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讲座：人民文艺、文歌文艺与“纯文学”(实录全文)
时间：2023年3月19日
主持：胡澄
整理：陈小卓
胡澄：
今晚，我们人境讲坛，有幸邀请到著名作家、学者刘继明老师，为大家主讲“人民文艺，文歌文艺与纯文学”。
刘老师，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名满天下了，今晚这个话题，由刘老师来讲授，也最为合适。第一，他本人就是著作丰厚的作家；第二，他又是学养纯厚的学者；第三，他具有深厚的人民情怀；第四，他本人亲身经历了从人民文艺到“纯文学”，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以来，整个文学思潮演变的全过程。有了这些条件，再加之以刘老师透彻的思辨力和思想力，我相信今天这个讲座，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场丰盛的思想文化盛宴。
下面，我们就请刘老师开讲。在刘老师开讲之前，我还有一个请求，希望大家共同维护咱们这个良好的会场环境，不要在讲座期间解除静音和插话，让我们在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与刘继明老师共享文化之醇与文艺之美，下面就请刘继明老师开讲。
刘继明：
谢谢胡澄先生。这个讲座本来春节前就要讲的，当时人境讲坛举办了一个纪念毛主席诞辰的系列讲座，我本来准备讲讲毛泽东时代的卫生防疫工作，但由于新冠感染住院，不得不临时取消了，所以今天的讲座，可以看做是我对上次爽约的补偿。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人民文艺、文歌文艺与纯文学”。那么，什么是“人民文艺”呢？我们首先厘清一下这个概念。
一、人民文艺
“人民文艺”至少包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艺和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下面我们分别做一些介绍。
1、无产阶级文学（又称“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 是活跃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种文学流派，是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作家倡导的文学主张。要求文学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努力为民主革命服务；要求作家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反映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和反抗及进步知识分子的觉醒，受苏俄影响较大（如高尔基《母亲》《海燕》等）；革命文学阵营内部曾就某些问题发生过争论，争论的结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为左联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主要代表作品有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矛盾的《农村三部曲》。
《为奴隶的母亲》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原载于1930年3月1日《萌芽》第1卷第3期。小说写的是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春宝娘，因经济所迫被丈夫典当给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秀才为妻，成为地主传宗接代的工具。典妻曾经是浙东一带农村封建宗法制社会的丑陋习俗，它把有血有肉的人当作无知无觉的物予以典当。《为奴隶的母亲》揭露了旧中国农村阶级压迫的残酷、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忍、社会的黑暗和野蛮以及封建阶级和农村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揭示了春宝娘在精神上、人格上所遭受的无情践踏以及她的非人命运、处境，反映了旧中国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对穷苦农民特别是劳苦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小说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当时左翼文学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鲁迅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
2、延安文艺（或“解放区文艺”）：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广大文艺工作者摆脱各种小资产阶级和小知识分子的习气，到群众中间去，与工农相结合。“要做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做群众的学生”（毛泽东）。
1944年，毛泽东在观看了延安评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在给该院的编导和演职人员的信中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涌现出许多反映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自由、求解放，追求新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和作家，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荷花淀》，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以及贺敬之、丁毅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李季的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和古元的版画《减租会》和秧歌剧《兄妹开荒》等）。
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是对滥觞于五四运动“文学革命”，以“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中国新文艺传统的一次重大超越，是对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和左翼的继承与发展。首先，这些作品在内容上，一概旧文艺那种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模式，将工农兵当成了主人公，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气象。其次，在形式上建立起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真正践行了毛泽东在延座讲话中指明的中国新文艺，即人民文艺的方向和宗旨：“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是人民文艺的第二个阶段。
