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为什么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却那么拥护社会主义？

　　历史往往需要经过岁月的风雨才能看得更清楚，只有理解历史的纵深，才能不被一时的潮流所迷惑。如果我们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情境，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20世纪中叶，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金融危机，面对资本主义扩张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难，全球兴起了反思自由资本主义的潮流。20世纪初，美国掀起了一场“进步运动”，在“大萧条”之后又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些做法的共同特点是，加强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增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解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带来的需求不足、贫富差距、生态破坏等问题。二战之后，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接受了结构主义的经济学，主张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应当组织资源进行工业化，实现经济赶超。这一轮加强政府干预的思潮，是对20世纪初以来全球化、市场化弊病的纠正。

　　20世纪初以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孙中山先生年轻时在欧美游历，当时正值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欧美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尖锐，“富者富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欧洲国家为进行社会革命、弥合阶级差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孙中山认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实现现代化，还没有大资本家，没有形成贫富分化，因此进行社会革命比发达国家要容易。所以，要“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在进行经济建设之前，就解决好社会公平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节制资本、扶助工农、平均地权、大资本国有等措施。实际上晚年孙中山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者，他自己在多次演讲中阐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说：

　　“中国虽然将民族、民权两革命成功了，社会革命只好留以有待。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工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难；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中国原是个穷国，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所以行社会革命是不觉痛楚的[1]。

　　当然，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并没有实现他的设想，他的设想是由中国共产党实现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梁漱溟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人士是现代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他年轻时是毛泽东的挚友，今天人们往往关注他在1953年和毛泽东关于工业化道路的分歧，但没有看到，梁漱溟作为研究儒家和佛教的著名学者，对社会主义有着高度认同，而且身体力行地在国民党政府时期组织过农村合作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