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想象的危机与底层话语的困境——重读小说《那儿》

　　如今，底层话语已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关键词。没有人能想到，十年前一场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会将久已边缘化的当代文学重新带入公共空间。十年间，底层话语在不断被解释和形塑的过程中，已被广泛运用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甚至扩展到对现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尽管在此过程中，这种批评话语不断遭到不同声音的质疑，但是，毫无疑问，它早已被许多研究者看作理解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观念视野。

　　然而，细查起来，这种视野往往局限于一种新的当代文学题材的发现，通过辨识其左翼文学传统，剖析其社会背景，评判其美学旨趣，申明其精神困境，凸显底层写作的特殊意义。而那些批评的声音，诸如质疑底层文学的左翼传统、社会意涵、艺术成就和道德立场，尽管观点相反，但其认识论框架与赞成者并无二致。在我看来，诸如此类的争议，除了学术话题的更新外，其批评话语的构造并未愈出当代文学史的既有理念。正是因此，随着这个概念的使用逐渐成为批评常态，原有争议中包含的思想可能性也随之消失。

　　尽管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底层话语批评实践的这种困局，但大多数的论述往往无法摆脱既有的意识形态化判断，过分局限于枝节问题，未能做出较为整全的分析。在我看来，当代底层话语乃是一个尚未被充分理论化的概念系统。如主要倡导者李云雷所言：“‘底层写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理论建设的不足。”其问题表征乃是，它对当代底层经验及其文学实践的整理，过分依赖于既有的文学批评范式，而未能深入开掘这种经验的历史脉络和思想意涵，从而为当代批评展开新的理论想象。本文的写作试图重新回到当代底层话语的文学起源——小说《那儿》，通过检视这篇小说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意义位置，剖析既有的政治经济学判定的伦理限度，并以此为分析的进路，透视这篇小说中阶级想象的危机，以期重审底层话语实践的内在理路及其表述困境，并为重塑其阶级意识展开新的理论想象空间。

　　一、《那儿》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意义位置

　　当代学术界对于底层问题的关注，缘起于2004年《天涯》杂志开启的“底层与底层的表述”系列讨论。但这些讨论相对零散，并未直接形成关注底层经验的学术方向。事实上，稍后在这年第5期《当代》杂志发表的小说《那儿》，才真正将这种关注凝聚起来，带入知识界的交锋地带，并最终促成底层话语的诞生。因此，重返当代底层话语的这一文学起源，对于把握其内在理路和表述困境至关重要。

　　在1990年代以来文学边缘化的语境中，《那儿》所引发的关注和讨论是前所未有的。小说的情节主线是“我”的小舅朱卫国，作为工厂的工会主席，在国企转制面临资产被领导侵吞和变卖的危机时刻，试图通过个人努力阻止这一伤害工人阶级利益的悲剧发生，最后无能为力而饮恨自杀。不难想到，这样具有阶级指向的批判性主题，很容易获得左翼学者的应和。不少批评家很快将《那儿》纳入左翼文学的传统，称其为“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等等。正是以此为开端，底层文学的命名得以诞生，并引发广泛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