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宇：略谈中华文明史
国家的起源一律都是：
最初由争夺自然丰度更好的领土引起的争战，血缘相近的原始氏族公社，组成氏族公社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由原始氏族公社形成的最初的氏族部落，在为时数千年的部落时代中期之前就随部落之间的争战兼并过程大体上被打垮、吞并、撤散而消亡了，非氏族部落成为部落时代的主流。部落社会中、后期，阶级分化趋于发展，部落之间的争战发展为抢掠对方的财富和人口，被掠人口更多地成为奴隶。更大的部落之间的战争促成小的国家，小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促成较大国家......，继后的征战兼并成更大的国家。
有必要把原始氏族、部族和民族加以区别。
经成员可知有同一母系血缘关系的人形成的狭小的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统治，形成语言和其它文化形式相同的众人，是原始氏族。
“统治是在人与人的矛盾斗争中形成的。在原始氏族社会，在险恶的自然中狩猎、采集以维持生存的生产，少则得有几十人、多则两、三百人，少了不能应付险恶的自然环境，多了劳动生产活动范围的自然资源养活不了。原始氏族社会超过两、三百人，就会陷入生存困境。非常狭小的社会不能形成专门的暴力组织，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相对平衡，个别人或一小撮人要霸道，压迫和剥削其他人，其他人就难以生存，就要反抗，统治难以维持，因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导致社会破裂而灭亡的概率很大。外在的危险和艰难压倒一切，加之血缘关系和狭小的社会各种关系相对不那么复杂，人们的向心力相对较强，能够经严酷的自然筛选幸存下来的原始社会，统治更多的可能是由强人或长老主导的直接民主形成对社会的统治。违反大家通过、决定的规矩，会遭到惩罚，最重者会被处死。即便在强人或长老主导的直接民主统治的狭小的原始氏族共产主义社会，依规矩规制的规范或制度也必须是以暴力和以暴力为支撑、为后盾、为威慑的统治来形成。包括道德在内的人的思想意识规范虽然很重要，但单靠它是不能形成和维护有起码统一 有序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的。而且包括道德在内的人的思想意识规范也得经社会的统治来形成。这样的原始氏族共产主义社会，统治必须依规矩规制人们相互对自己的生命、身体和行为拥有相互不能侵犯的所有权，从而人们相互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由于权力关系的相对平衡和生产资料和社会生产的共产，不存在文明社会那样的权力和利益的两极分化。【见我发表于红歌会网的《 评 郝贵生：<把资本看作“物”是历史的倒退>》】”
不必是成员可知血缘关系的人形成的部落社会长期统治，形成语言和其它文化形式雷同的许多的人，是部族。
更加无需是血缘关系的人形成的国家社会的长期统治，形成语言、文字，和其它文化形式雷同的至少数万、十万以上的许许多多的人，是民族。
部落或国家打垮，灭掉敌对部落或国家后形成统治的人口更多、更大的国家社会，经长期统治，才可能使被打垮，灭掉的异部落部族或异国家民族的人，同化成与统治者同部族或同民族的人。
顺便指出，文明或国家社会的“氏族制度”或“宗法封建制度”，与部落社会之前的原始氏族公社的氏族是两码事。后者是母系氏族，而且整个氏族公社就是一个氏族，从而无从谈起与政治特权相联系的“氏族制度”或“宗法封建制度”。
原始农业是人类发展到部落社会后期的发明。原始农业相较于采集、狩猎和原始牧业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更重大的价值。适合于原始农业的自然条件更好的稀缺地域成为部落间争战、兼并，促成国家社会形成的重大诱因。在东亚乃至亚洲，甚至整个欧亚大陆，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土质松软的黄河中下游被称作中原的地域，加上与其相连的华北、华东部分地域约上百万平方公里的自然地理条件是适合史前和古代早、中期农业发展的相对最佳地区。本文将中原为中心，包括与其相连的华北、华东部分地域，称为中原地域。
与美索不达米亚、世界其它早期起源国家社会或文明的地域都不同的是：
适于史前和古代早、中期农业大面积发展的中原地域，其3000公里以内周边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状态，东边陆地尽头是大洋，其它是由里向外大体成逐次加大的适于史前和古代早、中期农业很大的自然丰度落差的地区。中原地域上百万平方公里无重大自然地理障碍分割、相对开阔。中原地域3000公里以内范围的其它史前和古代早、中期宜农地域，相对中原地域更差，而且被山脉江河分割，在史前和古代早、中期技术条件下，除发现的良渚和三星堆文明所在的长江下游和巴蜀地区外，是较中原宜农发展的开阔地域被自然地理障碍分割成碎块，交通极为困难，各其宜农碎块较之于中原非常狭小、闭塞，相互易守难攻的南部和西南，不利于较大的农业部落和初期的国家社会通过争战更早形成。更远的山脉江河阻碍难以逾越的东南亚地区类似于如此的自然地理状态，在古代的早、中期，也没有形成能与中原差者不多的较大的农业国家社会。另外是根本不适于大面积史前和古代早、中期农业发展的东北、现内蒙古、蒙古和更远的西北利亚。高寒的西部、西北、中亚亦然。现巴基斯坦和印度地区被喜马拉亚山脉阻隔。于是约1万年前发明原始农业后，中原地域相对更隹并且地理障碍分割较轻、从而相对最为广阔的发展史前农业具有的吸引力，吸引族源不同的部落进入中原地域就不走而相互争夺宜农自然丰度更好领地的角逐，加上由此加快形成的土生土长的部落，随着原始农业发展，相互之间的争战也趋于强化。中原地域成为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甚至欧亚大陆部落社团逾趋集中、人口密度逾趋更高，争战逾趋激烈，促使更多较大部落社会形成的地区。弱势部落被消灭、吞并，发展为辅以采集和狩猎业的半牧、半农，阶级分化趋于发展的更大的部落社会。它们之间更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促使5000年左右中原地域以农为主的最初的国家社会或文明形成。
中原地域，由此成为人类最早形成国家社会或文明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域由于地理形态相对开阔，军事上相对易攻难守，只有统治权力更能集中统一，更可能是由强人或由此形成的王主导，继而君主统治，并得具有更强扩张性和攻战能力的部落和国家，才有更大的机率在这一地域站稳脚跟，征服、吞并、消灭其它部落和国家，生存和发展。
在古代的早期，自然条件和地理状态就利于促使中原地域较世界其它地域通过争战更早形成人口百万以上的多个国家社会，利于促使多国争战形成一个国家统一中原地域的社会。由此发展出来的某种政治制度，更是使统治权力集中统一的中原统一国家的综合实力，对周边地域存在的国家据有压倒优势，在军事技术和地理障碍决定的范围内，形成被中原大一统帝国统治到文化形式广泛雷同、单一民族同化和发展就成为定势。也与此有很大关系的是，直到近代——指鸦片战争的1840年，在半径3000公里甚至更大范围以内，都没有形成人口、文明程度和综合实力，能与中原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相差不大的国家。
什么是国家？必须有、而且主要是，用人事权力统一的，中央设立至少数个以上的分工分权的的管理部门，纵向至少有三个层级以上的，包括暴力组织在内的，以武力和武力为后盾、为威慑，强制性统治社会的主权独立的专门的行政组织系统。以此估计，最初的文明或国家社会，直接统治的人口达十万左右。
战争促进更大的部落形成，俘虏、掠夺的人口成为奴隶或农奴，即至少在部落社会后期就有了奴隶和农奴。较小的部落发展成交大的部落，又发展成直接统治的人口至少5万以上的最初的国家社会。较小的国家社会通过战争兼并发展成为较大的有十几万、几十万人口以上的国家社会。
初期的国家社会，统治阶级多为奴隶主或农奴主阶级，统治阶级的统治使奴隶制和农奴制居于主导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奴隶和农奴一定得占国家社会人口的多数或奴隶和农奴制社会生产的产品一定得占社会生产产品的多数，而是因为统治者是奴隶主或农奴主，社会是由奴隶主或农奴主阶级统治。
内在的矛盾和外在的战争使对至少5万以上人口进行直接统治的社会，必须发展出进行统治的专门的组织体系，即专门的分成多部门和多层级进行统治的行政体系、官吏队伍和成规模建制千人以上的统一的常备武装力量，才能有更高的生存率。
对比部落社会更加庞大的10万以上人口的社会进行直接统治，下达和传达指示、命令，制定规矩，颁布法令，下级对上级的报告，管理人、财、物等信息的记载，为便于查考、审核、传承所有这些信息和知识的存储等的需要，不仅使表达意思的语言更加丰富发展和语言在更大范围上趋于统一，而且表达意思的统一语言符号——文字，应运而生地发明、发展起来。没有相当成度发展的文字，难以设想对十万以上人口社会的直接统治。
国家社会政治统治的中心必须有修建的城墙防卫，也成为手工业、商贸、文化的中心，即城市。初步的国家社会，政治统治中心的城市人口达上万以上。
行政性一元一统直接统治的、比部落社会更统一有序的更大得多的国家社会，有助于知识，技术的交流和发展。原始农业和青铜冶炼、制造的技术可能是部落社会后期出现的。以比部落社会更大得多，综合实力更强的多的国家社会，在更长的时间保持更为统一、稳定和更为有序的社会，更有利于农业发展成为主要的产业。以农为主的初期的国家社会，人口密度较游牧部落社会成数倍以上的增大。从而知识、技术（手工业方面的知识、技术）、艺术有了飞跃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文字被发明出来，过去没有的分化出来的知识阶层基于更广泛和更稳定、规范、更密切联系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促使早期的数学、自然科学、文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发展，及其基于包括国家之间在内的政治斗争促使政治和政治统治的思想、理论、方法、制度等的发展。
直接统治规制的统一有序的社会制度规范的社会关系相对部落社会更加稳定、范围更加广大和发展，农业土地面积增加、农业知识和技术的进步，金属工具的使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非农人口的比重有所增加，手工业发展。随着统治社会的中央权力的发展，各地方的各种势力的相互对抗、分隔和封闭在更大的地区被国家强制力及其威慑力趋于更大程度的打破和消除，非奴隶或农奴的至少同一等级的国民之间发生相互拥有自主权、自由权利和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关系，能得到起码有效的维护。
由于能实现相互交换自己没有而对方所有的不同效用稀缺物或财富的人难寻，得到统治当局维护的按时形成的交换集市解决了这一难题。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十多公里以内定期集市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专门为卖而买的商人出现，几十公里，数百公里的中、远程的，甚至能实现相互和平共处的国家之间和国家与部落之间的商品交换发展起来。
新石器时代大体就是部落时代。“1977年，夏鼐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七大区域，为多元发展的讨论奠定了基础。1981年，苏秉琦正式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系，认为其‘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1987年，严文明更明确指出，‘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每个地区为一‘元’，此即‘多样性’【引自乌有之乡 2024-09-05 李新伟：《“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的初步思考》】。”加上万年以来被毁掉没有发现和永远无法考证的，“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不同新石器文化区域应当比这更多。
专说的夏文明有4000年。现代发现的最早的中原文明遗址有超过4000年的，是否是夏朝的，无法定论。我看以后发现5000年甚至年代更久远的中原文明遗址也有可能。
照传说，夏文明500年后被商部落灭掉，发展成商文明。商朝总共发现4672个表示不同意思和谓指不同事物的文字，学者判识出其表示的意思和谓指的事物的已有1072个，还有其它文化遗物和遗址可考。500年后商文明又被周部落灭掉，发展成的周文明更然。
