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延安文艺”为方法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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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马今日推送董丽敏老师的文章《以“延安文艺”为方法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经验》。在本文中，董丽敏老师立足于方法论的角度，从“新革命史”出发，探究和反思“延安文艺”研究的内在理路及其嬗变与展望。首先，董老师细致梳理了几种“延安文艺”研究思路的立场、视野和侧重点，强调当今的研究试图突破传统的“革命史”和“现代史范式”，去除二元的分析模式，重返社会历史现场，有助于在综合视野中打开延安文艺的讨论空间。其次，董老师立足于各类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入至延安文艺研究的“本源性问题”，需要在历史的内在视野中以“延安文艺”自身的逻辑来理解“延安文艺”，避免将其视为是一种“现代性”的“地方性知识”，而需要立足于整体的中国革命的经验，予以整全性的观照，辨认出“延安道路”蕴藏的“中国式现代性”。最后，董老师指出，若要探寻更有历史回应性的研究范式，根本在于立足“延安道路”，将延安文艺作为打开“现代中国”何以成为“现代中国”的锁钥。“延安文艺”与中国革命相伴而生，也就是说，植根于“革命”，才能深描和召唤出“延安文艺”对于历史和当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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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十多年来，伴随着“把革命带回来”[1]逐渐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学术思潮，如何“向‘新革命史’转型”[2] 开始成为各学科重要的拓展方向之一。作为与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的知识领域，[3]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展开的有关革命—社会主义文学的“再解读”[4] 潮流出现得更早，这其中，关于延安文学/文艺的研究探索尤为活跃，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思路，大致可以概括为：努力突破立足于沿海城市—出版传媒—文化工业而产生的“现代文学”分析框架，重新评估以偏僻贫穷的内陆乡村为场域而展开的“生活与艺术同一”的延安文艺实践经验的激进性，将其视为“一场含有深刻现代意义的文化革命”；[5]在特定的抗战“政治—文化”框架中讨论延安文学特殊的表达方式和意义生产机制，分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集体创作’”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地形图”的“改写”；[6]引入“社会史视野”，尝试在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彼此纠缠的特定历史格局中，去理解延安文艺所形成的“新的写作作风”、[7] 所打开的面向群众的“情感实践”[8]以及主体不断再造的“感知结构”；[9] 在深化对赵树理、丁玲、艾青和孙犁等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越出单一的“文学”范畴，着重挖掘说书、秧歌剧、新歌剧、朗诵诗、大合唱和木刻版画等延安时期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所内蕴的独特历史意涵。[10]