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评《邻居》：“古怪楼道”的消亡
01
1981年，北京电影学院青年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邻居》上映了，这部电影当年就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次年又获得第二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按当时的说法，《邻居》获奖的理由，主要是“艺术探索所带来的新感觉”，四十多年后今天，回看这部电影，则能够发现很多“艺术探索”所不能概括的东西。
《邻居》的时代背景，是1977年。
熟悉中国当代史的人，都明白这一年意味着什么——在“拨乱反正”的口号下，这一年成了一个新的起点，“时间再次开始了”，大转折已经启动（尽管还远没有完成），中国正是从这一年出发，一路走到了今天。
《邻居》的故事，始于这样一个“元社会”：建工学院的一幢筒子楼里居住着学院党委书记袁亦方（王培饰），原党委书记，现在的学院顾问刘力行(冯汉元 饰)，水暖工喜凤年(许忠全 饰)，校医明锦华（郑振瑶饰），助教冯卫东(李占文 饰)和讲师章炳华（王橦饰）等六户人家。他们每家住一间房，没有公共厨房，只能在楼道里生火做饭，但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古怪，有点不可思议，但又有点像伊甸园一样的所在。
因为，按照今天的经验，水暖工、医生、知识精英、官员等，是不可能住在同一个楼道里的，他们的收入天差地别，能够享受的福利，乃至特权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早就各有各的社区了。
这样“古怪的楼道”，是历史形成的，是此前一年刚刚结束的“十年闻歌”所造成的结果。
“闻歌”的一个重要命题，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的含义是什么呢？
限于篇幅，这里不做理论展开了。简单点说，就是以按劳分配的名义，实行按等级分配，一个人的行政级别、技术职称、获得过的荣誉等等，都可以成为向党和人民索要相应待遇的“资本”。
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还无法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因此不得不实行“按劳分配”，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法权。
而资产阶级法权，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
所以，毛主席认为，我们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和旧社会差不多”，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权一旦发生变化，“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将长期存在，无法取消，但如果放纵无视，乃至推波助澜，资产阶级法权这头怪兽，最终会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吞噬得干干净净，连骨头渣都不剩。
怎么办呢？毛主席认为，这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限制。“闻歌”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
关于这次尝试所经历的痛苦、激烈的博弈过程，这里也不展开了。想指出的仅仅是，《邻居》开始时所呈现的“古怪楼道”或“伊甸园”，就是这次尝试所导致诸多结果之一。
有人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解释：这么多人住筒子楼，是因为住房不够。
我要强调的是，这种说法把建造更多的住房，同在既定条件下按什么原则分配住房混为一谈了。社会主义从来不排斥更多、更好、更舒适的住房，早在五十年代，全国人民就在畅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
无疑，我们要建造更多、更好、更舒适的住房，同时，我们还应该按照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而不是按照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分配住房。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毋庸讳言，六、七十年代的住房是紧张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得不用“高积累，低消费”方式实现工业化，而在工业化任务完成之前，国家无法安排更多的资源改善人民的住房条件。
但是，在住房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按照“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来分配，还是按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来分配，结果截然不同。