3、社会主义文学：又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艺概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形成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基本方法，对苏联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活动产生过重要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它力求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思想，在概括客观现实时按照党性、人民性的原则，强调无产阶级立场，在作品中再现革命的进程，肯定社会主义现实，塑造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代英雄人物形象。在造型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吸收了学院历史画在美化自然、激情表现、历史虚构、理性组织叙事、宏大效果等方面的优势。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形成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流行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并与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形式主义”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同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表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官方艺术流派和风格。
中国作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经济政策等方面，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同构性，因此在文学艺术上，也深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中国译介了大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还体现在中国文艺界也产生了一大批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品，如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红岩》《苦菜花》《林海雪原《三家巷》，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艳阳天》（浩然）《香飘四季》（陈残云），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公私合营的《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诗歌《玉门诗抄》（李季）、《天山牧歌》（闻捷）、《漳河水》（张天民）《放声歌唱》（贺敬之）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社会主义好》（1957）、《梁祝》（小提琴协奏曲，1959）、《二泉映月》，动画片《大闹天宫》（1961、1964）等。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7年，是人民文艺蓬勃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历史时期，在美术、音乐和动画片等领域都产生了许多具有开创性和世界先进水平的作品，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将一穷二白的旧中国逐步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壮阔历程和主人翁精神；同解放前的革命文学和延安文艺相比，这一时期的人民文艺在体裁、体裁和形式上更加多样化、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现实，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丰富性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一个时期；在思想上彰显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那种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在艺术上创生出一种刚健、质朴、清新的风格，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文艺真正成为了鼓舞人民前进的时代号角和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文艺的第二个阶段和发展高峰。
二、文歌文艺
“文歌文艺”：是指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十年间产生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
文歌结束后，主流意识形态将文歌称为“十年浩劫”，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右派精英和伤痕文学，甚至包括某些国家领导人，一提起“那十年”，就是吃不饱饭、穷折腾、闭关锁国，仿佛比新中国建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还落后。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美国学者、《毛泽东传》的作者莫里斯曾经指出，在文歌十年和整个毛时代，中国不仅不像主流宣传的那样处于停滞和濒临崩溃，而是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印度，仅次于当时处于世界前列的美英法德等国，在工农业和国防建设和卫生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氢弹和人造卫星实验成功，人造胰岛素、杂交水稻，万吨远洋巨轮，还有试飞成功被强行下马的大飞机，农村合作医疗和义务教育的普及等等，70年代中期，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应邀到中国参观考察，回到美国后发表了一次演讲，称他眼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欣欣向荣、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扬眉吐气，脸上洋溢着翻身做主人的幸福笑容，跟他记忆里那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完全是新旧两重天。毛时代的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平等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1、文歌文艺创作成就