传说中的华夏就算不是部落，而是国家社会，当时中原约100万余万平方公里200多万人口，能够同化成夏民族的人口在其国家灭亡前最多二、三十万。直接统治的人口达二、三十万人口的国家，应当有像商那样发展程度或差者不多的文字，但迄今没有发现。被商部落灭掉，就分裂、解体、散混为商和其它部落的属民。经商和其它部落500多年反复部落战争兼并的分分合合，其后人至少大部已同化成商民族和其它部族。500年后称霸中原的商文明又被周部落灭掉，发展成周文明霸道中原的局面，又经西、东周600年反复的战争兼并的分分合合，早已灰飞烟灭。
就算是出自战国人的记载，距周初也有600年以上，无周朝的文字可考，所谓周初的分封是以姬姓为主体不可信。受封称臣可以，被打烂撤散重组的不可能占中原地域受封领主的多数，否则空降的姬姓王坐不稳，造周天子反的势力会大到颠覆周的地步。充其量数万人的周部落带领其它众多部落灭商发展成的周国家，没有这个实力将以中原为中心的数百个部落和小国的王或君主多数换成自已的宗室成员。
西周初估计中原地域约有400万人。西周初期其直辖领地的大部在现陕西不到4万平方公里的关中盆地，而且周初关中盆地很可能还不全都是它直辖的。西周初期可能是一个直接统治的人口——包括奴隶或农奴——20万人左右的国家社会，由于封建政治的习惯势力严重，中期直接统治的人口可能达40、50万，在中原地域它是超级霸主，被它封授爵位和封号的多族源的几百个治权自主的领主——部落和也许有3、5个直接统治的人口十万左右臣服它的小国，不是一个能在根本上对其它封授部落和国家进行直接统治的统一国家社会。西周的所谓封建制其实是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状态和格局，受封或实际上相当于受封的封建领主——部落或国家——称臣上贡，在军事和外交上对霸主国负有义务，但受封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自主统治，受封领主不由周天子任命，而是由本社团自主产生或本社团的王世袭；这个叫西周的封建国家，其实是中原这个霸国主导或霸道的，总人口和领地比西周直接统治的人口和领地多得多和大得多的，许多治权自主的部落和臣服的小国形成的众多治权自主的社团世界。
西欧出现中央集权的国家两三百年后都没有形成民族国家，法国形成民族国家是18世纪末大革命以后的事。人稀地广、交通通讯极为落后，语言文字落后、杂多不同的史前和古代初期，部族和民族，更是只能由长期根本有效的直接统治才可能同化形成。由于对封授部落和其它小国不存在周这个国家的直接统治，难以使超出其直接统治范围以外，使自主统治的族源各不相同的部落和小国的属民，同化成周民族。
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商和如果有传说的公元前16世纪的夏，中原地域的政治状态和革局，更可能与西周类似，甚至不如西周。
公元前771的动乱，周王丧失了陕西的领地，被迫迁都到当时的陪都洛邑。周王的收入由此锐减3分之2。作为王的左右卿士掌握了王室的政治大权。失去了主要领地的周天子的实力大削，存在了200多年的中原霸国西周灭亡，东周，即历时近300年的春秋开始。
从西周初的几百个治权自主的社团，由它们之间弱肉强食的争战兼并，减到东周开始的一百几十个，到东周末兼并成十几、二十多个不同族源的治权独立国家，弱肉强食使部落和小国不断减少表明，依周天子制定的规矩规范的各其自主统治的部落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在西周的中期就不断弱化，到东周开始时就形同虚设。
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历时254年被称为战国的战国初期有二十多个国。除战国七雄外，还有越国、巴国、蜀国、宋国、中山国、鲁国等大国，小国还有郑国、卫国、滕国、邹国、费国等。较大的国，都是封建国家，不过，与西周有所不同，君主直接统治的地区和人口占该封建国家的比重有很大的提高，否则必亡。受封领主大多都是君主的宗室成员，使用同一种文字、尽管封建国家中的封建领主仍是世袭或自主产生，君主对其封授的领主具有剥夺其王位的实力和威慑力，并干预领主的治权，领主统治的有些规矩必须依君主制定的办。由于各受封领主领地和人口的总和超过君主的直统地，君主直辖地实行的是贵族官僚制，领主贵族势力对君权的制约仍相当大，君主剥夺领主王权是非常手段，领主对其领地的治权仍然相当大程度自主。不过已不是如西周那样的由直辖的领土和人口很少的一个霸主国霸道的各受封社团自主统治的封建领主世界，而是君主对其封授的领主具有相当大的支配权，其依托的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集权制统治的人口所占比重已经相当大，从而有很大的政治重心和实力统率各领主的封建制国家。
战国时代中期，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中央集权政治进一步发展、但封建政治仍严重的百万人口以上大国争战时期。由于数千年族源不同的许多部落反复的兼并，不知有多少部族消亡而同化成了其它更大、存在时间足够长的部落的部族或国家的民族，包括秦和秦统一的六国的主体民族，是在此基础上的再争战、兼并和长期的直接统治同化形成。这七个大国直接和非直接统治的，还有不少其它没有同化的部族和民族。
中原地域外的纵深广大地区，或由山脉、江河障碍分割，或由其它自然条件不宜古代早期技术条件的大面积农业发展，在古代早、中期，只能发展出采集、狩猎业、牧业和农业并举的，或半牧半农，甚至就是以牧为主的部落和落后的寡民小国，战国时期，已没有实力大纵深进犯、征服中原地域形成的相对更强大得多的国家。
战争规模更大的战国后期是促使各国实行革除贵族世袭官僚制和封建贵族领主政治，推行和发展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集权专制政治和平民官僚制的改革，从而消除领主奴隶、农奴制，向隶民制非封建国家演进加快发展的时期。但千年形成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根深蒂固，传统势力和各国封建贵族领主势力强大，只有封建贵族领主势力相对较弱，现陕西省关中盆地近4万平方公里的地理状态更有利于消除领主制及其势力，加之改革力度较大，秦推行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集权专治政治和平民官僚制的改革搞的更好。这是秦能统一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
秦统一中原以前，周边较近有利可图的西南蜀地和东南长江中下游的部落和国家大体上已被卷入以中原为中心的战国区域。已经比周边地区发展和锤炼得更强大的这个区域的国家相互争战、牵制，无力也无心向相对更贫困的多和难于成片统治的这个区域外扩张。秦统一六国后以中原为中心的以秦制一统天下的各朝代，向中原地域周边尽是发展程度落后的部落和寡民小国的南方和西南有利可图的扩张——中原这两个方面的纵深地域，在古代的早、中期，一直没有形成对中原有大的掠杀袭扰力的部落或国家，和为拒游牧部落和国家严重掠杀袭扰而向西北、北部、东北的扩张，就成为可能和必须。
秦统一六国成空前大帝国，中原人口可能约2千万，是8个世纪前周初中原人口的5倍，包括其统治的中原以外约为中原地域面积约2倍多地区的人口，约有2千5百万以上。
根据军功授爵，搞爵位等级制度，据此分配、占有田产、拥有或享有某些特权，但不是种姓或宗法血缘贵族制。户籍和类似于现代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用来管理治安、赋税、控制劳动人口。由中央行政一统统治社会最基层的这种组织制度开始于秦。
统一六国后，皇帝之下的中央进一步分割权力，设几个权力并例的官员，并使之相互制约。中枢设相、太尉、御史大夫。一人或两人的丞相掌政事。政军分治，太尉掌管軍事，而且不常置。御史大夫执掌奏章，下达皇帝召令，监察百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又分工和分割权力，没置九卿。
中央直犗的地方官—— 郡守，掌一郡政务;郡尉，辅佐郡守，掌管全郡军事;郡监，掌监察工作。郡以下的县类似。
秦统一六国，很大程度上是招降纳叛，虽废除封建领主制，但六国的封建贵族豪强相当大程度保留下来。这也是秦能用不到10年就能灭六国的原因之一。从而土地问题、两极分化和奴隶、农奴制依然严重。这些也是秦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之秦始皇突死，中枢权力制度、皇帝继位制度有缺陷，过度搞劳命伤财大工程等综合原因导致秦朝短命。
与统一六国的秦大不相同，由于农民起义和战乱，代表奴隶、农奴主贵族阶级、大搞封建政治的项羽势力在战乱中被打垮，旧封建贵族阶级遭到毁灭性打击，西汉前期，奴隶、农奴大大减少，隶民大大增多，作为隶民的自耕农占绝大多数。这是根本承袭秦开启的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中央集权专治的帝制和统一文字（本文称之为秦制或秦式帝国）的西汉前期能很快稳固并兴旺的最重要原因。
尽管秦这个空前未有的统一大帝国，仅存在了14年，很快由战乱遭致灭亡，但经根本继承袭秦制的西、东汉近400年长期统治，初步同化形成汉族——尽管西汉与东汉之间有六神无主的19年战乱。
秦以后的统一秦式帝国的早期，秦制中央皇权政治势力一般居压倒优势，由于奴隶制和农奴制导致隶民减少，侵蚀中央皇权的人口和税赋基础，中央皇权必须尽力克制，加之奴隶、农奴、农民起义和天下大乱，旧贵族、官僚、豪强地主阶级遭到毁灭性打击，隶民和自耕农占人口的大多数甚至绝对多数，中期土地集聚到皇亲、国戚、贵族、官僚、豪强地主阶级，是奴役性租佃制生产关系占主要，但奴隶和农奴人口，在秦以后的秦制中华各统一帝国社会人口的比重总趋势是减小。
西汉中、后期奴隶制、农奴制人口又重新严重，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和最大的奴隶主。西汉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和奴隶大量使用，土族官僚豪强成为政治上不可抑制的势力。东汉亦然。隋、唐隶民比重比此前显著增加。尽管两宋农奴、奴隶制也相当严重，但到宋、明隶民的比重大为增加。但宋、明之间的元朝除外。清朝早期有所反复，但以后也趋于隶民占主要。
西汉承袭秦的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集权专治和官僚制不力，很大程度重搞封建制，封异姓王，是传统习惯势力加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力量对比关系决定，还与秦朝短命有关。封了9个王，以郡数算，分封给9个王的封建领地有三分之二，汉直接统治的领地仅占郡数的三分之一。但皇权郡县制直轄的人口和地区比任何一个封建王要多得多，大得多，因此实力也强的多，而且开国皇帝刘邦在世，几年以后能灭异姓王。但重封了9个同姓王，诸王多是幼童。四十多年后不得不削藩平同姓王的七国之乱。以后皇子虽仍封国称王，但在封地上没有治权，是封建地主，不是封建领主。
另外按军功还封有143人为候，大候食1万户，小候食5、6百户。叫食邑，其实是将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农民一并封授，受封者在其所封授的土地上建立庄园，农民连同土地一起被封授，是受封者的农奴，实际上是封建农奴庄园主。但这些封建农奴庄园主受皇帝任命的当地郡、县官员按皇帝制定的规矩统治，即是由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集权专治统治之下的封建农奴庄园主。封建农奴庄园主，有的还有私人武装，更不要说豪强庄主了，与现代国民党统治时期类似，当然更严重的多。封授土地和豪强庄主所在地区的社会治权掌握在朝廷任命的国家官吏手里，由朝廷行政一统地统治，有武装的封建农奴庄园主和豪强庄主一般得服从朝廷的统治，否则将遭到殊灭。
封建领主势力和豪强庄主势力仍相当严重，由于碎片化，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中央集权专治政治居压倒优势。
贵族官僚制向平民官僚制为主或为基本的改革、演变是一个两千多年反复曲折的发展过程。汉武帝前，丞相又重用列侯贵族。汉武帝用没有政治根基和与贵族势力没有什么联系的贫士作丞相，独尊儒术， 必须是儒生，才能做官并升迁，当时的贵族少有是儒生的，有利于强化皇权的集权专治。
独尊儒术确立了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不同的政教合一统治的文明。而且儒教不是神教，是俗教，不象欧洲意识形态文化统治的神教由敎会掌握，上帝在法理上当然得临驾于君王之上。俗教不是神，不能临驾于天子皇帝的权威之上。
从西汉汉武帝开始官僚的儒士化，由于重用皇亲、国戚、贵族的习惯势力，对地方官僚也"无为而治"，使得官僚势力到中、后期贵族化和拥权坐大。
西汉国土面积最多时扩展到6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千万，但绝大多数集中于中原地域。由于前述所述的原因，在古代早期，中原以外的人口十分稀少，就是到中期，人口总量也比中原少很多。
西汉未期农民起义——其实是奴隶、农奴起义——就不断发生。但都被朝廷镇压。
王莽篡位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王莽改革导致根本性混乱，行施比汉更残酷的统治，包括被夺了统治权力的旧统治阶级在内的全国性大起义暴发。
