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与震撼——《黑与白》分享会综述

　　10月21日晚，长篇小说《黑与白》线上分享会成功举行。著名作家刘继明和郭松民、老田、张永峰、唐利群、红贝、滠水农夫、付欣宇等嘉宾，以及近百名网友参加了这次活动。

　　分享会的第一个环节是网友朗读《黑与白》片段。李海旭、黄梦妮、鲍春乔网友先后朗读了《黑与白》中“精神孤儿”“栗红的独白”“田芳的日记”等章节。

　　分享会的第二个环节是嘉宾发言。

　　郭松民（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在发言中说：这部小说我读后感到非常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填补了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空白，挽救了中国文学，如同我们要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应该读《红楼梦》，要了解欧洲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应该读《红与黑》等作品，要了解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应该读《创业史》和《艳阳天》《金光大道》一样，而要了解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应该读一读《黑与白》。这部小说非常宏大，写了很多人物，从我的阅读观感来说，它是一部形象的思想史，描写了50后、60年后从八十年代到今天，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比方说像王晟这样一个人物，非常典型。王晟是60后，我也是60后，看到王晟，就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在《黑与白》三部曲中，王晟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左-右-左的过程。这里，我借用没有参加今天会议的祝东力老师的一个表述，他认为我们这代人经历了红色、蓝色，然后又回到红色的三个时期。王晟的思想就经历了这样三个变化。我的思想也发生过这样三个变化。这样的思想转变，在《黑与白》中通过王晟这个人物非常生动、真实地展现出来了。所以我认为，一个读者如果想了解50后、60年中国人是如何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他们是怎样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教育的，《黑与白》提供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认知渠道，它是一部想象的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发展史。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思想发展史，就不可能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所以我觉得，《黑与白》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作者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些方法，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再现了生活，随着时代的推移，越久远，这部小说的意义会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当然，它是一部巨著，我只是匆匆忙忙地读了一遍，以后我还要重新读，读了以后有新的想法，再跟大家分享。

　　老田（独立学者）发言时说：读到刘老师这部书时，我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书中写到的许多人物，我都能找到现实或者历史中的原型。比方说宗达这个人，我能想到瞿秋白、王明，甚至我们的老校长李达，以及里面写的东江大学许多地名如枫园、桂园。总体上看这部书读起来非常震撼。从《黑与白》这个书名，我相信我们都有一种“新旧（黑白）社会两重天”的感觉，这“两重天”，在作品中是通过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以及他们的遭际反映出来的。由于时间关系，我讲两个特别深的“点”，第一个“点”是“质变”。我和刘老师都是60后，对“质变”的感触都很深。我们知道，人的世界观和质变是有相互关系的。如果世界发生“质变”后，人的世界观也随之发生改变，如果不改变，你就会被淘汰掉。书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如田芳、王胜利和老校长这样的人，在过去曾经是很正面的、甚至崇高的形象，应该是被推广的模范人物，如我们所熟悉的王进喜、陈永贵，跟老校长、田芳是同一类人，如果这样一个时代还存在，是应该奖励和拔高这些人，各种资源应该向这些人倾斜，为他们服务，这样他们的方向就成为主流的和前进的方向。那么，除了这一类人，刘老师还塑造了另一类反面人物，如江湖郎中武伯仲和他实际上的亲生儿子杜威，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官商两栖的（如郎涛）这类人。网上有人说，现在很多官员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告别革命，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彻底否定”后，处理问题的逻辑是很不一样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矛盾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而“官”是主要矛盾，“民”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分析责任时，官的责任是第一位的，民的责任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曾经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毛主席的意思是要保护那些敢言的人，敢提出问题的人。这样一种逻辑跟《黑与白》中描写的历史和现实的“质变”构成了显著的对照。小说非常有力量的是，它用具体表现抽象，用个体表现普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个社会怎么从过去一步步变成今天这种状况的。另外我还想讲一点感受特别深的，跟宗达这个人物有关。它实际上涉及到知识分子和革命以及群众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从1935年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了，延安整风时，不少从长征过来的工农干部，看不起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被“民主风”刮进来的，视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正如《黑与白》揭示的那样，后来，知识分子地位经历了180度的转弯，由边缘变成了主流群体，主要集中在《炎黄春秋》周围，被称为“两头真” 的这批人，成为中国快速转型的很重要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比美国还右，跟这批人掌握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黑与白》没有明确宗达到底叛变了，还是被敌人绑架的。但他写了一篇《自白书》。瞿秋白也写过一份类似“自白书”的《多余的话》，文革期间周总理曾经说瞿秋白是叛徒，文革后丁玲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调子虽然很低，但很真实。这实际上也说出了丁玲自己的真实心理，因为在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如何处理自己跟革命和群众的关系，很多人都没有解决好，包括瞿秋白、丁玲，也包括小说中的宗达。左翼经常讲之所以社会主义会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干部队伍。在这一点上，《黑与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