孔庆东曾经写过一篇《文歌时期的文艺》，他说得颇为精辟：“关于文歌时候的文学，也有一个谬论：文歌的时候只能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叫浩然，再加上一个已经死去的作家，叫鲁迅。浩然的作品叫《金光大道》，所以他们概括为‘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就像‘八个样板戏’一样，这是对文歌文学的概括。……文歌的作品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在这里列出了几百部、上千部。文歌时候的作品是汗牛充栋。我这么爱读书的人，我都多数没读过，我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而我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就成了一个略有修养的人。非常遗憾的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大学里的文学史不讲这些作品。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曾经喜欢的、全国人民都喜欢的那些作品，现在大学里的文学史里竟然没有！那么多的小伙伴、那么多的老百姓都读过《烈火金刚》《沸腾的群山》《闪闪的红星》，他们怎么没读过呢？你可以说这书不好，你可以有理有据地说这书写的哪不好哪不好；但是亿万人民读过的东西，在你的书里竟然没有！这不是一个专业的态度，这不是实事求是。……”
我和孔庆东差不多是同龄人，所以他列举的这些小说和还有没列举的如《万山红遍》《沸腾的群山》《大刀记》《激战无名川》《征途》《新来的小石柱》等等，我都读过。可对右派精英来说，这些作品都不存在，在他们眼里，“那十年”是没有书读的文化沙漠。
实际上，文歌十年的文艺在各个领域都硕果累累，除了小说，最突出的成果无疑是样板戏。所谓“样板戏”，最初分别见于1965年3月16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的署名“本报评论员”赞扬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文章，以及1966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两位上海工人赞扬《智取威虎山》的文章。1966年底，报刊上又出现了“革命样板戏”“革命艺术样板”“革命现代样板作品”等称呼。“革命样板戏”这个称呼真正被叫响，始于1967年5月至6月。当时，舞台艺术作品会集北京，在六大剧场上演。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中，把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这八个剧目正式冠以“革命样板戏"的称号。
样板戏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许多开拓性的创新，演员出身的江qing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距《沙家浜》编剧之一汪曾祺回忆，江qing不仅亲自指导样板戏的台词和唱腔，还对音乐创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因此，样板戏不仅高扬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热情塑造和讴歌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而且探索出了一条京剧现代性之路，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堪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经典之作。不仅是“艺术上不可逾越的巅峰”（孔庆东），而且是人民文艺和文歌文艺的巅峰。
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最早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门于1958年根据毛主席关于中国新诗“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的精神而提出的，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方法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观察和表现生活，把客观现实和革命理想、革命气概和求实精神、革命实践和历史趋向结合起来，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最佳的例证是毛主席本人的诗词，他的《沁园春.雪》《七一.到韶山》和《送瘟神二首》等诗词，如“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等名句，将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和对共产主义信念的追求熔于一炉，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而文歌文艺正是对这种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一种生动实践。
成除了小说和戏剧，文歌文艺在许多艺术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果。如反映农村合作医疗的电影《春苗》《红雨》，反映教育改革的《决裂》，反映工业建设的《火红的年代》《创业》，反映国防建设的《第二个春天》，反映农村阶ji斗争的《槐树庄》《欢腾的小凉河》，反映革命战争的《闪闪的红星》《车轮滚滚》《难忘的战斗》等等；
在美术创作上，更是呈现出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局面。这里分几个方面介绍：
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创作，如《万山红遍》《长征》《更喜岷山千里雪》（傅抱石）、《江山如此多娇》（傅抱石、关山月）、《井冈山》《北国风光》（关山月）、《转战陕北《《移山》（石鲁）《拓斥孔丘》（范曾）、《毛主席故居韶山》（黄永玉）等等，这些人改开后一个都成了美术大师，画作在艺术市场上的拍卖价高达千万元以上。
动画美术片：除了前面提到的《大闹天空》，还有《万吨水压机战歌》（剪纸，1972）、《小号手》（动画，1973）、《东海小哨兵》（剪纸，1973年）、《带响的弓箭》（剪纸，1974）、《小八路》（木偶，1974）、《大潮汛之夜》（动画，1975）、《骏马飞腾》（木偶，1975）、《大橹的故事》（木偶，1976）等；
还有最受少年儿童欢迎的连环画（小人书），最具有群众性，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年画以及大批判宣传画。