为了生存而造反的农民起义遍布全国。但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相互没有联络，缺乏组织。封建贵族地主和豪强庄主拉起的造反队伍组织较强。于是天下大乱，各路各方的造反力量发展壮大。王莽的军队大败后，新朝统治层也大分裂。割据称雄，争夺混战，烧杀掳掠。刘秀军也是各方势力聚合起来的，但其各邦头领太学生、封建贵族地主和豪强庄主居多，相对更能有组织一些，因此最后胜出。
东汉吸取西汉教训，不设丞相，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权力，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以强化皇权。但东汉一开始封建贵族和豪强势力就相当严重。汉光武帝刘秀封功臣365人，封外戚45人， 与宗室王侯合成一个贵族豪强官僚集团，朝廷用人主要从这个集团选取。只不过豪强碎片化，加上“举孝廉”的察举制的官制，没有大的割据势力，秦制政治仍占统治地位。
士的原来含义是儒生。从士或儒生中选官，就是从有产阶级、特别是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子弟中选官，裙带关系发展，不知官僚贵族化的有害、异地坐官和官僚交流制的必须，“举孝廉”的官制势必弄成贵族官僚士大夫化，发展成贵族官僚士大夫门阀势力。贵族官僚士大夫门阀势力，加速土地集聚为贵族官僚士大夫的庄园，加速隶民转变为这种庄园的奴隶或农奴，皇权赋税劳役的基础被侵蚀，成为不可控制的贵族官僚士大夫豪强势力甚至军阀割据势力。
西汉后期极为严重的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由于农民大起义和战乱到东汉而有相当程度的缓解，尽管不到20年的天下大乱人口减到大约3千5百万。但除了东汉初期外，贵族化、士族化的官僚豪强庄主势力严重的东汉王朝土地很快集聚于贵族官僚士族豪强手里，到后期，成为不可控制的贵族官僚士大夫豪强势力甚至军阀割据势。西汉未的奴隶起义和战乱，使奴隶制已无利可图，于是奴隶制被迫改变成农奴制，但东汉中、后期又重新严重，与西汉后期一样，到后期，是奴隶制和农奴制占主要的社会。
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4年后被镇压，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军阀势力发展起来。所谓士族，已是集贵族、官僚、庄主或地主、儒生、豪强甚至军阀为一体。
从东汉末讨伐董卓的公元190年到隋统一中国的公元588年，历时398年，其间，只有重搞封建制的西晋统一时间21年，并由此导致分裂战乱达377年。包括东汉初和末期乘虚、乱以部落社团而入的异族，西晋进一步分裂大乱之后在中原的“五胡乱华”的杀戮和残酷统治在内的分裂战乱，使这近4百年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从东汉最多时的6千多万，减少3分之2有多，为2千万。而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六国的540余年的总趋势是人口增加。可见这近4百年天下大乱的程度比战国时期更严重的多。
2千万人口算60%汉族也有1200万，尽管因“五胡乱华”算一半逃迁到长江以南，汉族对任何一个进入中原的异族部落或寡民小国的人口——指该国统治者所属的族人——是绝对多数，还因这些大多自东汉末期乘虚和动乱内迁中原，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落后的各种胡人部族在“五胡乱华”之前有的经100多年、多则200余年已有所汉化，并有汉族秦制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可借，隋、唐得以用秦制国家模式再统一以中原为中心的社会。因此，“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是隋统一前的分裂战乱377年，加唐统一前的隋、唐之间战乱的8年，总计385的分裂战乱，和隋和唐得以用秦制国家模式再统一以中原为中心的社会，统治总计约300年——包括唐安史之乱后一度又相对稳定的几十年——左右的时间，使在近400年分裂战乱中深入中原，在战乱中被灭和被隋、唐所灭的异族部落和异族寡民小国的部族和民族被大体汉化。没有被汉化的大多被逐出中原和中原的边缘地区。
这是西方人无文字可考、主要凭传说所写的古罗马帝国不能比拟的。航海技术极为落后的公元初期的1、2百年——照《欧洲史》的描述罗马帝国的版图是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时就基本形成，纵使能沿3千多公里长、一般宽度500公里以上的地中海建立据此书说最多时人口达7千万、疆域面积350百万平方公里的古罗马帝国，依他们的描述看来，显然并不是行政一统的国家社会，即不是罗马帝国中央一元行政一统的官僚体系对帝国社会进行直接统治，而是罗马帝国中央政府派员派军队驻守、征税，由各地方土著上层统治者各其自行统治。所谓的罗马帝国，绝大部分地区和人口，是中央政府非行政一统直接统治。即罗马帝国对绝大部分地区和人口的统治，其实比中原地域西周的封建制社会除了有些地方派员驻军征税外强不了多少。被称为罗马帝国公民的人口仅限于只占罗马帝国面积40分之1不到的意大利半岛上那8万平方公里面积内的估计顶多数百万。罗马帝国后期因极端腐败、换散，财政亏空，统治阶级上层派斗、军队哗变、国家分裂，被奴隶起义、天下大乱和许多互不相属的部落侵占分解而亡，罗马民族人口锐减加意识形态文化退化到无法再以罗马民族为主体——照此书所说10世纪的欧洲人口减灭到约400万，并且也没有行政一统的政治制度依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可借，从而无法在数百年后，罗马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根本消亡之前，得以有机会恢复成国家社会。事实是罗马帝国灭亡1000多年后的15世纪才开始在西班牙那个地方形成与罗马政治模式有别，也与罗马民族无关的初步君主中央集权的国家。造成的结果是欧洲1000余年中世纪不能形成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社会、层层封建政治的格局。
从西、东汉中、后期开始，凭门阀高低做官，官僚势力坐大、贵族化，甚至世袭化。这势必使郡县制行政一统的君主集权专治严重蜕变成变象的封建领主制。三国的魏，及以后的晋、东晋、南朝，官僚贵族化、儒士化、门第化、门阀化、世袭化、豪强化趋于更甚，当然奴隶和农奴占人口的比重也更甚。
为克制这一削弱中央皇权的蜕变趋势，从隋朝开绐，实行科举制。本地人不能任本地县及县以上官长也是隋朝开始。但短命的隋没有坚持下来。
隋炀帝时有人口4600万，其中长江流域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到此时长江流域才成为人口、经济和税赋的较为重要地域。隋朝修通大运河以后，这个中华文明发展为人口、经济和税赋，以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更广大地域为重心。本文以下说的中华，是比本文所说的中原范围更大，以中原为中心用秦制统一起来的广大地区。
唐太宗631年想搞宗族的封建制，公元637年令皇弟、皇子21人任州刺使，都由子孙世袭。在众大臣的反对下，到639年唐太宗只好下诏停止世袭刺使制。
秦制的中枢权力结构，朝廷的决策机构与行政机构逐渐分立。尚书省、中书省及门下省依序独立出来，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变成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唐实行多宰相制。权力中枢的皇权得以加强。
唐朝的科举制度主要是士族官僚等级科举制度，但中央对士族做官有了用科举制的选择权，比“举孝廉”的官制弄成的贵族官僚士大夫门阀化要轻一些。平民科举制仅是开始，不占主要地位。尽管异地做官的制度使地方官与豪强势力相钩结或结合的现象有所削弱，加上官僚贵族化显著减轻，但士族官僚豪强势力仍然较严重。
唐相当程度的官僚贵族化，唐宗室的王被重用于坐地方官。李隆基当了皇帝后，怕这些王犯事篡位，将诸王禁闭由宦官监视起来。甚至对其立的太子也不放心，也由宦官监视起来。宦官其实是一种奴隶，而且无宗室，用起来放心。启用宦官为三品将军，掌握禁卫军。到了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在宦官手中，形成了宦官掌权的局面。
根本承袭秦制的唐朝，人口接近于恢复到汉朝的高峰，并进一步加深民族同化，使周期律后根本承袭秦制的以中原为中心，汉族占绝对多数趋势的新的统一国家社会得以延续作用重大。
边防军政合一的重臣安史之乱后，唐就进入宦官、世袭军阀政治时期，只不过还未天下大乱。宦官之间、宦官与朝官、形成朋党的朝官之间的矛盾使唐中枢权力更加腐朽。820年宦官杀唐宪宗，立唐穆宗继位。从此，形成宦官杀、废、挟天子专权的局面。
唐称帝到统一天下用时8年，统一开始的公元626年到安使之乱的公元755年，统一和稳定时间129年。中央政治腐朽、军阀政治和分裂战乱共160年，占唐朝全部时间的55%。这可能是秦制有所发展的唐人口最多时也只是相当于700多年前汉朝的原因。
唐未借镇压农民民起义形成的割据势力和军阀混战不仅比安使之乱后的割据战乱更严重，而且比东汉未年的更为严重。唐末期的天下大乱27年，继后形成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历时53年，总计分裂战乱80多年。东晋以后长江以北的黄河流域是少数民族割据。唐未和其亡以后的分裂动乱，中原这一区域仍然是如此。唐宋之间是中国历史上时间第二长的分裂战乱，大大短于第一次的近4百年，但人口却减灭40%有多。剩下的人口有约3500万，由于汉化程度提高，汉族人口估计约约2千5百万。
宋、明秦制有了重大改进和发展。
宋宗室亲王做官制大为收敛，多宰相制宰相权力进一步削弱和加以制约，实行内阁制，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平民科举选官制取代凭门阀高低的贵族化官僚子弟科举选官制成为主要的选官制度从宋开始，士族制度在北宋也随之被废除。加上异地做官和官僚交流制，更加严格的政军分治和对高级军官的交流、监管，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不顺从或有碍皇权一统，威胁皇权的县以上贵族化的大的官僚豪强势力大为削弱，军阀政治基本消除。秦汉一直到唐朝大量存在的官僚士族豪强地主庄园经济，被奴役性的租佃制取代，从而奴隶制、农奴制大为减轻，隶民比重大为提高。所有这些改进，是其经济比唐及以前各朝代空前繁荣、人口达到空前的1.2亿有多的主要原因。此时，如果汉族人口占80%，也有近1亿。
北、南宋时期，三百余年，中华大地的北方是辽、金，西是西夏，还有唐朝时分裂瓦解的吐蕃的众多部落，西南有族源杂多的大理、南越，包括各方面未能形成国家的许多部落。
宋朝除严加节制边关驻守的将领外，高级军官平时与军队分离不能统军，防范、节制统军将领过度，军制腐朽，尽管养得起数量庞大的军队，加上中后期的腐败、两极分化，国库严重亏空，抵抗落后寡民小国进犯的军事能力孱弱，当然更谈不上扩张了。尽管贵族化的官僚豪强势力相较以前朝代的大为削弱，军阀政治根本消除，但吏治无为，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官僚机构腐败更甚，两极分化、财政严重亏空不可避免，这是根本承袭秦制、而且秦制有如上重大发展，经济空前繁荣、人口达到空前1.2亿有多的北宋，还有南宋，成为被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落后的寡民小国渔肉、吞并对象而亡的主因。
儒教经朱熹进一步加工，成为中国官僚私产统治阶级君主集权专治政治更加器重的意识形态统治工具，配之于平民科举选官制度的发展，较之于此前，更加严重地奴化、愚化和禁固国民的思想。
蒙古人的直系祖先是鞑靼人。鞑靼人是唐朝人对于蒙古高原黄种人的诸狩猎、游牧部落人的泛称。在铁木真建立国家之前 大漠南北草原鞑靼人各部落和部落联盟各自独立，相互争战、兼并，一直没有形成国家。铁木真在其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后，在争战过程中，很快被他征服、吞并、改造成行政一统的本部人口达10万以上，以封建领主制建成总计口可能达50万人——包括奴隶——以上的封建制的奴隶制国家，那时他不到50岁。公元1227年7月死——活了65岁——时，即又过了十余年，他本部的人口可能达30万，这个封建国家的总人口可能达两、三百万。他死后33年他创建的封建制、奴隶制国家分裂。分裂解体前这个封建制的奴隶制——包括占绝大多数的异族人口——国家可能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从成吉思汗建立的封建领主制国家分裂出来的忽必烈部公元1260年称帝，建元"中统"， 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
这个称帝时也是封建制的奴隶制国家的本族人口充其量有三、四十万、包括其异族人口高估两百多三百万的元朝，随后南侵，于1279年灭南宋。
