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哗众取宠、破坏教学规范的入学考题

　　——兼谈陈寅恪自我吹牛声称去了北戴河度假

　　陈寅恪一生都没有去掉喜欢出风头、为天下先的老毛病。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其一是湖南人的地方传统，凡事喜欢强出头，脾气比较刚爆。其二就是他没有取得任何学位的自卑的阴暗心理，一有机会总喜欢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真才实学、真知灼见。

　　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附记》一文中放料说：

　　三十余年前，叔雅先生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一日遇寅恪曰，大学入学考期甚近，请代拟试题。时寅悟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遂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题为“梦游清华园记”。盖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象。此即赵彦卫《云麓漫钞》玖所谓：“行卷可以观史才诗笔议论”之意。若应试者不被录取，则成一游园惊梦也。一笑！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彼学过呼韩退之。”一联（见《东坡后集》柒《赠虔州处士谢〔晋臣〕君七律》）。“韩卢”为犬名（见《战国策》拾《齐策》三《齐欲伐魏》条及《史记》柒玖《范睢传》），“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冯应榴苏文忠诗注肆伍未知“韩卢”为犬名，岂偶失检耶？抑更有可言者，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又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复新游苏联返国故也。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

　　一九六五年岁次乙巳五月七十六叟陈寅恪识

　　他这里所说的“时寅恪已定次日赴北载河”，根据我们的考察其实去的是青岛。而非北戴河。1931年4月26日致傅斯年信：“弟日内拟赴北戴河住数日，与俞平伯同行。因近日神经大衰弱，前曾发热也”。而在1932年5月26日致胡适信落款是“青岛舟中”。再根据1932年8月初清华大学及研究所招考新生，考题引起社会震动，则当时陈氏写信答复说明亦当发生在八月中下旬为合理，实际上，1932年9月5日，陈氏公开发表了《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证明了这一年陈氏去的是青岛。王震邦先生等人在陈寅恪研究专著中依然沿用陈氏北戴河度假之说，可见在陈氏的口述史学面前，我一向指控陈粉们的“所有人的学术考证功夫立刻清零”这一现象再次出现。

　　为什么陈寅恪故意记错呢？只因为当时北戴河度假已经成了特权阶层的一个标配！

　　清光绪二十四年，晚清政府将北戴河海滨划定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到了民国时代，这里逐渐被建成了有着浓厚的法国风格、德国风格、西班牙风格不同的分区域避暑盛地。无论是民国时代还是新中国时代，到那里避暑都是特殊身份和权贵阶层的象征。因此，陈氏故意在出版的著作后将其历史上的“青岛度假”更改为“北戴河度假”，乃是满足他自己的特权阶层心理和高人一等的阴暗心理。

　　众所周知，当时北戴河度假早已经成为中国特权阶层的特殊福利待遇。这本来和陈寅恪毫无任何关系的福利制度，居然也成了陈氏自我吹牛的一个机会。陈寅恪喜欢放料毛病，真可谓一生未改！实际上，从1932年夏出对对子考题到1965年夏陈氏写《金明馆丛稿·附记》，三十几年，陈氏的自我吹嘘和放料的毛病一如既往！

　　在现当代高等学府的入学考试系统上，出现如此不规范的对对子考试题，立刻引起了当时民国百姓的震惊和愤怒！

　　李琦先生在天津《大公报》1932年8月31日发表的《北平杂忆：一个绵延的辩论》一文中就客观叙述了这个现象：

　　本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有对对子一项，有“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人比黄花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关关睢鸠，在河之洲”、“清华大学，水木清华”等句。这下真苦了二千考生，因之骂声四起。在几个大报的读者论坛上便出现了许多清华复古的文字。引而申之，乃更出现许多文章指摘清华为资产阶级学校。自然也就有人动笔出来反驳了。就我每日注意的《世界日报》言之，自八月一日清华考毕，无日无是项争辩文字，直至我十七日离开北平，尚未平歇。这一个“论战”也可算热闹了。

　　面对非议，1932年9月5日，陈寅恪致函刘文典，居然用了数千字的长文专门谈对对子考试问题，该信可以说又臭又长，极尽买弄，几乎快要把语言学基本发展和核心要点全部倾囊堆出来。这封离题万里、躲躲闪闪的所谓学术来函，表现出了陈寅恪一贯的风格和毛病。大概编者也意识到了这样的文章实在不忍卒读，所以在同年8月15日《世界日报》收那个发表了这封信的简本《“对对子”意义：陈寅恪教授发表谈话》为自己辩解。

　　虽然这个错误的、出风头的考试事件至今争议几十年了，但是当年的一个人的评价依然一针见血，即：尘悯光先生《读了〈读了“振凯”君的由清华大学考试技术引起我的几句话之后〉之后》一文：“对对子是中国旧日封建社会中的文人不务实际，专意瞎费脑力干著玩儿罢了！而以素负重名之清华大学也就把学生往以之亡国的不事实际上引，呜呼！”其实，这个哗众取宠事件的核心问题是：对对子考题是否超出了教学大纲和考试规范？！这才是问题所在。

　　即：如果上述数千字的陈氏本人的那些又臭又长的解释，那些学术理论属于大学阶段必须学习的内容，那么就不该作为大学的入学考试而要求；如果属于研究生阶段必须学习的内容，那么就不该属于研究生的入学考试而要求。陈氏本人从未接受过完整而系统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专业教学和考试训练，他对于如何按照教学大纲教学和考试，完全是模糊的。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开设的课程基本属于既大而空的范畴，根本不符合培养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和培养系统。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这样的出题完全是违反教学大纲和考试基本要求的不负责行为。

　　这个出题事件过去了将近八十几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陆杨博士再次撰文，对此加以评价。尤其让我惊讶的是，他的《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见陆扬《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文史哲》2015年第3期。）一文和陈寅恪1932年9月5日致函刘文典的那封信一样，既离题万里而又臭又长，让我开始怀疑他难道没有发表佛学研究论文的机会吗？为了“孙行者”三个字，居然就洋洋洒洒又深文周纳地写出了上万字的篇幅！难道是作者有意图想继承陈寅恪的“躲躲闪闪”的治学方式？

　　如有任何指教，请来信kyotosizumoto@hotmail.com

　　【文/刘正，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