文歌期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邢燕子、侯隽、董加耕、张铁生、朱克家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优秀。在美术创作上，也涌现出一批特殊的创作群体——知青画家。这些知青画家，大部分在被送往农村或生产建设兵团时，已经具备了必要的绘画基础知识，他们大都在青少年宫和中学的美术班中受过较为正规的训练。老三届（1966届-1968届毕业生）的知青画家大都在文歌开始时，就参与了大量的毛主席像和其他宣传画以及漫画的绘制工作，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们的创作能力。当他们下到农村后，便努力寻找各种机会进行绘画创作。在这些画家中，有刘柏荣、沈嘉蔚（亦名沈加蔚）、何绍教等。当然，他们中间最著名的是陈丹青。
陈丹青曾在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创作连环画《边防线上》《维佳的操行》，油画《泪水洒满丰收田》等等，并入选“全军美展”“全国美展”，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颇有名气的“知青画家”。文歌结束后，陈丹青考上中央美院，成为著名画家，移居国外后成了著名的自由派人士，除了控诉文歌和毛时代，从来不提自己当知青时的成名作《边防线上》。
除了这些知青画家创作的美术作品，“户县农民画“，也成了文歌文艺一道具农村地方民俗文化特色的风景。户县农民画是在工农兵文艺运动中形成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地域性绘画流派，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发展于60-70年代，此外，泥塑《收租院》、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泥塑《收租院》和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文歌文艺最著名的两部美术作品之一，也是最有“故事”两部作品。《收租院》取材于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再现了刘文彩横行乡里、草菅人命的真实场景，文歌期间，全国各地到《收租院》参观的干部群众不计其数，但改开后，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为刘文彩平反，一些文章把他塑造成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士绅，原来的《收租院》也改成刘文彩庄园，供人瞻仰，昔日大地主欺压穷人的见证变成了令人羡慕的富人天堂，刘家后人还到处呼吁要求为刘文彩平反。不得不让人感叹，“换了人间”。
这里我讲个有意思的插曲，湖北有个作家叫张映泉，曾经受某杂志社之邀，到四川大邑县调查刘文彩的光辉事迹，谁知这一调查不要紧，张映彻底改变了原来的写作思路，公开称：“即或是按旧社会民国法律，枪毙刘文彩一千次都不过份，杀夫夺妻，强奸少女，霸人田产，贩卖毒品，登门逼租，可谓无恶不作。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去给他定性，仅他杀害无数共产党人这一条罪状，皇天后土都饶他不得。贪官、污吏、土匪、恶霸、流氓、地痞……等等角色的恶行，他一个人占全了。”遂写了一本纪实文学《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杂志社不敢发表，出版社他不敢出，他就自己找书商出版了。
张映泉先生是我的同事，2018年去世，曾担任过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这些年作协的名声很不好，网上只要有人提起作协，几乎没有不开骂的，仿佛作协都是坏人。这未免太绝对了，在我看来，张映泉先生就是一个好人，一个保持着知识分子良知的正直的作家。
这是题外话，我们接着谈《毛主席去安源》，这一幅油画以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1921年）并举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2年）为表现题材，被称为“开创了无产阶级美术创作的 新纪元 ”，文歌期间在中国美术界具有和样板戏一样的地位。它是江西省安源煤矿筹办“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中的一幅画，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刘春华参与执笔创作。1967年10月1日，这幅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度展出，次年5月《人民画报》以“毛主席去安源”为名、用彩色夹页首次发表。1968年7月1日，《 人民日报 》、《 解放军报 》、《红旗》杂志 “两报一刊”再次以彩色单页形式发表，署名为“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毛主席去安源》单张彩色印刷数量累计达9亿多张（不含转载），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1995年10月，刘春华将这幅画交中国嘉德公司举行的“95'秋季拍卖会”拍卖605万元（拍得者为中国建行广州市分行），由此陷入了一系列诉讼：被郝国欣（时任展览总美术设计的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教师）、李绍洲诉侵犯著作权（共有）；国有资产管理局认定该画为国有资产，作出将其收归国库的行政裁定；中国历史博物馆亦将刘春华告上法庭，要求将此油画归为馆藏，成为轰动中国美术界、司法界的公共事件。
一幅堪称文歌文艺在油画创作上最有影响的作品，改开后竟然闹出这么一出争名逐利的狗血剧，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对于文歌文艺所取得的成就，主流意识形态也像对待文歌一样给予彻底否定，不仅否定，而且采取了开天窗和封存的方式。改开后不仅在大学的当代文学史课堂上对文歌文艺只字不提，偶尔提及也是作为贬义和批判的对象，用“极左”两个字打发了事，而且无论是主流媒体和出版市场，看不到任何一本文歌时期的文艺作品再版。现在如果有人想读或者研究文歌文艺的作品，只能到旧书市场去淘。在孔夫子旧书网，不少文歌旧书（特别是连环画）的价格炒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例如刘继卤绘制的《山乡巨变》，被每到了好几千甚至数万元，至于像李可染、关山月这些被成为大师的文歌画作，在拍卖市场更是拍出了几千万元的天价，包括《毛主席去安源》的版权官司，在一个无产阶级艺术被抛弃和否定的资本时代，是艺术家和艺术品被双重物化的一种荒诞奇观。
2、工农兵作者
文歌文艺的成就不只是在专业的文艺创作上，还体现在大力培养工农兵作者和广泛的群众文艺实践上。
