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聊聊网络大电影《特级英雄黄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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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希望我聊聊正在热播的网络大电影《特级英雄黄继光》,我昨天专门看了,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
首先,我觉得这部电影的主创人员是有诚意的,影片本身在近几年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中,也是比较好的。
创作一个好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诚意”非常重要,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对革命历史和革命英烈有发自内心的敬仰。
诚意,是创作一部好作品的必要条件。有诚意,不一定能拍出好电影。但只要有诚意,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再加上其他条件,假以时日,就一定能拍出好电影。
反之,如果没有诚意,不管导演的名气有多么大,镜头如何花哨,也只能拍出垃圾。
《特级英雄黄继光》的另一个优点是扮演黄继光的演员选得好,眼睛里有光,有一种单纯、坚毅的气质,不油滑,没有江湖气,这很难得,因为《亮剑》大行其道以来,江湖气、匪气在影视作品中几乎被等同于英雄气。
其实,在战争年代,我们的革命战士,绝大多数都是淳朴的农家子弟,如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形容的那样,“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的淳朴可爱”,江湖气很少,匪气就更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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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特级英雄黄继光》仍然提高的空间,我提出这样几点意见:
第一,还是没有拍出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的气势,整个调子太压抑了;
毛主席总结伟大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经验,其中之一就是美军“钢多气少”,我军“钢少气多”。这种“气”,就是“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是坚信正义事业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没有这种“气”,很难想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志愿军就能够在朝鲜半岛上给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以迎头痛击,实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渴望却不能实现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梦想。
但遗憾的是,影片没有传递出这种精神,几乎没有让人感到乐观、振奋的场面,人物表情始终都是凝重、忧郁和悲伤的。
第二,过度渲染了美军炮火;
影片一开始,就是“黄继光”(是影片中的黄继光而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英雄黄继光)像一头受惊的小鹿那样在美军劈头盖脸的炮火中闪转腾挪,给观众的印象是,他完全“被美军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来”。
在后面的情节中,还有这样的镜头:被美军炮火蹂躏过的山谷,到处都是志愿军烈士的尸体,隐蔽部里,也全都是尸体,只有一个重伤员用哭泣一般的声音喃喃地说,“都死了,全都死了……”
不可否认,美军炮火是猛烈的。但是,如何在影视作品中表现这种“猛烈”,如何表现志愿军战士对美军炮火的态度,对编导来说,仍然是一个考验。
在经典抗美援朝影片《英雄儿女》中,有这样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文工团组成战地宣传队开赴前线,前方连续不断的美军炮火构成了一道壮丽的景观,队员们轻轻地唱着“为什么战旗美如画……”,从容地、甚至轻松地迎着炮火向前线开进。
这里并不是说美军炮火没有杀伤力,也不是说队员们毫无战场经验,而是说,作为经历过战火考验的老战士,他们深知在炮火面前恐慌、战栗没有任何用处,他们也有避弹、防炮的经验,知道美军的炮击是有规律、有死角的,掌握这种规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军炮击所造成的伤害。
实际上,美军在战场上为了壮胆,经常不看目标胡乱射击,无论炮火还是机枪火力,射击精度并不高,并不像话影片渲染的那么可怕。
总的感觉是,现在很多战争题材影片受《西线无战事》《现代启示录》等欧美反战电影的影响太大,经常有意无意地渲染战争恐怖论;
第三,黄继光从一个普通农家孩子,在参军后迅速成长为特级英雄,这个转变过程在影片中表现得也不够流畅。
《特级英雄黄继光》,也可以说是黄继光的“成长故事”,那么,他成长的转折点在哪里?影片没有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给予清晰的回答。
在《英雄儿女》中,王芳成长的转折点是王政委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她意识到沉浸在哥哥牺牲的悲伤中是不对的,应该努力像哥哥那样去战斗才是正确的。
在电影《董存瑞》中,对董存瑞的成长,也有令人信服的表现。
甚至在美国主旋律电影《壮志凌云》中,汤姆·克鲁斯也有一个成长的故事,他的转折点在于他发现在越战中“失踪”的父亲其实是一位掩护了同伴的英雄。
但《特级英雄黄继光》中,对黄继光成长的过程,只有平铺直叙,流水账似得表现,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转折点。
第四,过度迁就军迷,纠缠枪炮型号等细节,陷入繁琐哲学。
影片注重细节是没有问题的,但一个重要原则是,细节应该为主题服务,不能为细节而细节。
通过刻意追求细节,给观众制造一个“专业高深”的印象,以此来掩饰思想的苍白和灵魂缺位,是当代影视作品的通病。
如果把并无必要的细刻枪械、火炮型号的精力,用在深入挖掘黄继光的精神世界上,影片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另外,有些该考究的细节,编导似乎又没有注意。
比如在最后的反攻中,我军炮兵开始对美军占据的山头进行火力准备,从军事常识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误伤自己人,一线步兵应该等到我军炮火延伸后再发起冲锋,但在影片中,我军炮火还没有延伸,步兵就急不可待地冲锋了。
一些称呼也似有错讹。如影片中的“教导员”,真实身份是新兵连的军事教员。“教导员”是我军营级政治主官的称呼,编导显然没有细究“教员”和“教导员”这两个称呼的区别。
有一些细节,则可能会让观众陷入凌乱。
比如,黄继光在一个被他打死的美军士兵钢盔中,发现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女子(无疑是这位美军士兵的妻子)和一个孩子的合影。黄继光捡起这张照片,若有所思,神情凄然。
这张照片想传递什么暗示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打错了吗?抑或我们应该同情正在疯狂向我进攻的美军士兵?
在魏巍全景式反映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东方》中,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细节:我军从被击毙的美军飞行员皮夹克的口袋里搜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这位美国大兵抱着一个全身赤裸的日本女人,还有一张当天晚上东京大戏院的门票。
白天充当杀人机器,晚上寻欢作乐,这就是美国大兵放荡而罪恶的生活。
这两个不同的细节,所传递出的不同暗示,相信大家都不会误解。
第五,最后高潮没有上去。
文艺作品先抑后扬,高潮一定上去,音乐、画面结合起来,形成喷发的感觉,否则观众就不会尽兴,积累的情绪就无法得到释放。
比如,我军最后反击,夺回上甘岭表面阵地,火力准备要猛烈,要酣畅淋漓、排山倒海,但影片等于是浅尝辄止,炮声刚响就停下来了。从接受心理的角度来看,这就会让观众很不爽。
事实上,在上甘岭战役中,由于准备充分,我军已经从战争初期的“钢少气多”,变成了“气多钢也多”,共向美军阵地倾泻了40多万发炮弹,甚至形成了局部炮火优势。
有人说,剧组没钱,不能表现这些大场面。
其实,没钱不要紧,可以用一些资料镜头,这样还可以增强影片的真实感。
黄继光牺牲后,我军终于站在了敌人的阵地上,这个时候调子应该从悲壮转向激昂,但突然就出字幕了,观众的情绪也被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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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我想主要还是违背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原则。
今天的主创人员,在没有长期体验生活的情况下,只能把人物诠释成自己熟悉的样子,正如《隐入尘烟》中的马有铁、曹贵英不是农民而是小资一样,在屏蔽了特级英雄黄继光身上政治性内涵——革命英雄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后,影片所塑造的黄继光(不是历史上的英雄黄继光)也只能是一个当代打工者的形象。
还是毛主席说得透彻,“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高度一万五千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