集相关信息谋划下一步打算。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陕北红军的情况，随之又找到一起行军的陕北红军贾拓夫了解到了更为详尽的情况，通过对这些情况的综合研判，已使中央对落脚点的选择有了一个更清晰地共识和定位。在落脚点问题大致确定之后，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鉴于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之后派陈云去苏联但至今没有消息的情况，在20日的哈达铺政治局会议上，中央便作出了决定：再派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供给部副部长的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并设法打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由于后来情况的变化，中央又放弃了这一决定。9月27日，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改变了之前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正式确定把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1935年9、10月间，红25军和中央红军先后到达陕北，在贫穷落后的陕北苏区，一下子涌来了这一万多人的部队，无疑增加了群众的负担。尽管苏区人民全力支援红军，但仍然不能满足部队的需求。10月18日，在保安县铁边城附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解决物质器材问题、衣服问题，自己解决，不要麻烦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19日，党中央到达吴起镇。22日，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指出：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11月12日，毛泽东接连致电彭德怀、徐海东、林彪等人，部署各部队的行动，以及筹款、储粮等工作。
但是在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早已是捉襟见肘之当下，使得一向对钱物难以启齿求人的毛泽东一时也犯了难，不得不亲自写信，向先期到达的徐海东借钱，以求得中央和中央红军能够渡过这暂时的困难。靠借钱过日子不是长久之计，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更不可取，给养问题一时成了困扰红军能否站得住脚的关键。在刚刚落脚且暂时还不能也无力去打通与苏联的通道而得到援助的情况下，不久中央便提出了与在江西中央苏区确立的以生存求发展完全相反的以发展求生存的方针设想。准备渡黄河东征作战，以解决生存问题。
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从苏联回到瓦窑堡，带回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不久又沟通了与失联一年之久的共产国际间的联系。鉴于红军的处境和落实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考虑，作为党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向中央提出了红军应向外蒙靠近，才能解决紧迫的生存问题的建议。张闻天的建议虽不无道理，然而却忽略了在西北首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毛泽东复电张闻天：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在12月17—25日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央确定：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1936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的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也指出：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由于二、四方面军还未到西北，一方面军难以独撑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故当前只能做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工作，红军的处境使得中央不得不先行考虑东征，以解决扩红、枪支弹药和粮草问题。经过七十五天的东征，消灭敌人七个团，俘获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扩红八千余人，筹款三十余万元，迫使晋绥军由陕西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扩大。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之后，为着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便向红军发出了西征战役的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中央决定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方野战军来完成这一任务。6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彭德怀：“横山、定边间五百里工作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以八十一师与二十八军、骑兵团全力担负，限一个月内（七月半止）完成初步赤化。”，6月29日，毛泽东就打通苏联的通道问题，致电彭德怀：“从总的战略上来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红军接近苏联的通道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但不易造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的根据地，但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时机；二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不论采取那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7月1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中认为，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8月12日，毛泽东、张闻天、张浩等人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甲、乙两军（东北军 红军）各出一部合组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实行抵御德王与李守信蒙伪军之进攻‥‥‥防御日本向宁夏进攻而打断其隔离中苏关系之企图”
还在红军三个方面军未会师之前的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就联名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为着靠近苏联，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这一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只好把三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9月14日，毛泽东、张闻天、张浩等人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9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中央提出先夺取宁夏，再占领甘西，实际上还有着更大的战略意义，就是要稳住张国焘，先完成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央决定成立了以李维汉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的宁夏工作委员会。为使二、四方面军明确中央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专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贺龙对人，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9月24日，毛泽东、张闻天、张浩等又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贺龙，指出：我们的对策，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至于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
（四）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西渡过了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便接收共产国际的物资援助，在还未动身之际，情况却发生了变化。11月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及王明、陈云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现已决定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顿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清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随之，部队掉头去了河西走廊。11月8日，又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改称西路军。蒋介石看到这支部队的意图后，随之令马匪利用骑兵之优势对西路军作了最后剿灭的部署。党中央也通过各种渠道，尽一切努力去营救西路军，但没有成功。天寒地冻，孤立无援，无粮食、弹药补给，西路军战士在与马匪英勇作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后，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打通共产国际通道的任务也至此终止。
保持广阔而机动的回旋余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战略后方，只有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才能解决红军的生存和战略靠背的问题。否则，红军将前临日寇、蒙伪军和蒋介石的重兵压迫，后受河西“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牵制，如若对日作战，就将处于腹背受敌、进退都会失去根据地的境地，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蒋介石不得不答应不再剿共，共同抗日，从而实现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党中央及红军的安危随之解除。在有了相对的安全之后，共产党人便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全民抗战之中。
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尽管苏联支持各国共产党，但由于斯大林考虑到与所在国的关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均不直接与各国共产党发生关系，有事都是通过共产国际这个渠道来联系。例如苏联援华的抗战物资，基本上全给了国民政府，共产党人只能通过国民政府的二次分发才能得到，苏联单独直接给中共的物资几乎没有，直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之前都是如此。
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增加了，于是就积极地筹划建立与共产国际的陆路，尤其是空中通道的各种准备，不久便开通了延安、兰州、迪化至莫斯科的航线。由于受飞机续航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有时需先从延安飞到西安再到兰州、迪化，最后到莫斯科；有时则直接从延安到兰州，经迪化到莫斯科。飞行路线基本上与两国政府间航线重合，主要担负的是人员往来的任务。1937年11月，王明、陈云、康生、曾山等人从苏联回国，就是乘坐苏联飞机经这条航线回到延安的。1937年底，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先从延安乘坐汽车到达西安、兰州，后又从兰州乘飞机到迪化并在此住了几个月之后，才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1938年10月到达莫斯科。1938年3月，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在山西抗战前线，被阎锡山部队的士兵误伤，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及路途遥远，年底，不得不坐飞机去苏联治疗。1939年夏，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摔伤去莫斯科治病和疗养，及经中共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使得在遵义会议上被敢下台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也与周恩来一起同机回到苏联。不仅中共许多领导人，如任弼时、王稼祥等人，而且越南、日本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曾先后通过该航线，来往于莫斯科与延安之间。1942年5月，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等人，携带无线电台等设备，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苏联塔斯社记者的身份，也是通过这条航线飞抵延安的。苏联派遣来华的医疗、通信、卫生等相关专业人员及物资也大多乘飞机到达延安。
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不但在西北站稳了脚根，而且开辟了抗日的新局面，七·七事变发生之后，红军随之改变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华南抗日前线，经过了八年的艰苦奋战，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立足西北，建立起全民抗战的桥头堡，打通与共产国际间的通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关键的一步，中国共产党人的命运、中国抗战的前景都难以预料。共产党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民族和人民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将彪炳千秋永载史册。
【文/邵建忠，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