“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兵知识化”，一直是毛泽东建设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延安时期，他就痛感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艺术家彻底转变立场的困难：“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期望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迎来一个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时期。起初，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1957年，他在接见上海文学艺术教育界人士时又说，“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可见，毛主席对这些经过延安整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诚心诚意的思想改造后彻底转变到人民大众立场上来，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是充满信心的。但建国后头几年知识分子们的表现，似乎并不能满足他的这种期望和信任，甚至有点失望了。他从建国初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和大受欢迎这一现象敏锐发现，“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的批语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以及“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仍然占领着我们的舞台等等现象，毛泽东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有一支全心全意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的知识分子队伍。也就是说，除了依靠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家，还需要从工农兵中培养出一大批“自己的文艺工作者”。
为了实现一目标，党不仅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和专业的文艺家继续发扬延安时期的传统，走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还应该努力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中间发现和培养工农兵作者，并为此制定了一整套培养制度和办法，如文艺刊物乃至报纸副刊设立“通讯员”，举办各种形式的“业余作者改稿班”等等，将那些有深厚生活基础和写作能力的工人农民和战士选拔和集中到一起，辅导和修改稿件，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这一传统从五十年代初延续到七十年代末期文歌结束，成为新中国前三十年“人民文艺”的一种特有现象，发掘和培养了不少工农兵作家和诗人，如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湖北工人诗人刘不朽、农民诗人王老九，煤矿诗人孙友田、战士作家高玉宝和农民出身的作家浩然等，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张抗抗、叶辛和贾平凹，文歌期间就是作为知青作者培养，由于创作成绩突出，被调入专业创作部门或推荐上大学的。
浩然虽然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并以《艳阳天》成名，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文歌期间出版，使他在全国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可以说，浩然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兵作者的杰出代表。
3、群众文艺
文歌文艺的成就，不只是培养了大批工农兵作者，而是在文歌期间，文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及，使以前只是属于小资和精英们专享的高雅活动，变成了有工农兵群众广泛参与的群众性文艺运动，在这种运动中，人民群众不再只是美的被动接受者，而也成为了美的创造者，在工厂、农村，成千上万的普通农民、工人和战士纷纷拿起笔，或用自己的歌喉来描绘和歌唱自己的新生活。
我是在农村出身和长大的，小时候每逢节假日，经常看到公社和大队组织的文艺宣传队到村子里和田间地头演出，每年，生产队的青年社员还排练文艺节目，选送到大队或公社参加汇演，那时候，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些文艺骨干，能歌善舞，会写会画。七十年代中期，一批下乡知青下放到我们村，这些城里青年很多都有文艺特长，有的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乐器，有的如洋琴，乡下人从来没见过，每到农闲或夜晚，总能听到知青和本地青年们一起拉二胡、吹笛子和唱歌，再加上每隔一段时间公社电影队都要到各村巡回放映。因此，那时候的农村，尽管物质还比较匮乏，但精神生活却像城里让人一样丰富多彩，跟现在死气沉沉的农村，完全是天壤之别。上小学时，我还曾被选进学文艺宣传队，在一出叫《青蛙和田鼠》的小戏中扮演青蛙，青蛙是专门吃害虫的，田鼠却要把青蛙吃掉。剧情很简单，我扮演的青蛙也几乎没什么台词，但这却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表演文艺节目。我还记得文艺宣传队的导演是学校的音乐老师，是一位姓程的女知青，长得很漂亮。后来，我把她写进了长篇小说《人境》。
群众文艺最有代表性的是七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小靳庄诗歌运动”。小靳庄，是天津市宝坻县的一个村庄，文歌期间，这个村庄的社员人人都能唱样板戏，吟诗作赋，一时闻名乡里，后来作为一种群众文艺活动新形式，推广到全国农村。文歌结束后，小靳庄被当做极左典型受到批判，并遭到右派精英们的冷嘲热讽。
不管小靳庄诗歌活动有多少树样板的成分，但这种形式将群众文艺运动推向了极致，是人民文艺和文歌文艺的生动体现，跟前几年央视热播的节目“中国诗词大会”颇为近似，只不过前者由政治推动，后者是由媒体和资本推动的。
文歌结束后，随着全面市场化，一切交给市场，曾经在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中间得到广泛普及的文化艺木，也渐渐回到文歌前甚至是1949年前的状态，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工人文化宫、工人俱乐部这些培养和组织群众文艺骨干的部门也日渐式微，直至消失。前不久，我回到老家的那个小镇，想去探访曾短暂工作过的文化馆，发现早已被一幢新修的商铺占领，院子里垃圾遍地，长满荒草，连文化馆的招牌也不见了踪迹。