战乱造成宋朝人口锐减到最多时的一半，汉族人口估计也还有5000万。加之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落后，这是元朝一统中华不得不对汉族上层统治阶级搞统一战线，用汉族上层统治阶级部分成员做官、大体上让归顺的有实力的汉族豪强领主保持其对原来汉族农民的奴役关系，加以利用和减少反对面，并用汉族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统治工具——儒教，和儒教科举制度来收买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尽管范围很有限，推崇孔子，来进行统治。
元朝在中原大部地区实行的是两种程度相当的政治制度，郡县制和封建制。在郡县内实行封建地主制。允许自金末战乱以来大小军阀世侯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实际统治权，这与封建领主制没有根本区别。元朝皇帝或大汗，随农田上的汉人，像奴隶一样赏赐给皇亲、国戚、王公、贵族和功臣。蒙古官员大多数世袭，世袭贵族地方首长，如州、郡、县长，所辖州、郡、县，就是他的采邑，广大下层汉人则是他的农奴。加上至少在中原外的以北、东北、西北和以西广大地域，本来就实行的是封建领主政治，西南一些部落或少数民族地区亦然。因此是自秦以来统一朝代封建政治最严重的朝代，从而农奴制和奴隶制也很严重。
使以中原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倒退的元朝，与其说是一统中华、不如说是霸统中华。
战争掠夺是成吉思汗游牧奴隶制封建国家的一种生产方式。因此，元朝初期，靠横征暴敛支撑对外年年用兵，继续向外征战扩张，但，不断遭到失败。中期皇位继承混乱、政变频繁，吏治腐败，土地更多集聚到元朝贵族官僚领主和封建贵族地主手里，实际上被统治阶级分成四个等级的各族下层人民，尤其是人数占绝大多数的第三等级的下层汉人和第四等级的下层南人——南宋境内各族，遭到残酷压迫和剥削更甚。后期统治阶级更加腐败、涣散、混乱，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农民——其实是农奴和奴隶——为死里求生，不得不造反起义。
这即所谓“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元朝疆域空前广大，一千几百万平方公里，还有更多的说法，人口最多时却只有7000万。
公元1368年，靠农民造反起家的朱元璋建立明朝，攻占元朝京城北平。存在了不到100年、统霸中华的时间只有72年的元朝统治被推翻，元廷被赶出中原、败逃到漠北。
从元未公元1351年红布军起义到明基本统一中国的公元1381年，天下大乱30年，人口减少约30%。
为了强化君主集权专治统一、确保帝位由子孙世袭，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大肆杀戮开国功臣及其家族和亲随，消灭和抑制重臣，为此取消了宰相制。宋朝儒教平民科举选官、异地做官、官僚交流、政军分治、对高级军官的节制等制度得到继承、发展。地方势力坐大，贵族官僚豪强、特别是军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遏制。
但朱元璋愚蠢地分封了一批在北部边境的宗室藩王。他死后，其孙继皇帝位为巩固皇权而削藩，逼使藩王朱棣“靖难之役”篡位，随即朱棣将这些宗室封建领主改革成了封建地主，基本上废止了汉族地区的封建制。
顺便指出，汉族地区以外的封建制，至少一直持续到1949年之前被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所灭的民国。如云、贵、川的土司制，实际上就是封建制。更无需说西藏、青海、内蒙、外蒙等民族地区了。所以，在民国之前的秦制政治统治，主要是在汉人地区实行。这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前，汉族人口占90%以上，但仍有多达几十个民族的主要原因。
朱元璋为了遏制官僚腐败这个秦制历朝灭亡的祸根，反腐无所不用其极，但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官僚地主私产统治阶级君主集权专治的国家必然会亡于那个由腐败导致的周期律。
皇帝繁衍的子孙是最大的寄生集团，供给占全国财政收入三分之一以上，加上他们占有的土地和剥削土地占的农民。明朝官员俸禄不高，但官绅有根据等级限额免赋税的特权，到中、后期限额等于虚设。随着土地集聚到宗室贵族和官僚地主和豪强地主手里，平民地主、商人把土地和资产挂靠到官僚名下，官僚与豪强地主和商人勾结，隐瞒其地产和剥削的人口，税赋愈趋转嫁到土地越来越少的穷人头上。层层贪腐、鱼肉百姓，后期统治阶级派斗、财政收支、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全都恶化，亡于农民造反起义。
明初人口不到5000万，最多时人口超1.5亿，汉族人口估计占80%以上。
满族国家社会是由大兴安岭、黑龙江一带女真狩猎、游牧部落演化、发展而来。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包括奴隶在内的人口四、五十万。准确地说，后金之前女真各部落或部落联盟，不是由明朝直接统治，而是以武力或武力为后盾为威慑使之臣服于明朝，封授官职，封授官职的女真各社团的头人自行产生，各其统治权自主。
建立后金，努尔哈赤的八旗是中坚力量。八旗实际上是封建领主制的兵民合一的社团。被称作贝勒的八旗各旗领主是努尔哈赤宗室成员，受封世袭，治权自主，但受努尔哈赤指挥。旗中非奴隶的成员其实是努尔哈赤和旗主——贝勒——的隶民、私产，自备武器、马匹、口稂从军和服无偿劳役，可任意偿赐给部属。这些成员在掠夺战争中可据战功分得奴隶成为奴隶主。掠夺是后金的生产方式之一。后金是以八旗为中坚力量的封建制的奴隶制人口小国，类似于13世纪初蒙古高原铁木真建立的封建奴隶制国家。
后金建立后，公然以明朝为敌，多次入侵已进入朝代后期，严重腐败、涣散、统治阶级派斗的明朝中原地区，大肆进行掠杀，并多次打败进剿的明军，很快扩张发展，大体控制了关外。
努尔哈赤死，权力斗争后由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前后废了八旗中三大旗贝勒的职位，对这三大旗的头实行任命制，即对八旗中的三大旗废除了封建领主制，这三大旗由皇太极行政一统统治，形成其统领后金的重心。
1635年改族名为"满洲" 。征服、瓦解、收编漠南蒙古各部落于后金国后，1636年在盛京即沈阳开大会，16个部落、49个封建领主尊奉皇太极为可汗，囯号大清。
皇太极时，贝加尔湖以东、东南的狩猎、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也以封建制的方式归附、臣服于大清。大清仍是封建制、奴隶制的以游牧为主的国家，尽管在夺取的关外汉地上有由其治下的汉民——多成为农奴——从事农业，但没有成为占主要的产业。
后金和由其发展而成的大清，1627至1638年，11年5次规模越来越大地进犯、攻掠明朝，虏掠人口80万有多，财富无数。
随后建立的蒙古八旗和汉八旗也是皇太极亲掌，君权独大，行政一统君主集权专治国家已见雏形，但封建制及其势力仍严重，由满族亲贵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权力中心。大清还不是行政一统君主集权专治政治的国家，但国家权力已较为集中于可汗。
入关前半年，皇太极死，发生诸王皇位争斗，结果终于避免了分裂，达成妥协，由皇太极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为帝。
清朝招降纳叛，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大败攻占北京城、推翻明朝的已严重腐败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于1644年6月6日进北京城。1644年10月30日福临即皇帝位。
入侵中原的满清八旗及其官兵大肆掠杀、圈地，强掳汉人为奴，将耕地变成牧场，不过没有像元朝那样随农田上的汉人，像奴隶一样由中央皇权赏赐给皇亲、国戚、王公、贵族和功臣。而且进京3年后，即1647年，下令停止圈地。
1651年，慑政王多尔衮死，福临13-14岁亲政，无权威。又发生旗主之间的权力争斗。这样从1644年到康熙皇帝把鳌拜搞掉的1669年至少有25年，由于权力中枢君权弱化，清朝统治较为涣散，各旗及其官兵圈地，置汉民为奴或农奴无法制止。不仅激起反清民运难以抑制，破坏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而且清朝满族贵族官僚有拥权坐大、八旗有发展成领主割据的趋势。
康熙把鳌拜搞掉后，加强吏治，惩治贪腐，发展生产，皇权逐步强化，以镇压了“三藩之乱”增强的皇权威慑力和决心，才加快了停止圈地、克服对汉民的奴隶和农奴化。用了半个世纪，即到康熙中期才根本遏制并转而趋于消减对汉族人民实行的奴隶化和农奴化。
而用汉人儒士做官，特别是做地方官，配以军政分治、行政任命制和交流制的推行，有效抑制和消除满族贵族官僚拥权坐大、军事性组织八旗的领主化、军阀化。
直到康熙王朝“议政王大臣会议”都是权力中心。在康熙打下的政治基础上，康熙设立非正式、没有定制和常设官员的“南书房”，继位的雍正帝设立类似的“军机处”，使“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遂微。
至此，用时大约100年，从汉人统治阶级学来的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集权专治政治基本形成，而且进一步发展。
至于用儒教来进行意识形态文化统治和儒教科举选官制度，则是清朝大力所为，而不像元朝那样很有限范围的免强行之。当然，意识形态文化专治，文字狱少不了。
清朝能避免元朝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倒退、霸统中华的混乱政治局面，能一统汉人占绝对多数的中华不亚于明朝，甚至某种程度上更强，与上述所说关系重大。
清初人口较明人口高峰时减少40%有多，约9000万。乾隆末年突破三亿，到1851年增长到4.3亿。镇压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捻军战争, 陕甘回族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到1874年, 减少到3.6亿。到1910辛亥革命前恢复到4.3亿，人口是明朝的两倍半有多。
宋、明、清，外戚专权已绝，唐及以前各大朝代的宦官干政甚至专权现像也趋于减轻，到清朝宦官干政基本杜绝。清朝后期镇压太平天国后，皇帝突亡，母后借镇压太平天国形成的军政合一的多个相互节制的汉人地方官僚势力，得以实现母后专权，并到清亡之前都须以此来防范、制约满清皇族、贵族势力对其的威胁和潜在威胁，酿成军阀政治在辛亥革命后重演。但 宋、明、清各朝代灭亡之前都基本上没有出现军阀政治。
反复长期的动乱分裂，在易攻难守的中原地域用秦制实现再统一，这个中央帝国的实力一般就不是中原周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落后的寡民小国能匹敌的，还是以汉族占绝对数依托中原地域人、财、物资源，在中华的地域上统一成以汉族占绝对多数的多民族的大帝国并趋于将落后寡民小国的少数民族汉化——其实许多都是部落的部族。由一个异族统治近百年的元朝和统治时间两百几十年的清朝，因为其族人相对汉人太少，原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落后，周期律后的结果也同样如此。在中原地域反复的分裂战乱用秦制再统一后，中原地域周边此前扩张的地区因此也易于重新收复并因异族统治被推翻而扩展，直至扩展到受国力、自然地理和军事技术限制反复遭到失败而有害无利的地步。
自然条件和地理状态使中国周边在近代即鸦片战争之前，至少在距中原地域以外直线距离3000公里范围以内，没有、也无法形成民族化的较大的农耕国家社会，在更远的西亚、中东地区纵使出现较大的农耕大国，在当时技术条件下也很难足够规模地逾越几千公里自然地理障碍乘乱征服、侵占中原地域。如果中原地域的周边地区能形成与当时的中原地域国家相差不大的多个农耕国家，战国时代的结局就会不同。纵使有用秦制大帝国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地域出现，并有机会和时间初步同化成数量庞大的汉族，特别是发生在唐代以前汉族早期发展阶段，周期律导致近四百年的分裂战乱，甚至在唐——宋，宋——明和明以后汉族占绝对多数的战乱时期，被人口数量差者不是很大的域外农耕民族国家征服统治，而不是被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落后的人口寡民小国蒙、满征服统治，恐难设想还有现在的以汉族占绝对多数的中华文明存在。
即一个是所处的自然地理状态，一个是秦开创的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集权专治政治和统一文字直到清朝的承袭和发展，加上近、现代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趋于激烈的对抗性矛盾争斗和战争，还得加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而且帮助中国成立了马列主义的列宁式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共产生了毛泽东领袖，还得再加上经济非常落后、政治状况是军阀性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指国家统治体系的官僚利用权力成为私产资本家——统治，和“二战”后崛起强大的苏联的存在，等，是人类最庞大的汉族占绝对多数的中华文明从秦汉初步形成后，能延续到现代并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崭新文明形态，有可能得以在人类世界空前崛起并有可能改变世界的一系例原因，而不是作为结果的汉族传统文化。
