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忠：抗日和打通国际通道无疑是红军北上之重要战略任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国家内忧外患，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拯救这个苦难的民族，许多政党、团体及仁人志士，都曾试图改变这个现状，但都没能成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这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第一次真正走上了为民族复兴、人民解放并为之奋斗的政治舞台。

　　中共成立之初，便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北伐，并且取得了胜利。然而，正当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之时，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集团，却背叛革命，撕下伪装，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昌起义之后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武装。蒋介石在和共产党人决裂并公开屠杀共产党人之后，接着又开始了对红军连年不断的军事围剿。由于其攘外安内的错误国策，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民族矛盾一步步加深的情况下，他仍置全国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呼声于不顾，还在倾其全力来剿灭红军，消耗着有限的国力资源和国防力量，继续做着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倒行逆施之蠢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为了民族的存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在力量很弱小，又要面对蒋介石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了拯救民族的责任，迫不得已不得不长途跋涉进行长征，奔赴抗日前线去与日军作战。尽管共产党人的抗日义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始终不能摆脱蒋介石的追剿和掣肘，党和红军随时都面临着有被蒋介石消灭的危险。只能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艰难地向着抗日目的地前行。

　　没有一个稳定的家，要北上抗日谈何容易。自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退出瑞金苏区之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就一直处在了没有根据地依托的流动状态之中。虽说长征是要北上抗日，但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不知道下一步该往那里走，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因此，先给党和红军找一个新家，使党中央能有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立足之地就已显得非常之迫切和重要。

　　早在中央红军还未长征(当时称西征)之前，党中央就有过把家安在湘西的打算，因此，中央红军在长征之后，李德、博古就把去湘西作为了红军要去的第一站，计划着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之后，然后就将“家”安在那里。但是，红军在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过了湘江之后就已使红军损失过半，如果继续前往，就将陷入蒋介石设下的口袋，招致全军覆没。在此情况下，李德博古不得不听取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放弃去湘西而改往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之后又准备去黔北和川滇黔，试图在那里安家，但都由于不适合而放弃。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大致确定了在北方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之后又根据一、四方面军的情况，决定在川西北或川陕甘建立根据地。1935年6月两军会师之后，由于张国焘不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也未能实现。9月9日，张国焘不但公开拒绝中央北上的方针，以红军总政委名义下令两个方面军南下，还要挟党中央一起南下，为了脱离险境，中央不得不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直到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确定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10月19日，历经一年多的艰辛终于抵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自长征以来没有根据地依托还要打仗的流动状态，使党中央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