这是一种很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文化馆，而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乐园和美好时代。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仅物质上按需分配，而且每个人不再是为了衣食住行、填饱肚子或赚钱而参加劳动或工作，而是因为劳动和工作成为了一种快乐愉悦的活动；文学艺术也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和特权，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参与其中，都能成为文学家、艺术家。这样的描述，曾经在文歌时期的中国成为了现实。所以说，文歌是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在一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物质相对匮乏的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文歌文艺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与世瞩目的成就。我在《革命、钟摆与“中间文学”》中说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上升时期都曾经产生过辉煌灿烂的文化，涌现过许许多多体现本阶级审美理想的文学作品。”文歌作为达到顶峰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实践，在创造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蓝图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充满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从对共产主义理想坚忍不拔的追求和动员人民群众投身这一伟大实践的维度上，文歌文艺是肇始于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的人民文艺符合逻辑的自然演变和发展的结果，是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并且达到了其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但正如辩证唯物主义和矛盾论所昭示的那样，物极必反，盛极而衰，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文歌文艺也迅速遭到清算和否定，并很快被新的文艺风尚取代了。
这种新的文艺风尚就是“纯文学”。
三、“纯文学”
1、“解冻文学”
“新时期”对文歌文艺的否定除了源于新的意识形态建立自身合法性的政治需要，还源于文歌文艺本身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如对所谓概念化、公式化的指责。这些缺点也许的确存在，但这与其说文歌文艺的缺陷，毋宁说是无产阶级文艺在成长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任何新事物不可能一开始都表现得十全十美，而总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完善成熟的。所以，撇开立场孤立指责文歌文艺的缺点，都是一种缺少历史感的表现。
“纯文学”是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产物。在“纯文学”正式登场之前，中国文学界经历了“伤痕文学”（代表作家卢新华、刘心武、郑义、古华、陈忠实）“反思文学”（王蒙、张贤亮、张洁、谌容等）“改革文学”（蒋子龙、柯云路等）以及“知青文学”（张抗抗、韩少功、梁晓声、张承志、贾平凹等）几波思潮，有人也把这几股文学潮流统称为“解冻文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几波文学思潮的不少代表作家，在文歌时期都曾经十分活跃，写过不少批判走资派，歌颂文歌新生事物的作品，若论积极和激进程度，比后来挨批的所谓文歌中的“一个作家”浩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如谌容的《万年青》、张抗抗的《分界线》还跟浩然的《金光大道》一样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作品。当然，“新时期”开始后，这些作家也都像陈丹青那样，对自己在文歌中的经历和作品只字不提。但也有例外，如张承志，他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等小说，和绝大多数控诉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作家作品不同，表达了大地、母亲、人民等一系列具有人民性和人民美学的情感立场。
“解冻文学”来自苏联，指以小说《解冻》为标志，斯大林逝世和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出现的一批暴露斯大林时期阴暗面和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作品。西方评论界认为这些作家作品是以一种理性的、清醒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对待现实生活，标志着斯大林个人崇拜时代已经结束和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因此将其称作“解冻文学”。
中国从1977年开始的这几波文学思潮，与苏联“解冻文学”惊人相似，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否定文歌和“极左”路线，破除对毛泽东的所谓个人崇拜，确立“新时期”合法性为目标的。
2、现代派、先锋派小说
“解冻文学”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文艺思潮大量介绍到中国，先锋派、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作品成了中国文学界和读者趋之若鹜的追捧对象。一些作家评论家开始意识到“解冻文学”的大部分作品，跟他们批判的文歌文艺作品那样艺术粗糙，思想浅陋，很难登西方文艺的“大雅之堂”。这些作家评论家不约而同将造成文艺作品粗糙简陋的原因，归咎为离“政治太近”，或者说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太多，作家必须远离政治，摆脱阶级斗争之类“庸俗社会学”的束缚，获得充分的自由。美学家李泽厚、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先后抛出重量级著作《美的历程》《论文学的主体性》等，为文艺的独立性和创作自由充当了思想先驱的角色。文学史和思想史界称这段时期为“新启蒙”。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界开始出现一些借鉴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创作的现代派、先锋派或荒诞派作品，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这些作品在形式上采用西方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如变形、解构和反讽等技巧，追求个人自由、反传统乃至性解放等自由主义价值观，由于其形式上的新奇陌生，思想上的大胆和富于叛逆精神，在中国文坛风靡一时；稍后出现的莫言、马原、苏童和格非等人，将先锋派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意味着“纯文学”作为一种贯穿新时期并影响至今的重要文学流派，业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潮。