秦制不管怎样改革和发展，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统治阶阶越来越腐败、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占人口极少数的皇亲、国戚、官僚、恶霸地主——本文以下将其统称为官僚地主阶级——手里，这两个必然趋势不可改变。历朝的两极分化，主要不是由商品交换关系造成，主要是由统治权力、暴力和以此为后盾为威慑的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甚至暴力掠夺造成。一方面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官僚地主阶级手里，它方面是官僚地主阶级将国家的赋税转嫁给农民，在官僚地主阶级私人的土地以外耕种的农民及其土地越来越少，承担不起因官僚政治体系层层贪污中饱加赋税转嫁而变得越来越沉重的国家赋税。完不成赋税就要遭到官府的严励惩处，有的被迫成了官僚地主的庇荫户，实际是农奴甚至奴隶，有的被迫成了流民。
中华各统一王朝后期，不仅无力对外扩张，连抵抗落后寡民小国的侵犯都无能为力，就是由政治腐败、两极严重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统治阶级派斗分裂、社会动乱、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所造成。农民唯有暴动起义才能死里求生，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官僚地主阶级统治的天下大乱。私产（指生产资料）统治阶级集权专制政治的国家，最终都免不了那个周期律。
宋、明周期律表现为与汉、唐大不相同。军阀割据战乱基本消除，但由腐败造成的中枢矛盾派斗、财政严重亏空、中央皇权衰败、两极分化，使得农民起义的烈火无法扑灭——宋朝还没有发展到加此程度时，就亡于落后寡民小国的铁蹄。
清朝还没有到那个周期律的最后阶段就灭亡了。
清朝是满族贵族统治阶级与汉族官僚地主组成统一战线对各族人民的残酷统治。这个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和中坚的统治阶阶统治的清朝临亡前，其权威已经大损。被资本主义列强反复打败、用很少的兵力就两度攻占京城，卖国苟生、割地赔款，不仅汉人的以地主为主体的有产阶级，而且正在军阀化的汉人官僚地主阶级对朝庭的不满和离心倾向已经相当严重。
朝庭不得不答应搞的立宪改革形成的运动加重了这一趋势的发展。重要的是，此时清朝的军事实权由于满族贵族化的八旗军队已经严重腐败到根本丧失了战斗力，经过自镇压太平天国以后的各种原因的长期发展，绝大程度已经由正在军阀化的汉人官僚地主阶级所掌握，只不过还缺乏一个足够重要的契机和能利用的形势促使相互节制的他们聚合起来打清廷的翻天印罢了。
满汉统治阶级潜在发展着的矛盾，使已成为反清干柴堆的中国，只需够大但又不会根本触犯汉人官僚地主阶级的一把火，就能引爆导致清朝灭亡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反满、反清和共和。已经借立宪合法运动的舞台聚合发展起来的汉人以地主为主体的上层有产阶级的立宪派，一翻脸就会变成反满、反清、共和的“革命派”。这就是各省的当权和非当权的有产阶级上层几乎能在倾刻之间就能经过矛盾斗争很快搅合在一起、掌控各省的政权，纷纷宣布独立的主要原因。
如此这般，中国的上层以汉人地主阶级为主体的革命一下子就能成了大气候，而且很容易地与袁世凯代表的正在军阀化的军事实力最大的汉人官僚集团势力勾结在一起，四个月的上层有产阶级革命与正在军阀化的最大的汉人官僚地主集团的政变，就成就了推翻清朝、革除帝制的大业。
由于所有宣布独立的各省政府的统治权，特别是政府的军权，都足够程度地掌握在上层以地主阶阶和官僚地主阶阶为主体的有产阶级革命老爷们手上，各省的革命政府的统治者，都能一致有效压制和镇压本省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革命或造反，使辛亥革命基本实现了不许人民造反、革命。因此，没有像法国那样发生由上层革命引爆1789年的人民自由民主主义的大革命。加上以地主为主体的南方革命派与袁世凯代表的正在军阀化的军事实力最大的汉人官僚集团势力勾结搞政变，能依事先一至勾结商定的办，是南方革命派拱手将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职权逼迫孙中山让出来，交给了后者的头子——袁世凯。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搞的共和国势必徒有其表，只能是军阀性的汉人官僚地主阶阶和快速形成中的汉人官僚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主体，换了一个中华民国的新招牌，仍然基本保持社会关系原样地继续对各族人民残酷统治、压迫和剥削。
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治下之民，通过统治依法规制的规范或制度，大体实现了所有国民之间，相互拥有的自主权、自由权力和合法拥有的财产所有权不容对方侵犯，不允许个人使用暴力、暴力威慑来形成支配其剥削对象的权力。
但76年前中国现代史上的中华民国，一般国民与财主之间，特别在人口占80%以上的农村，他们相对财主拥有的自主权、自由权利和合法拥有的财产所有权，大多甚至一般得不到统治当局依法的维护。财主营造法外个人势力甚至拥有私人暴力组织，还有公权私用的国民党官员，更无需说连军队都是私人的大小军阀了，他们之间在财产所有权上的同命相联和其它方式的勾结，使个人奴役或私人奴役大量存在。
什么是个人奴役或私人奴役？个人用暴力及暴力威慑对他人进行权力支配以实施对他人的剥削。剥削必须对被剥削者进行权力支配。凡是被权力支配的被剥削者，受到的权力支配，是来自于权力支配者个人的暴力及暴力威慑形成的，就是私有化奴役。凡是个人奴役或私人奴役一般、至少大量地存在的国家，就是私有化奴役的国家。
中华民国，是私有化奴役严重的国家。当然，所有近代及以前的国家都是私有化奴役的国家。比如，美国立国后，19世纪60年代之前南方各州对黑人的奴隶制，私人奴役十分严重；直到现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有些地方的种族主义势力嚣张，“三K党”对黑人烧、抢、杀，人们熟视无睹，当局无所作为，还有私人农场主、有些地方的企业、特别是矿山的私人老板对敢于反抗的雇佣工人的暴力，等，私有化奴役现像相当严重。不过，在全世界，直到现代，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私有化奴役更为突出地严重。
近代和近代以前的古代政治生态比现代史上的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更恶劣的多。秦、汉以后到近代，国民本来就是国家的主人或所有者——代表官僚地主阶级的皇帝——奴役的隶民，而且封建领主制下的奴隶或农奴占人口的比重，贵族、官僚地主、豪强、军阀的奴隶或农奴占人口的比重，大体上与文明史越早的时间成正比，在现代以前都比国民党统治的民国更严重。尽管自秦汉开始，统治依法规制实现了，一般隶民之间都相互拥有自主权、自由权利和合法拥有财产所有权，不容对方侵犯，但贵族、官僚和财主事实上拥有侵犯一般隶民的自主权、自由权利和合法拥有财产所有权的权力，允许或事实上允许贵族、官僚和财主拥有私有暴力组织进行私人奴役，把隶民弄成农奴甚至奴隶，更不要说官府管不了、不敢管的地方豪强和军阀了。因此，中国古代和近代，不仅是奴役性质的，而且大体上与文明史越早的时间成正比，私有化奴役越严重。
即便是近、现代，清朝和民国的租佃制，都不是各方相互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力的人之间一致同意达成的契约关系，而是以租佃契约关系的形式的私有化奴役，官僚地主对佃农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不能买卖，但实际上是有任意打骂甚至生杀大权的租佃农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农村官僚豪强地主霸道的地方。
官僚地主，家中还有家仆，对家仆除了不能对其拥有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所有权以外，对其拥有打骂甚至生杀大权，实际形同奴隶。
不仅近代以后的官僚地主阶级，近似于农奴主甚至奴隶主阶级，不是通过相互之间都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力、从而必须一致自愿同意达成的交换关系或契约关系、不能打骂、使用私刑，更不能打死佃农的资本主义的地主阶级，而且就是民国时期的平民地主，也因有钱与严重腐败的官府有联系或能够建立联系而有势，也不是通过相互之间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力的交换关系或契约关系剥削佃农的资本主义的地主阶级，而是近似于农奴主阶级，普遍私有化奴役他的雇佣或租佃者，更无需说近代以前的非官僚的平民地主阶级和官僚地主阶级了。
也是因为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中央集权专治政治及维护这种政治的意识形态文化——儒教——两千多年的发展，成了中国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桎梏。
西汉以后各大朝代，由于以中原为中心的地域是统一的社会，较之于战国时代应大大便利工商业的发展，却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原因就在于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中央集权专治政治及维护这种政治的意识形态文化——儒教——统治形成的权力就是置劳动人民于统治阶级奴役的地位，社会关系是隶民制算是好的，在朝代的中后期，至少宋朝以前，是奴隶制和农奴制占主要。纵使是皇帝的隶民，官僚私产统治阶级专治帝制下的奴役性强制不可避免是普遍现像，尤其在朝代的中后期。只有当生产经营者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的权力支配是通过相互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的交换关系实现的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样的生产关系形成的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秦制以后，历朝的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在朝代的中后期，变像的奴隶、农奴制严重，官僚恶霸地主横行霸道。明朝中后期人口城市化率达6%以上，后期甚至超过7%，达8%，城市商业、私营工场手工业，都比同期西方发达。但生产关系一般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役性质的，甚至是私有化奴役性质的。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文化革命，使政治统治规制、维护、保障贫苦劳动者能与财主——更不要说与官员了——相互之间都拥有不能侵犯的自主权和自由权利，通过双方一致同意的交换关系或契约关系，才能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的租佃关系的农业经济。
官僚私产统治阶级皇权专治的政治，纵容工商业发展的结果是官商合一，官员经商，权钱并施，会加速土地兼并，加速官吏的腐败，势必加速侵蚀中央的财政收入的基础，加速削弱皇权的政治统治，加速两极分化，结果会使朝廷加速短命。这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限制商业发展、中国皇权直到近代清朝后期以前，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
资本主义之所以得以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有能首先在欧洲成为占主导、并发展为基本的生产关系 ，包括最后市场经济的形成，在社会的各基本方面落后的西方国家都能赶上并超过中国，只能从政治在社会中所起的决定作用来解释。
与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中央集权专治的意识形态统治是与政治统治是一元一统而且是俗敎根本不同，殴洲中世纪是神教意识形态文化统治，而且意识形态文化统治权由敎会掌握，不由政权统治阶级掌握，而且政治统治权由国王和层层封建贵族领主掌控，而不是集中于国王，形成僧、俗二元分离矛盾制衡，僧、俗权力，王权与大封建领主，大封建领主之间，和其与中、小封建领主矛盾制衡的政治统治格局，使不大的甚至很小的工商业城市——许多实际只相当于中国古代的镇，通过赎买和斗争能形成工商业上层主导的工商业城市的政治统治的自治，从而使工商业自治城市能长达3、4个世纪——从12世纪算起——获得初期的生存和发展。
