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无意间参与历史的小人物——一次违纪，打响了历史的发令枪

　　八十多年前的这个时候，日本国内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中国国内的救亡运动同时达到了最高点。

　　从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和正在缓慢复苏中的中国一年一度的稳定进行着军事冲突。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成为了中国民族救亡意识觉醒的起点，那起事件间接导致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这首歌曲后来成为了我们的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公开演唱)

　　不过在那个中国文盲率接近90%的前提下，民族主义似乎还是一个奢侈品，于是才发生了一系列我们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

　　比如日本人以阵亡两人为代价就占领了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

　　比如日军128骑兵的先头部队让统有10万军队，600万人口的热河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

　　比如那个著名的“东陵大盗”孙殿英成为了最坚决的抵抗者，发誓与赤峰共存亡。结果赤峰县长却为“保护赤峰百姓”劝孙殿英放弃了与日军抵抗。

　　当我们走过那段历史，我们知道那时的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身在历史旋涡中的人们，却对这一切充满了迷茫。

　　日本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自不必说，而且是第一个打败西方帝国主义的亚洲国家，顺道“帮助”我们赶跑了俄国人。

　　日俄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耻辱，但对日本人来说却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件，对日本民族自信心的振奋远超想象，大概就相当于今天我们在战争中击败了美国差不多，（在此可以对比下抗美援朝，远没有日俄战争赢的彻底，但对我们的震撼已经足够了）。

　　日本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人强国梦的模板，成为了清末留学生的最大接收国。

　　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留学生，这批留学生中诞生了第一代救亡图存的年轻人，日本也因此成为中国维新和革命两个救亡阵营的大本营。

　　这一切的直接影响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和日本从高层到中层均有扯不清的关系。

　　国民党两代领导人在日本的留影

　　所以有的人虽然认为战争总要打，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打，还有的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

　　所以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夕，国民政府和日本人依然保持着亲密的外交往来，这样宋哲元对战争的准备不足，为开战初期的失败埋下了隐患。天津市长张自忠更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四个月还前往日本向天皇祝寿，并宣传两国的“和平共荣”。

　　张自忠也因此背上了“汉奸”的罪名，被舆论抨击，被政府撤职，甚至被爱国学生逼到厕所不敢见人。

　　直到三年后他以自己的行动洗刷了这一切，他从此成为了我们的民族英雄。

　　（张自忠）

　　当时的中国人就在这样在剑拔弩张中过了一天又一天，到了1937年的7月7日，我们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日子，不过对当时的所有人来说，这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