3、如何评价“纯文学”？
2001年的《上海文学》曾发表身兼作家和评论家双重身份的李陀的访谈《漫谈“纯文学”》，这篇文章认为，一度在八十年代产生过积极影响的“纯文学”观念在九十年代成为文学的主流观念，并致使作家和批评家“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李陀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是：九十年代，在思想、理论界和中国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论争当中，并没有文学界的声音；另外是“七十年代写作”尤其是“个人化写作”被提高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九十年代的文学界“主动放弃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作家和批评家拘囿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视野之中，丧失了描述(实则是建构)社会总体图景的能力。
我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可以说是在“纯文学”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最近我在编选文集时，这种感受格外强烈。在经过了近四十年之后，我的思想和中国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蜕变，这使我对“纯文学”有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认识。现在看来，李陀先生的反思，只触及到了“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但我认为，“纯文学”最大的问题还在于颠覆了延安文艺建立和新中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人民文艺传统，即毛泽东早在延座讲话中解决了的“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文学究竟应该为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还是应该为占人口少数的精英和资产阶级服务？这个问题在文学内部是很难找到答案的，而是改开后社会不断精英化资本化所导致的，因此与其说是一个文学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点到为止，就不展开了。
其实，“纯文学”并不像其理论和实践者宣示的那样纯，在貌似祛除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外壳下，召唤的恰恰是另一种政治或价值观，用汪晖的话说，叫“去政治化的政治”，这是整个新时期主流文化精英采取的一种话语策略，尽管他们表面上抛弃了“解冻文学”某些直露的政治口号，但目的还是为了批判否定文歌和毛泽东时代建构起来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以便全面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我们以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为例，他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都曾引起过激烈争议，《丰乳肥臀》中丑化八路军，美化国民党军队的例子比比皆是，曾引起过包括部队老作家彭荆风和革命老区干部群众在内的众多读者的激烈批判和愤怒抗议，这里就不细说了。我们重点谈谈《生死疲劳》，这部长篇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了主流文学界一群著名评论家的高度评价，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被冤杀的地主经历了六道轮回，变成驴、牛、猪、狗、猴，最后终于又转生为一个带着先天性不可治愈疾病的大头婴儿；这个大头婴儿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身为畜牲时的种种奇特感受，以及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半个多世纪生死疲劳的悲欢故事。仅从故事情节看，像不像方方那部为土改翻案的小说《软埋》？
曹征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纯文学，其实就是借文学之名行政治之实，他称之为中国文坛的“华盛顿共识”，并且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
“放在全球视野中观察，“华盛顿共识”其实就是资本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它既不是一种文学话语，也谈不上一种学术研究，而是一项帝国战略。它争夺的是文化领导权，是批评话语权，可以说它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它在文坛的表现主要有三：
一曰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事实都不过是一种陈述”，反对事物的客观实在性。90年代以后中国作家精神生活发生的变化就隐含在这种表述里，所谓历史终结了宏大叙事解体了，成为最流行的精神姿态，仔细辨析这表述正是戈培尔“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翻版。
与虚无主义历史观相联系，文歌以后中国文学的主流审美观念也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文歌怨毒心理与全面否定百年文学历史进而否定中国革命史的政治思潮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审美虚无浪潮。
在此基础上，伴随着中国文坛精英化的进程，近20年一直盛行着“历史终结论”、“后现代论”、“宏大叙事解体论”、“小事崇拜论”、“形式进化论”、“人性发现论”“范式转换论”等等论调，而且一直以“纯文学”的话语方式活跃着主流着，只不过近两年，这些论调会随着气候冷暖换换马甲。
这些主张实际上已经贯穿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最主流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活动，形成了心照不宣的“华盛顿共识”，已经把这一套当作规则，当作秩序，谁胆敢突破这个边界立刻受到围攻。比如涉及到历史的必然要为侵略和殖民辩护，涉及到现实的必然要为压迫和剥削辩护，涉及到当下生活的必然是“逃避”和“穿越”。千篇一律的批评话语则是把这种恶搞当作“艺术”，对真情实感和严肃思考进行嘲弄。这种不参加思想建构和时代精神风貌建设的文学批评实际上已经取消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后来，曹征路又在一篇访谈中指出：“这三十多年来，文艺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已经被改造成资产阶级用来愚弄人民的工具了。80年代西方文学进入中国的时候，被简单地理解为反传统、反权威，而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被遮蔽掉了。”