封建制的英王国早在13世紀出现的僧、俗贵族会议、“大宪章”，和封建制的法国14世纪初的“三级会议”，是僧、俗贵族和工商业自治城市的统治者对封建国王统治权有相当大制约力的表现。国王加冕得由教皇认可、主持，大、小封建领主和自治城市之间的争端，谁说的也不能成法，往往由教会来裁断，或者由各方协商决定。王权、封建领主对自治城市工商业者的横征暴敛、豪强霸道，因它们之间相互矛盾和制约而受到相当大的抑制。教会的选举制度无疑对工商业自治城市的统治方式和以后的议会制度和竞选政治有重要影响。
逃亡的农奴能以这些工商业自治城市为去处，雇佣制尽管初期存在超经济强制和私有化奴役，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被奴役劳工的反复斗争，加上如上那样的相互矛盾和相互制约的政治大格局下，工商业自治城市的统治者，远没有如同中国古代秦制帝国统治阶级那样的包括奴役性意识形态文化统治在内的统治力，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生态，能残酷镇压和严重私有化奴役被剥削的劳工。随着欧洲政治格局，如下那样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的生产关系，趋于不断向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发展。
这种政治格局尽管免不了战乱，但政治統治和意识形态统治二元分离的层层封建政治的战乱规模和烈度有限，不至于对工商业自治城市造成普遍毁灭性的破坏，多数工商业自治城市仍能在反复的战乱中幸存下来并得到发展。
13世纪末，教皇代表的宗教政治势力在与世俗王权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开始从其巅峰跌落，随后几个世纪发生的宗教大分裂、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使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教会组织在政治上、从而经济上败落。王权控制了其统治范围的教会。
中央王权需要削平封建大领主的政治势力;教会支持王权，因为教产和教会特权需要王权保护;工商业自治城市需要统一的市场，反对封建领主政治割据;中、小封建领主在反对大封建领主政治势力上与中央王权在更多情况下能取得一致，因为它们无力单独镇压农奴的反抗、抵制大封建领主的侵凌;大封建领主之间很多情况下矛盾不可调和。
尽管有曲折，所有这些形成的总趋势是中央王权政治统治的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封建领主制和农奴制的趋于消亡。与中央王权形成反封建领主政治统一战线的工商业自治城市，借中央王权政治统治发展实现国家的趋于集权统一和封建领主政治和农奴制的消亡，加上城市工商业奴役性雇工阶级的政治斗争和城市工商业上层寡头政治向工商业阶级竞选政治的发展，得以进一步实现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发展。
俗权对僧权趋于加强的控制是西班牙、英国和法国15至17世纪先后形成初步的君主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除利用城市工商业势力的支持在反封建政治割据势力中强大起来的西班牙中央王权因为又回过头来联合封建残余势力把城市工商业政治势力镇压下去、严重迟滞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外，随着中央王权政治统治力量一同发展的，是英、法等国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自治城市相对发达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在欧洲落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意大利城市工商业势力缺乏对抗和逐步消灭封建政治势力的中央王权统一国家的政治斗争可以利用。
在君主专治集权政治还不够强大和工商业自治势力还没有被君王镇压消灭之前，在英国，是非封建领主的并相当程度商业化的土地贵族与城市工商业势力、市民和农民通过政治革命，建立了趋于商业化的由非封建领主的土地贵族选举制的君主议会政治，这种基本上由土地贵族选举产生的议会，使土地贵族选举制的君主议会政治具有不断改革的可能，为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提供规制这种经济发展必须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演变提供了可能。18世界纪末的法国则是由统治阶级的分裂导致人民自由民主主义政治大革命，最终政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君主专治政权。即这个政权奉行无特权差别地维护财主与贫穷劳动者之间，国家官员与非官员之间，各自相互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不可侵犯的法权原则，从而有政治统治规范和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中世纪西方独特的二元分离矛盾制衡，僧、俗权力，王权与大封建领主，大封建领主之间，和其与中、小封建领主矛盾制衡的政治格局，和后来初步形成的中央王权集权专治政治的不成熟和不够强大，尤其是远没有得以在意识形态文化上象类似中国秦制那样的极权专治，也是落后的欧洲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能借东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得以依托工商业自治城市较快发展起来的原因，至于后面经过下层人民的反复政治斗争才能出现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普选权的竞选政治或宪政政治，就更是利于国民不分贵贱的相互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不容侵犯的社会关系从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中央集权政治国家的趋于形成，随之封建制和农奴制的趋于消亡，自治城市具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基于这样的城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欧洲有近五百年的较之于此前封建社会经济更快的发展。
英国19世纪30年代，经过有广大民众参与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实现了选举制度的改革，资产阶级在议会中据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打破了土地贵族在议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局面，并随着人民广泛参与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推动的选举制向男性普选权竞选政治的改革于19世纪80年代的大体实现，在议会中，从而在政治统治上，资产阶级居于主导地立。与此相应的，才是重商主义的、并带有特许权性质的，其实就是具有初步资本主义性质的特权商品经济，在19世纪上半叶发展成为基本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大体上的市场经济。即是男性普选权的自由民主主义竞选政治的实现，使必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规制的私有制商品经济发展成为初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19世纪下半叶即使是欧洲君主中央集权专治的国家，包括沙皇帝制的俄国，都没有形成中国帝制那样的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中央集权专治，意识形态文化统治都是高于君主意志的神教，尽管皇权控制了敎会，但都是由敎会直接掌握，中央皇权都有意识地执行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路线。而且这些君主中央集权专治政治统治规制的生产关系，都是趋于向国民相互拥有自主权、自由权利和财产所有权彼此都不能侵犯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而且经济都发展的更快。
至于市场经济在西方各国的普及，是20世纪中叶“二战”以后伴随自由民主主义竞选政治在西方国家普及的事。
所有这些对中国的工商业者却不可能。
中国古代在唐及其以前各朝代中、后期的豪强社会，工商业发展起来也会成为豪强势力，工商业作坊或组织，其生产关系都是奴役性质的。但终无力抵抗皇权或军阀割据势力的压榨、掠夺和杀戮。
至少隋唐之前，除官营的以外，较大的是贵族官僚豪强私有化奴役性的工商业和豪强工商业，往往也是贵族官僚地主或豪强地主。
北宋以前不仅官营而且私人作坊都是类似于农奴制甚至奴隶制，到北宋生产关系的奴役显著减轻，但远远谈不上达到奴役关系根本消除、一般国民原则上和大体上相互都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的资本主义雇佣制的程度。明和清末期之前亦然。
中国奴役性的工商业在周期律的天下大乱中遭到的是毁灭性破环，只有清朝例外，因为清末及以后就没有发生此前那样毁灭性严重程度的天下大乱。
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集权专治政治不能形成如同殴洲中世纪那样众多的而且是具有初步资本主义性质生产关系的工商业自治城市，从而没有相对自主统治权的工商业城市维护的初步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早期发展的社会空间。不要说被认为庶民自由度空前的北宋——其实是隶民，就是受到西方政治影响、兴起君主立宪运动和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私人工商业的清后期，平民工商业个人相互拥有的自主权、自由权利和财产所有权也难以得到根本保障，要发展起来只有官商勾结。国民就是皇帝的隶民，对思想意识文化禁固、专治，文字狱超级严重，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被科举制度引向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教意识形态奴役性文化，宋及以后，儒教意识形态奴役性文化专治更甚。加上没有工商业自治城市作为社会基地，这些是明以后较同期西方自然科学停滞的原因。
在清朝后期之前，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路线，对工商压榨严重。凡有大利必官办。特别是一个朝代的后期，甚至中期，政治严重腐败，官员大肆以权谋私、豪强势力膨胀，势必对工、商造成更严重侵害。尤其是周期律的大规模分裂战乱，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落后的奴隶制的异族部落或寡民小国乘机入侵，导致的掠杀和残酷统治，岂止工商业难以发展，而且是社会的倒退。这是秦制大一统时期必是18世纪之前古代人类经济、文化、科技最发达文明，但困于儒教的秦制帝国，到清朝后期，大大落后于后起的同期西方国家，到现代的民国又变成军阀性的官僚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严重腐败的奴役人民的专治政治统治，成了人均GDP连英国殖民地印度都不如、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