以《邻居》给定的条件而论，如果按照前者的原则来分配，那么作为建国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现任书记袁亦方、前任老书记刘力行，每家至少应该分两间房，水暖工喜凤年根本就没有资格分房，只能住工棚，助教冯卫东也只能在临时宿舍里凑合，不可能住到这里。
“古怪楼道”之所以能够出现，是按照后一种原则分配住房的结果，分配时只考虑了实际需要，没有考虑袁、刘与喜、冯在地位、资历上的巨大差异。
好，关于“古怪的楼道”或“伊甸园”之所以能够出现的时代背景，分析完了。
02
现在是1977年，令人神经紧张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年代已经结束，生活正在按照新的逻辑展开，“古怪楼道”里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气息，很快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既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已经成了新的政治不正确，那么学院很快就名正言顺地调集资源，为院领导建成了舒适的三居室住宅楼。袁亦方、刘力行每人都分到了一套。
对这样的变化，袁亦方安之若素，甚至认为来得太晚了，他有些愤愤不平地说，“看看全市我这个级别的干部，还有谁住这样的房子（指筒子楼）？”
刘力行隐隐感到不安，但也接受了。
非常有趣的是，楼道里不能享受乔迁之喜的其他住户，也没有人有任何不满。“闻歌”中当过造反派，曾任“黑帮劳改队”队长的喜凤年，还非常理解对袁亦方说，“这些年，你们也真的吃苦了。”
但接下来发生的第二个变化，让楼道里炸了窝。
原来，大家盼望的是，袁亦方搬走之后，邻居们用他家空出来的那间房做“公共厨房”，这样就可以不用在楼道里做饭了，孰料，这个卑微的愿望居然落空了！
真相是：袁亦方为了市委组织部董部长的关系，竟然指示房管科吴科长把这间房分给了董部长的侄子。
邻居们气愤难平。最为天真烂漫的“喜队长”此时反应最激烈，他主张撬开房门，先“占领”了再说。
“喜队长”体现了那个年代工人的主流特征，尽管经历了“闻歌”洗礼，还是没学会从政治上看问题。他不明白，“占领厨房”纯粹是匹夫之勇，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首先把自己置于违法违规的被动境地。
并且，失去了理论武器之后，他们连讲理都不会了。
事情就这么僵持起来了，如何解套呢？
这个时候，有延安情怀的老干部刘力行站出来了，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把自己的那套新房子退给学院，以此换取学院把“公共厨房”留给邻居们。
危机解除了，皆大欢喜。
但明眼人都清楚，刘力行这套和稀泥的做法，只是把矛盾掩盖了。
新的问题很快又出现了。
刘力行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访华，提出要到刘力行家里来看看。
已经升任市建委主任袁亦方认为，刘力行住在筒子楼里“影响四化的形象”，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聪明的主意——把自己的新居借给刘力行接待客人。
困难之处在于，袁亦方的家不是刘力行的家，刘力行在袁家冒充主人，手足无措，破绽百出，眼见无法掩盖，刘力行索性不再装了，他带着老朋友回到自己的筒子楼，在“公共厨房”里同邻居们一起会餐。
艾格尼丝拍摄的“公共厨房”照片在美国杂志上刊登了，袁亦方借题发挥，以干部住房条件太差丢了中国人的脸为名，停建普通教职员工的住房，集中材料为领导干部建高级住宅。
明锦华的弟弟明玉朗给市委写信揭发这一问题，竟受到打击报复，被取消研究生入学资格，冯卫东——这位曾经的学院红卫兵副司令——决定写大字报贴到市委大院……
这个时候，因为查出癌症而住院的刘力行拦住了大家，他以老战友的身份夜访市委书记，促使市委出面干预此事。
最终的结果是：市委决定停建高干住宅，优先建筑普通教职员工住宅。明玉朗也被重新录取为研究生。
生活真美好，但问题解决了吗？
否定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理论，取消了“喜队长”、冯卫东们的相应权利之后，“资产阶级法权”的洪水汹涌而来，腐败与分化加速进行，一切都靠刘力行如风中之烛一样的生命来阻挡……
能行吗？历史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03
第二年春节来到了，邻居们兴高采烈，在“公共厨房”举行最后一次聚餐，春节过后，他们就要乔迁新居了。
刘力行没有参加这次聚餐，他到北京做手术了。
袁亦方从北京回来，带了老刘送给邻居们礼物，还有一封信，大家高高兴兴地读着他的信，姥姥（喜队长的岳母，凌元饰）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忽然她离开了厨房，到走廊里痛哭失声，泪如雨下……
她知道老刘就要去世了，她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最后的晚餐”，混沌已开，有些将上升为天，有些将下沉为地，“伊甸园”将从此消失——这一点，只有她预感到了。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