曹征路的话可谓将“纯文学”的底裤和面具全扯下来了。顺便说一句，曹征路是中国文坛唯一公开撰文批判过《软埋》的作家。他去年12月29后去世了。在这儿，让我们一起缅怀这位人民文艺的坚定继承者、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
进入新世纪两个十年以来，随着主流意识形态从盲目崇拜西方到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以及社会的全面资本化利益化，“纯文学”乃至整个文学体制的表现形式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正如一位年轻的网络作者说：“中国右派就是负责宣传资本主义价值观和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中国资产阶级先锋队。十多年前他们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是受邀前往大中小学校，张口闭口‘民主’‘自由’，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真正的右派也是理想主义的，不过属于反动）。后来右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遭到重创，明晃晃的汉奸言行几乎消失不见了，如今的中国右派知识分子已经抛弃他们当年的理想主义外衣，而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宣传员……”
这位青年作者道出了精英知识集团在一个全面资本化利益化的社会，从自由主义鼓吹者蜕变为极端利己主义的“宣传员”。而且，他们中的大被多数人并不只是甘于担任“宣传员”，而是一马当先，在各自的利益圈子和地盘上自利自肥，通过手中的权力，以评奖、出版发表作品和研讨会等名目，大搞利益输送，可谓名利通吃，有的甚至将这种“福利”传给下一代，形成了文艺界父子和父女作家、夫妻戏班子等现象，前两年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几首“屎尿屁诗歌”， 在网络上引发激烈争议，被批评是世袭罔替和门阀现象在文坛的死灰复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2004年，学者旷新年在评论曹征路小说《那儿》时认为，“新时期”破绽累累，再也无法修复和延续，已经确定无疑地终结。但他宣布的显然过早了一些，近二十年来，“纯文学”不仅没有终结，反而不断变换身段和面具，其主要代表人物，早已进入文学体制，占据各级作协文联和出版部门的要津，成了文学范式和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这是一个“纯文学”从边缘走向主流，逐渐经典化和“封圣”的过程。在许多文学从业者心目中，“纯文学”的作家和理论家们代表着文学的正统，是一种高级文学的象征，备受尊崇；文学的各种研讨会、颁奖会越来越富丽堂皇和高大上，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颉颃而行。而我们前面谈到的人民文艺和文歌文艺，却仍然被锁在历史的冷宫里，浑身涂满污渍，使人们难以窥见其真实的面容。
在月入不足一千的穷人和年收入动辄以亿计如马云、柳传志这些富豪同属于人民范畴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业已废止，人民概念越来越像一块被人嚼过无数次的口香糖那样空洞暧昧和失效，在这种境遇下，我们将人民文艺、文歌文艺和“纯文学”这样对立的两组话题，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讨论，具有一种苦涩的意味。
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
胡澄：
刘继明老师在近两个小时的讲座中，口不停歇的辛劳，给我们带来了一次震撼人心的讲座。有一个成语，叫“渐入蔗境”，就是甘蔗后甜的境界，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甘醇深厚。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就是刘继明老师与精英文学或贵族文学，也就是纯文学决裂的决绝坚定，可以说是一种割袍断袖的气魄。大家知道，有位文学评论家葛红兵，曾经写过一本书《刘继明论》。而这位评论家是坚持历史虚无主义。他曾经写过一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心思想就是全面否定“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妄言“这注定是一份贫乏的遗嘱，反面教训多于正面价值”。而刘继明老师这个立场鲜明的演讲，可以说跟葛红兵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我的第三个感受，就是刘继明老师为“作协”保留了一份儿荣誉，为人民文艺争得了一份儿尊严。刘继明老师刚才在讲座中曾说到，现在很多人一提到作协都有一种厌恶的情绪，但这个作协出了刘继明老师这样的作家，就说明作协体制内还有人民这个因素存在，还有人民的气味，人民的颜色。我们不仅从刘继明老师今天这个演讲，还从他一系列创作及论述当中，感觉到了人民的气味，红色的本质，感受到刘老师不愧是一个真正的人民作家；第四个感受，就是刘继明老师在对文歌文艺进行深入挖掘与剖析同时，也对主流文学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歌文艺的曲解遮蔽进行了批判，使文歌文艺焕发出熠熠的光辉，使我们感觉到，以人民立场为本的文歌文艺的丰富、丰厚与丰满。刘继明老师在刚才的讲座中说：“文歌文艺是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它的本质是秉持人民立场，动员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是延安文艺，人民文艺、无产阶级文艺一个符合逻辑的发展和高峰。他提到了文歌期间群众文艺的突出典型小靳庄诗歌，大家知道这个小靳庄在天津，文歌时期出了小靳庄，改革时期，出了大邱庄，这是非常鲜明的一种对比。第五点感受，刘继明老师对纯文学的剖析，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纯文学就是对工农文艺和人民立场的逐渐背离与疏远，使我们感到，纯文学不“纯”，就是刘老师说的，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是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和人民文艺，全面融入西方的一种途径，是以纯文学名义，对社会主义和工农立场的背叛。
另外，考虑到刘继明老师的精力以及咱们所处的环境等原因，今天就不安排互动交流了，我们这个人境讲坛，以后可能会发展到线下讲座，到那个时候，咱们再跟刘继明老师做充分的交流，谢谢大家！
【文/刘继明，当代知名作家，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人境在綫”，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