后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瓜分比中国更加落后许多的美洲、非洲、西亚、南亚，19世纪以后，遇到两千多年以来特定自然条件和地理状代加秦制政治统治实现的民族同化的人口超级庞大的清朝和清朝灭亡后民族和阶级矛盾严重的民国。较西方国家己成为落后文明，并且政治严重腐败、涣散，内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严重的清朝，在近代能免于被瓜分、肢解的决定性原因，是列强之间争夺瓜分世界的对抗性矛盾和战争，殖民地受压迫剥削民族的反抗对西方列强的牵制。近代和现代严重腐败、涣散，内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严重的清朝和军阀化的官僚地主阶阶和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穷二白的民国，没有被瓜分、肢解的决定性原因。还是列强之间争夺瓜分世界的矛盾和战争，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17年后出现的快速强大起来的苏联对西方列强的牵制和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二战”后又大大强大起来的苏联及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和相互钳制，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这样国内状况和国际条件下，得以以苏联为榜样，对旧中国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创建与历史上所有中华文明根本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开劈汉族占90%以上的多民族中华文明鼎立于世界国家之林的崛起征程，打下了基础。
民族是国家统治的结果。国家统治使治下之民不仅在文化形式上雷同，并被统治阶级用意识形态文化敎化而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意识形态某种程度雷同。
“两千多年来，各民族迁徙融合、交流互鉴，共同开拓疆域、创造文明”的论断，不仅因果巅倒，而且是谬论。
不仅因为“各民族”是各不同国家长期统治的结果，而且是“两千多年来”之前存在的各国家的其中一个国家——秦，通过战争将其它国家消灭，用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中央集权专治，将以中原为中心的前各国家地域上的人和其组织加以统治成统一的国家社会，并统一文字， 尽管秦这个空前未有的统一大帝国，仅存在了14年，很快由战乱遭致灭亡，但经根本承袭秦制的西、东汉近400年长期统治，初步同化形成汉族——尽管西汉与东汉之间有19年战乱。在秦制国家的统治下使不同的民族和部族同化成初步的以汉族成为绝对多数的多民族和部族的国家社会，统一的国家社会又分裂战乱，在以中原为中心的特定自然条件和地理状态的东亚地域，及其决定的中国近代以前的国际条件下，尽管经近四百年的分裂战乱，又以秦制形成统一的国家社会.......。经如此的反复分裂战乱——秦制大统一——分裂战乱——秦制大统一的许多次“周期律”，并在特有的近、现代国际条件下，才形成汉族占90%以上的多民族的，在中国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大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崭新文明。
国家社会的人，由于其社会利害关系的不同，特别是压迫、奴役、剥削和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社会利害关系的不同，形成、分野成矛盾斗争的不同的个人、派别、集团和阶级。至少，在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形成之前，更不要说古代了，民族，是分野成包括权力、权利、义务、拥有的财产，从而社会地位和社会利害关系等不同的个人、派别、集团和阶级而矛盾斗争的许许多多的人。至少，其中只占人口一小撮的压迫、奴役、剥削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统治阶级，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阶级之间是根本利害冲突的，统治阶级只能而且必须以暴力和以暴力为后盾为威慑，并配以意织形态文化的教化，用政治统治，才能将其统一成国家社会。因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文化敎化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内容，使治下之民意识形态某种程度雷同，并能在一般情况下起欺骗、从而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作用。但，中国和世界各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历史表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文化敎化，对统治阶级内部形成矛盾对立的派别或集团，及其矛盾的发展、激化，和由此导致的分裂和相互的杀戮，并不能能在根本上起调和、抑制和消除的作用，更是对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人民的反抗压迫、奴役、剥削的斗争，在根本上不起调和、抑制和消除的作用。只要形势发展到某成程度和条件具备，导致统治阶级政权分裂解体的致命的派斗、冲突、分裂、造反和战乱就会暴发。
作为国家统治结果的民族，决不是“迁徙融合、交流互鉴，共同开拓疆域、创造文明”，而是分野成不同个人、派别、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经许多次人口大起大落的消亡的“周期律”地再统一、改良、发展的文明，并在中国近、现代腐朽为垂死的文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性质的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彻底地改造了垂死的旧文明，创造了中国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文明。
因此，“两千多年来，各民族迁徙融合、交流互鉴，共同开拓疆域、创造文明”的陈述，是对两千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政治对抗性矛盾斗争，反复分裂解体又再统一的中华文明基本历史事实的根本歪曲。
有必要进一步搞明白“民族”指什么。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910页：1、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
2、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人的共同体。
在国家社会以前“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全世界所有各大洲没有民族。
因此，该词典对“民族”的第1条定义不能成立。
国家社会之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人的共同体”的部落社会，就没有民族。在部落社会之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人的共同体”的原始氏族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民族。
在国家社会形成以后“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至少“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的奴隶主与奴隶，农奴主与农奴，地主与佃农，资本家与雇佣工人，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决没有共“同心理素质”，他们之间决不会结成“共同体”，但这些人可以是同一种民族。
奴隶主与奴隶、农奴主与农奴、地主与佃农、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决没有“共同经济生活”。何况“共同经济生活”也没有表现的功能。
奴隶主与奴隶、农奴主与农奴、地主与佃农、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决没有“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再者“表现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什么意思？一切对象事物都没有表现的功能，对象事物的所谓表现，其实是我们对对象的感受和根据对对象的感受得到的对象的感受现像对对象的人识。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不管是不是共同，都不能表现。只有人才有心理素质,“表现与共同文化上”能有心理素质？“表现与共同文化”的“上”在“表现与共同文化”的什么地方？
现在叫以色列的国家社会中的尤太人，在其现在的以色列国还未建立之前就至少没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体”。现在分属于几个国家的库尔德人也至少没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体”，甚至不仅不是“共同体”，他们之间还有组织地相互进行对抗和战争，从而也没有“共同心理素质”。但前者仍然是尤太民族，后者仍然是库尔德民族。
历史上的汉族在统一的国家分裂后，分裂的各部分之间也是有组织的相互对抗斗争，恨不得把对方吃掉，从而也没有“共同心理素质”，不是一个“共同体”，但各部分的人仍然是汉族。历史上。就是在属于汉族的统治阶级统治的国家社会里，仍有被统治阶级叫作匪的分布在各地与统治阶级的国家对抗斗争的有组织的人群，这些在统治阶级统治的国家地盘上的人，不仅不服从统治阶级把他们统治成“共同体”，而且组织成就是要打垮统治阶级统治的“共同体”的“共同体”，从而与统治阶级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恰恰相反，但仍然是汉族。
因此，该词典对“民族”的第2条定义也不能成立。
如此看来，还得弄明白，什么是“共同体”？
即然叫“共同体”，应得在什么上“共同”，才能因这种“共同”而无需用专门组织的暴力和以其为威慑为后盾统治起来，成为统一的社会。显然国家社会不是因为有什么共同的东西而成为“共同体”，而是必须用专门组织的暴力和以其为威慑为后盾统治起来的“共同体”。
就是消灭了地主、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苏联，其苏共和政府内外，也一直存在反苏、反共的派别和势力，并且最终分裂解体于苏联国家社会党内外反苏反共势力。显然苏联这个国家社会不是“共同体”，否则不会分裂解体。毛泽东时代是初步消灭了剥削的社会主义中国，但中共党内外仍然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和势力，特别是党内存在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旦放松了反腐败、特权、官僚主义和反“和平演变”，反走资派的整党治党的政治斗争，党和国家就势必蜕化变质，王党亡国，甚至国家就会分裂解体，那里是什么“共同体”。更无需说公然就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世界其它国家了。
古往今来所有的事实是，凡是国家社会，都是用专门的暴力组织，以武力和武力为后盾、为威慑，并配以意识形态文化的教化，统治起来的社会，否则各种个人、派别、集团、阶级和政党的矛盾斗争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所以至少国家社会全都不是共同体。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458页对“共同体”的定义是：1、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2、由若干国家在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组织。
人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尽管多不胜数，但人们在同一时间和地点都是在共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如此一来，人们在同一时间和地点“结成的集体”都是在共同条件下，从而都是“共同体”。“结成的集体”应作成立集体组织解，所有“结成的”或成立的集体都是在共同条件下，就没有不是“共同体”的集体，那么“共同体”的定义就不应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而是只要人们“结成的集体”。
因此，“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其含意是：人们在非“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不是“共同统体”，只有“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才是“共统体”。因此，“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的“共同条件”，就不是我以上所理解的，人们在同一时间和地点都是在共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的那样的共同条件。就得搞清楚， “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的、与人们在同一时间和地点都是在共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的那样的共同条件不同的“共同条件”，指得是哪些自然和社会的条件，除此以外的其它自然和社会的条件为什么不是“共同条件”，特别是，如此的“共同条件”既然是“共同条件”，它们的“共同”是指什么的共同。
关键是，如此的“共同条件”结成的集体中的人们，为什么就能因此变成共同的，而且这样的共同的就能使结成的集体是“共同体”；为什么如此的“共同条件”，会有那个功能，使结成的集体中的人们变成共同的，从而使结成的集体会成为“共同体”。
我谅《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定义此词条的先生们无法讲清楚。
因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共同体”的第一个定义不能成立。
“共同体”的第二个定义既然是，“由若干国家在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组织”，那么得问：统治社会的统治体系即国家的哪个“某一方面”能被拿出来，和若干其它国家拿出的统治体系的同样的这个“某一方面”，拿出来组成的“集体组织”，能是“共同体”？或者各其统治社会的主权必须是独立，各其统治的社会包括社会的领地和其上的东西不容侵犯的若干国家，能将自己统治的国家社会的哪个“某一方面”拿出来，组织成“集体组织”，能是“共同体”？
奇怪的定义！
所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共同体”的地二个定义也不能成立。
纵使由若干国家能如此这般地在拿出自己的“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组织”，能是“共同体”，也不决是“民族共同体”。因为民族绝对不能是“由若干国家在“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组织”，民族的定义与《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共同体”的第二个定义无关。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的历史事实，和我对《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民族”和“共同体”定义的驳斥的理由，加上它还与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存在和存在过的其它民族的事实不相符，所以，“民族共同体”不能成立。
那么所谓民族是指什么？对人类文明或国家社会的考查应是一清二楚，就是指，经国家长期统治，形成语言、文字和其它文化形式雷同，但社会利害关系不同，由此分野成矛盾斗争的各种不同的个人、派别、集团、阶级和政党（近、现代）的许许多多的人，而不是指什么“共同体”。
民族不是由其“先民”是否同种决定，更不是由血缘决定。 现在中国、蒙古、日本、韩国、越南等不同国家民族的“先民”都是黄种人，说不定就是起源于同一种猿人，但却没有形成为同一种民族。
说不定是起源于同一种猿人的白种人，作为“先民”也没有决定现在欧洲、北非、中东等地的白种人的许多国家的白人成为同一种民族，而是许多国家的不同民族。
白种人中的斯拉夫人，由于没有一个将斯拉夫人都长期统治起来的国家，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就是由多个国家统治，所以斯拉夫人，只能形成多个国家的不同民族。
日耳曼人亦然。
据说文明时代以前的拉丁人，是在现意大利某地的一个部落，后兼并了附近的萨宾人、伊特鲁里亚人等部落，形成最初的古罗马国家，其语言经过统治成为古罗马国家的官方语言拉丁语。这种语言随罗马国家征服统治拓展到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地域。由此才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拉丁语由基督教在意识形态文化统治的作用，为基督教教会和知识阶层专用语言。但由于在欧洲的这些地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国家的统治，而是众多国家，所以，现在这些地域存在的是多个国家的不同的民族。
黑种人亦然。
没有统治，连狭小的原始氏族公社都不可能有，更不可能有部落社会和国家社会，从而部族和民族。
因此，民族不是种族或血缘的结果，也不是同种原始语系或文化的结果，而是国家社会长期统治的结果。
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文明”是指什么。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1372页的定义就是文化。
那么，什么是文化？1371—1372页，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即，照《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定义文明就是文化。
不存在“人类”，只存在具体的人。“人类”，只能是指一切具体的人。
一切具体的人，都只能是社会的人，任何社会只能是人的社会。
什么是历史？《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802页，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的经历。
既然历史就是“发展的过程”，“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就拉杂了，应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什么是社会？就不引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定义了，因为它关于社会的定义不能成立。对与此类似或相关的理论，我在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多篇文章已有驳斥，不再赘述。
社会，就是指由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人，通过矛盾斗争形成统治，使用暴力和以其为后盾为威慑，并配以意识形态文化的教化，依规矩经统治，来规制人的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或权利与义务关系，使由思想意织主导其行为的人，依规矩规制成的规范或制度，有序地活动和发生社会关系，这样统治起来被规范生活的许许多多的人。
因此，不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不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
但“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不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而是由过去和现在难以数清的所有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创造的。
"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已消失和还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各个具体的统治主权独立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抽像观念，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
任何存在过和还存在的各具体的社会，都不可能制造和创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一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已被消费和自然损耗掉了。人类没有完结，财富的创造没有停止，总合就不会形成。况且，物质财富不仅分散于各个主权独立的社会，各个主权独立的社会的物质财富又被该社会的各个个人和各种组织拥有所有权的所有而分散于该社会的各个地点，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合起来。
因此，在人的头脑外，不存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同样只是人们头脑中存在的观念。
精神，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科学，只能属于知识的范围，知识属于思想意识即精神的范围。这里的“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除了科学外，尽管与劳动生产的产物一样，是社会的人的精神主导其行为的产物，但与劳动生产的产物一样，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外，不属于精神的范围。
财富，是社会的人能以所有权的方式拥有的稀缺的效用事物，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外。因此没有精神财富。
所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规范的文明即文化的定义：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不仅拉杂，而且是谬论。
中外考古学界判断一个文化遗址是否进入文明或是否文明的遗址，实际上指的是这个古代文化遗址是否进入国家社会或者是否是国家社会的遗址。他们所谓的文明遗址是指与文化遗址有别的，有城市、冶炼技术甚至文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的遗址，其实只能是指国家社会的遗址。中外学界说的文明，其实就是指的国家社会。而中外学界认定的文化或广义文化，是伴随人类社会存在的必有特征，是早在国家社会或文明形成之前至少数十万年前就存在了。文明或国家社会的文化以前的叫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
因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文明就是文化的定义不能成立。
“文明”，特别是在这里，只能是指国家社会。中华文明就是指中华国家社会。
那么“中华”是指什么？《现代汉语词典》（地7版）1695页：古代称黄河流域一带为中华，是汉族最初兴起的地方，后来指中国。
明确了文明和中华文明是指什么，就能明确“中华文明传承5000年”的论断不能成立。
没有一般的和同一的中华文明或国家社会，只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的和具体的中华文明或国家社会。
1949年到现在的中国的文明或国家社会，与中华民国的文明或国家社会是根本性质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明是对中华民国的文明进行了彻底政治革命和改造的文明。中华民国的文明或国家社会，与秦、汉以来到清朝的文明或国家社会，在政治体制上根本不同，在阶级性质上也有所区别。后者是官僚地主的郡县制行政一统君主集权专治，而前者是军阀性的官僚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一党专治。秦汉以来到清朝的文明或国家社会，又与战国时期的有重大区别。战国那些国家的文明或国家社会，与春秋及更早时期的那些文明或国家社会又有重要的区别。
至少自秦、汉以后形成的，以中原地域为中心的统一的国家社会或文明，较之前的国家社会或文明有质的重大区别，特别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之前同样以中华地域为中心的统一的国家社会或文明，更是本质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中华为中心的这片土地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文明。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不仅传承5千年的文明或国家社会，就是传承76年前的民国的军阀性官僚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的文明或国家社会也是胡言。
【文/张光宇，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